互联网上关于金钱的各种讨论中，我们很容易看到类似“如果能住上这样的房子，不敢想我有多开朗”的感慨，所以当“有钱”和“抑郁症”联系在一起时，更多人会感到不解、好奇。
跟三位确诊了抑郁症的“富二代”聊过后，我们发现除了面对更加严厉的家庭教育，优渥的物质条件也成了加重他们痛苦的根源。
变本加厉的“打压式家庭教育”
莫莫今年24岁，生活在一座二线城市，家里开公司，资产上亿。从小她就知道，自己的人生都将由父母一手包办。
然而在学校里，她是被称为“差生”的那一个，同阶层里，到处都是“别人家的孩子”。高中之后，学习上的差距越来越大。有的同学考上了国内重点大学，有的同学申请到了QS100甚至常青藤名校。莫莫读了一年留学预科后，勉强进了一所排名一般的学校。
“但凡你生在普通家庭，都得进厂打工，哪里还有书给你读？更别说留学了。”
像这种打压她的话，父母从小说到大。听到现在，莫莫自己都开始认同：“有时候想任性一点，去做我喜欢的事，但发现根本没有那种能力。父母的安排应该是我人生最好的结果了。”
莫莫甚至对得了抑郁症有些自责。“在多数人眼里，我已经很幸福了，从小到大没经历过什么挫折，顶多是受一些典型的东亚小孩的苦。”但从某一天起，她开始毫无缘由地流泪、伤心，每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昼夜颠倒，去医院检查，已经是中度抑郁。
和莫莫同龄的郝苏情况相似：出生在一线城市，家里做房地产生意。从她和妹妹出生起，她们就各自拥有一个账户，每年父母都会往里面存上几百万。
在物质条件上，父母不计成本地投入。郝苏只是对一首钢琴曲子感兴趣，他们就买来价值上百万的“施坦威大三角”，请最好最贵的老师，不管她是不是三分钟热度。
同时，郝苏父母的教育方式更加令人窒息。就算考了95分，父母也会质问她，为什么不能考到100分。从小到大，对待她的方式都是“不听话，打一顿就好”。
“家里人都更喜欢妹妹，就算妹妹做错，挨打的也是我，因为我没有给她做好榜样。”从有记忆以来直到初中，郝苏都是这样过的。小学3年级，同龄人对“忧郁”还没什么概念时，她就想象过从楼上跳下去是什么感觉。确诊抑郁症之后，妈妈为自己辩解：“黄金棍下出好人，我当年又没有打你头。”这句话，甚至直接让她做出了自杀的决定。
在心理学博士布莱斯·罗格斯伯格根据亲身经历写就的《我在上东区做家教》一书中，美国富豪家庭痴迷于为子女铺就藤校之路，根本不在乎他们心理健康与否。因为财富不仅不会让父母感到放松，反而“助长了他们对阶层下滑的恐惧”。
一方面，富人阶层的父母往往在名牌大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或者能力十分出众而创业成功。在他们看来，如果孩子考试成绩不够好，就说明自己工作不到位。作为成功人士，他们清楚教育的重要性而不缺席孩子的整个学业过程，从文具到人际关系事无巨细，恰恰是这些，带给了孩子前所未有的压力。
另一方面，富人聚集的顶级学校往往课程难度更大，同龄人压力也更明显。这些青少年不仅在考试科目上苦读，其他的特长课程也要齐头并进。
而功成名就的父母也成了永远无法超越的参照物，任凭他们怎么努力都难以望其项背。
久而久之，这些人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前，会不由自主地加上“是我不够好”的前提。“以我这样的资质，如果出生在没钱的家庭，可能会更痛苦吧。”莫莫经常不由自主地假设，觉得自己不配拥有那么多。
郝苏也很清楚，钱可以买来很多“东西”，比如她去哪里都不用排队，比如她看的心理专家每小时要花费4500元，比如她能拥有随心所欲上班或辞职的自由。这是因为在她们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并不会因为财富巨大而放弃宣称其来之不易，有钱人家的小孩对金钱数额一样敏感。
“这个世界太虚伪了”
比寻常人富有，常常让旁人高看一等或是阿谀奉承。但当场景转移到校园，这种区别对待常常伴随着嫉妒、排挤和伤害。
如果场景再缩小到抑郁症群体中，当一个经济状况远远优于普通人的患者开始诉说自己的痛苦，等待他的，通常是不被理解甚至被攻击。
患抑郁症的年轻男孩张言，家庭从祖父母辈就十分优秀，周围的长辈都是国内外名校毕业。在学校，他总是被老师、同学时刻提醒自己的“不一样”。老师劝学时会举例“张言家庭那么好还那么努力”，之前玩得很好的朋友得知他的家境后开始叫他“少爷”、自称“老奴”，这一切都让他格外尴尬。
张言和之前的女朋友感情很好，女孩却在对方父母的压力下提了分手，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家庭“配不上”他。
友情和爱情都让他感到失望，他也知道很多逢迎自己父亲的人其实并不是真心的。“我觉得这个世界太虚伪了。”
莫莫在国内读书的时候，有很多“酒肉朋友”，但很少有真心朋友。“他们把我当成人傻钱多的冤大头”，只有吃喝玩乐的时候会想着她，遇到被同学偷钱这种事也无可奈何。
在国外确诊抑郁症后，莫莫试图加入网上抑郁症患者的小团体，和大家抱团取暖，却成了众矢之的。
因为家境和留学生的身份，许多人跑到她的SNS主页留言嘲讽，无法承受这些压力，她选择了销号退网。最让人觉得荒诞的是，辱骂她的人正在自己的主页表达痛苦乃至自残。
理论上说，痛苦不论大小，都应该被一视同仁。但如果一个人在某方面拥有超出其他人的良好条件，就很容易被质疑痛苦的“正当性”。莫莫身边很多朋友都有或轻或重的抑郁症状，但他们通常不会对外表明，因为害怕可能受到的冷嘲热讽。
在纪录片《生为富人》中，富二代Josiah Hornblower就难以和普通朋友相处，因为他的父母是那种根本无法想象居然有些人家里会没有度假屋的人。美国彭博集团创始人之女Georgina Bloomberg最苦恼的就是，在她热爱的马术运动中，即使拿奖也只会被别人评价“是因为你有一匹好马”。
富豪子弟的最大烦恼之一就是孤独，因为有钱人的身份，他们很难跟人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被人算计也是家常便饭。对于患上抑郁症的富二代来说，这个身份有时副作用更大。
金钱只给他们带来了生活方式的不同，但抑郁症的痛苦却是真实存在的，跟其他人没什么不同。
高中确诊时，郝苏的父母、好友都觉得她只是心情不好闹情绪，说她“想得太多”，带着玩一玩、哄一哄就行了。直到她开始自残、试图服药自尽，他们才彻底转变观念。父母带她寻找专家问诊，雇了24小时待机的心理医生，持续治疗五年，花费七位数，她今天才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出家门工作生活。
五年治疗期间，郝苏的父母虽然开始扭转对女儿心理健康的看法，但家庭教育带来的阴影依然笼罩着她：在父母身边会出现应激反应，所以只能刻意疏远；无法原谅他们带来的伤害，又时常怀念他们的好。她对父母暂时维持着这种矛盾的爱恨。
莫莫则感到心灰意冷。虽然父母在治疗上很积极，生病后也很关心她，但在她看来，这一切来得太晚了。她分享了一个故事：
青年艺术家刘耀华在2022年做了一个艺术实验作品《祝你平安》，他在175颗幼年成长苹果中，分别插入一根3.8CM的钢针，七个月后存活下来的苹果仅有75颗，被伤害过的苹果不仅个头比正常苹果瘦小，造型更是扭曲畸形，被针扎过的地方，凝结成了一块黑色的伤疤，展示时间带来的无言伤痛。
图片来自刘耀华个展《不安》
“我就像这个苹果一样，以前他们说的话就像这些针，早就把我刺穿，让我生病了。很多人一辈子都在等父母的一个道歉，我等到了，但是好像没用。”
莫莫的妈妈一直把“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叫问题”这句话挂在嘴边，莫莫表示认同，但她认为这只适用于钱还不够多的人。因为没钱的人还可以用钱来解决痛苦，或者有这样一个念想在前面支撑，而她却无法用钱解决痛苦。
莫莫看不到自己好起来的可能。她没有遵医嘱服药，只在撑不住的时候吃，面对父母的监督，想尽办法应付和糊弄，就像那颗等待风干的苹果。
受访者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ELLEMEN睿士 （ID：ellemen_china），作者：小时，编辑：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