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中无所不在的中产阶级，有时被形容为一个雄心勃勃的群体，被触手可及的成功牵引；有时又被描述为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群体，时时陷入坠落的恐惧。将他们团结起来的并不是繁荣，而是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负债资产和强制过劳。
当我们举债获得的财产的价值变得过于难以预测，当初决定投资时得到的关于未来的承诺显得不再可信时，我们就会迎来从中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觉醒的真正转折点。
不管中产阶级性创造了何种关于“自力更生”的乐观说法，我们都不是——也从来不曾是——中产阶级。
人类学家魏斯在《我们从未中产过》中，通过对德国、以色列和美国等国的民族志调研，勾勒出中产阶级这种观念是如何在身份政治乃至私人生活中对普通人的家庭施压的。这项极富原创性的研究将人类学和批判理论的研究路径熔炼一炉，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中典型行动者的分析，重新阐释了资本主义。
“如果中产阶级事实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意味着什么？它服务于何种目的？它如何产生，又因何而如此不可抗拒？
我用这本书来回答这些问题，同时探寻这些问题的潜在含义。”
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本书导论选摘：
中产阶级并不存在。每当我们谈论它时，大部分讨论都自相矛盾。我们担心它在衰落或是萎缩——仅仅和十年前相比，今天自认为中产阶级的人已有所减少，照这样的势头，那些勉强够得着中产阶级的人很快也会跌落下去。
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受到新闻标题的鼓动，照它们的意思，只要放眼全球，就会发现中产阶级其实处于上升趋势，在印度、巴西和南非这类地方，对幸福志在必得的人们正使中产阶级的队伍日趋壮大。
这里埋伏着一个古老的语言陷阱：当我们追问中产阶级的数量时，我们同时也确认了这一观念，即中产阶级就摆在那里，人们或是跻身其中，或是跌落其外。
事情并非如此。想要看清这一点，不妨看看近些年来试图找寻中产阶级的各项研究。翻阅政策与咨询公司、智库、发展机构、营销公司、政府机关和央行发布的研究与分析，你会发现，中产阶级的标准有多少，研究结果就有多少。统计学家身负重担，要找到普遍适用的测量尺度。富裕国家的人们享有的居住、工作与消费水平，是全球大部分人口梦寐以求的——包括那些最可能被当作全球新中产阶级的人。有哪种分类能把这些人同时包括在内呢？
分类方式倒是不少。
其中之一是职业：所有技术型的专业人员、经理和专家，或是所有从事非体力劳动的人，都算得上中产阶级。乍听之下合乎直觉，直到你想起众多学非所用、苦苦挣扎着的白领职员，或是相反，想起那些一听就不符合以上职业标准却报酬丰厚的非专业人员。
另一种流行的中产阶级标准是对贫穷的相对免疫：根据这种定义，中产阶级享有足够的资源，来保护自己免于朝不保夕的饥饿或是匮乏。然而同样，我们都听过那种明明是中产阶级，却因个人、国家或是全球市场危机，而在一夜间从富裕沦为赤贫的恐怖故事。
有些分析师着眼于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将收入超过其家庭日常所需，因而可以购买非必需品的收入者视为中产阶级。这种定义具有误导性，它假定了收入是稳定的，可以量入为出，但在现实世界中，家庭的收入与开支是高度不规律的。
另一些分析师则用绝对收入水平（absolute income levels）来定义中产阶级。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相似的，即便是根据国家物价指数作调整也无可避免。金钱的相对价值是一回事，人们能用它买什么则是另一回事，影响因素包括当地的物质资料条件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需要人们面对的政治气候。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可以拥有相近的收入水平，但他们的生活标准差异是如此巨大，很难把他们设想为同一群体。
还有一些人将中产阶级定义为中等收入者（middle income）：所谓中产阶级，就是指收入在其国家处于中间水平的人。这种定义排除了跨国对比的可能性，同时，一国之内所谓中等与略低收入之间的差距之小，很难令人信服地将这两者区分开来。
最有趣的一种标准来自精明的量化分析师，他们称其为主观标准：让人们自己开口就行了。这种方法总会让分析师栽跟头，因为一般说来，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人要比其他任何标准下属于中产阶级的人多得多。全世界都是如此，无论是高于或低于特定中产标准的人，都会自我定位为中产阶级。
如果说分析师对中产阶级的定义不一，那么公共部门与商界的代表则没有这样的疑虑。这些权威人士展现了广泛的共识，认定中产阶级确实是个好东西，不约而同地哀叹它的萎缩，或是庆祝它的增长。
就政客而言，无论是左是右，是保守人士还是自由主义者，都青睐所谓的中产阶级，声称他们提倡的政策代表了中产阶级的利益。智库和咨询公司帮助政客，吸引自认为是或有志于成为中产阶级的人们。当他们提出扩大中产阶级的策略时，营销人员则在为企业高管出谋划策，以迎合中产幻想。再加上专业文献和新闻报道的影响，各方面都将中产阶级和种种社会、经济上的欲求之物联系在了一起。
特别是，他们把安全、消费主义、企业家精神和民主挑选出来，当作中产阶级生活的支柱。在他们的描绘中，这些特性是相互关联的，每一项都自然连接到另一项，共同构成经济发展、现代化和集体福祉的良性循环。
然而，对于被假定为全球中产阶级一分子的人们，一些社会科学家费心研究他们的生活，继而对以上特性提出了严重怀疑。
据社会科学家所述，将这些人群团结起来的并不是繁荣，而是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负债资产和强制过劳。他们倾向于储蓄多余的现金，或是投资房产、保险，而不是将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品。只要有机会，他们就更喜欢拿固定的薪水，而不是冒着风险寻求当企业家的利润。如果有人追求后者，那更多是由于缺少稳定就业而被迫做出的调整。
社会科学家们强调，这部分人群在政治上采取实用主义，支持能保护他们利益的政党与政策，而非全盘支持民主——只要看看拉丁美洲最近的历史，就不难发现这一点。
这意味着，“中产阶级”是个非常模糊的范畴，不仅边界不清，就连它是不是正面的范畴也还存疑。然而，这种模糊性并未阻碍它的广泛流通。
这一概念风行各国，不仅体现为政治与经济领袖关于中产阶级利益、品质与抱负的断言，更体现为全世界各行各业的人们对中产阶级身份的渴求。现在，当人类学家遇到这样一个备受推崇却定义不明的范畴，当她看到政客、发展机构、企业实体（Corporate actors）和营销专家都在积极运用这一范畴概念，她很可能会想到一件事：意识形态。
我在以色列和德国研究了与中产阶级普遍关联的诸多议题，不时也会观察全球范围内的类似案例。观察中，我发现这种意识形态无处不在。这促使我更直接地去质询：我所观察的人们的身份是如何被确定的？我问自己，如果中产阶级事实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意味着什么？它服务于何种目的？它如何产生，又因何而如此不可抗拒？我用这本书来回答这些问题，同时探寻这些问题的潜在含义。
尤为特别地，我在书中的论点是讲给一群身涉其中的读者，原因如下。
今时今日，“我们”（we）这一代词疑点重重，且总是引出一个针锋相对的“非我”（not-me）。各式各样的政客、商人、牧师和活动家为了他们宣称的共同目标，任意祭出“我们”，来集结不同群体。
在和“非我”的对峙中，人们会更自发地说出“我们”，这些“非我”可以是与99%的“我们”相对立的1%的权贵，也可以是一群被认为威胁着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所有之物的反众（counterpublic）。
但我在此想讨论的是另一种涵括，它既非出于策略性目的、亦非出于对假想敌的抗争而强加于人的概念或是集体性的称呼。相反，它是一个低调的、自我满足的“我们”，它强调的是我们的一种自负。
《我们从未中产过》
[以]豪道斯·魏斯 著，蔡一能 译
艺文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1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艺文志eons（ID：eonsbooks），作者：豪道斯·魏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