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8日凌晨2点,导演谢飞从北京出发,历经17个小时的飞行,到达欧洲西北小国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作为第27届“黑夜电影节”主竞赛评审,年过八旬的他,在飞机落地后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看片。


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谢飞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任教数十年,是众多“第五代”导演的恩师。近些年他虽淡出一线创作,但并未停止对中国电影的关注以及对青年影人的扶持——他每年花大量时间在大大小小的电影节,隔三岔五在豆瓣发表影评,被网友戏称“为中国电影操碎了心”。


秉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谢飞犀利敢言。


他一次次呼吁,电影创作者要尊重文学,因为“多数导演并不具备独立编剧的能力”,在他看来,编剧、导演,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职业。影视导演是在商业运作、技术控制、制片事务的复杂过程中进行创作的,许多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找剧本、拉资金、制片、处理合作关系等繁杂事务之上,再聪明、再有才华也很难像作家或剧作者那样沉下心打磨作品,但是“现在把导演捧得太高,对编剧不够尊重。”


当越来越多年轻人走上电影创作之路,谢飞建议大家,“不要从18岁起就一门心思只想、只会做导演,要多做些制作的其他行当。”另外,他建议青年人“电影的内功与外功都要具备,只想着自我表达、技艺探索,对情节叙述、人物塑造、主题开掘、类型把控的内功不下功夫,即使可能偶尔获得赞赏、奖项,也很难走向观众及市场。”而“不连拍三部,不能称之为导演。”


当今年以来全国电影票房超过500亿元时,谢飞坦言,繁荣之下也要看到那些“连宣发费都未必回来”的小制作,“要算一个总账,就是电影局立项通过的所有片子总投资是多少。”因此,不是所有创作者都要在院线电影这一条路上堵死,而是要“尊重市场,按市场规矩算钱。”“市场和法律是使得影视繁荣的两个最大的法宝。”


今年9月,在福建平潭参与IM两岸青年影展时,谢飞就电影行业、人才培养、融媒体观念等方面接受了《新周刊》专访。以下为谢飞的自述。


一、“成为一个好导演,你要先找到活儿”


我今年已经81岁,因为年纪大了,从2003年以后没有再接导演的工作,主要在教书。从事影视制作的人,创作欲望强的都把做导演当作目标,因为导演是“艺术创作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但是为什么从2000年之后,导演专业本科毕业生的“成活率”这么低?大家不要从18岁起就一门心思只想、只会做导演,要多做些制作的其他行当,为未来做导演夯实基础。


像我的学生乌尔善、申奥,在今年暑假都特别红火,但乌尔善在2002年、申奥在2009年就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了,之后拍了长时间的广告,获得了锻炼,也解决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他们再来拍片,哪怕三五年一部,也拖得起。所以,成为一个好导演,能够赚钱、能够有作品,你要先找到活儿,要有长期的准备,急不得。


传统胶片制片的大电影厂时代,做导演要先从场记、助理、副导演等做起,没有片场实践,不可能坐上导演的座位,而做助手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像李少红当年被分配到北影厂导演室,先给谢晋当副导演,时间差不多了,就会安排她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片子《银蛇谋杀案》。


现在的年轻人,好不容易完成一部长片,有些又是相对个人化的表达,一旦赔钱了,谁还会继续投你?我经常说,不连拍三部,你不是个导演。你不仅要搞作品,还要团结团队,直到发行环节,都要成功,否则偶尔获得赞赏、奖项,却很难走向观众及市场。


现在青年导演自编自导似乎是个时尚。但以我几十年教授导演的阅历来看,多数导演并不具备独立编剧的能力,即使偶尔成功也难以持久。导演们一定要放下身段,找一个好的剧作家。


1986年《湘女萧萧》剧照。


《芙蓉镇》这么好,是因为古华的小说就非常伟大,人物、情节、思想、情感都出自他。我的电影《湘女萧萧》源自沈从文的小说,《黑骏马》是张承志的作品。作家需要长久地观察、体验、分析生活中的人与事,细致地构思、想象、打磨作品。作家刘恒当年曾在导演系听过一个月的课,此后做了《少年天子》的导演,但一次以后,他就不干了,因为做导演,大量精力会耗费在拉资金、处理合作关系等繁杂的事务与人事关系上,要考虑钱,要拼体力。编剧、导演,两个职业完全不同。导演是关键人物,但剧作始终是灵魂。现在把导演捧得太高,对编剧不够尊重。


二、“影院不会灭亡,但影院电影的高潮已经过去”


现在电影节和电影学院非常多。电影节更多是作为鼓励、展示、推广的平台,特别是对商业市场的补充。因为电影观众的积累主要是通过商业市场,但市场又太支持通俗娱乐,一些有人文价值的作品往往得不到足够票房。世界上的电影节,会更偏重支持多民族电影及艺术片,它们和市场各有分工。一些电影在市场上很卖钱,以后可能就没人看了,但艺术片不同。


但电影节短的也就三天,长的一个星期,电影人才与技能的培养不是靠一个电影节就能促成的,电影教学是一个长久的过程。


特别是当下,胶片被数字取代,视听视觉制作被送到每一个人手里。我们在赞赏数字技术的同时,也要看到它所造成的图像泛滥。大量的人拿着手机乱拍,合格的不多。就像大家都会读和写,但只有少数人可以成为作家,一些人只能成为写手,因为作家是需要才华的,电影创作也一样。


我甚至认为,视听写作应该进入中小学课堂,第一节课就是“如何拍一张合格的照片”。所谓合格,有技术上的景别、角度、采光、曝光标准,还有这张照片讲的是什么。是拍一个人还是一棵树、一个景?是想歌颂、美化还是贬低?只有过了基础关,你才能更好地运用视觉,记录生活、表达自我。


1995年《黑骏马》剧照。


正是因为人类已经进入了视听写作的新时代,而国内影展还局限于“电影”本身,我觉得还是保守了。就像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都有它们存在的价值,作为视听叙事,影院电影就是中、短篇小说的篇幅,电视剧就是长篇小说的篇幅,大家本就是一个艺术种类。所以,电影节本身也在探索,比如如何以影展的方式支持融媒体视听作品。就像今年的柏林电影节,增加了关于剧集的评选,只是规模还不成熟。


北京电影学院1950年建校,建校前20年基本延续莫斯科电影学院的细分科、精英培养模式,近40年来学习了一些欧美的综合培养、多层次教学的方法。就是说,在欧美,学生在本科阶段什么都要学,但是你可以偏重编剧、摄影或剪辑,等等。


我在20世纪80年代当(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的时候,提出想将北京电影学院更名为“北京电影电视学院”,因为有50%以上的毕业生在电视领域工作,而我们现在新建这么多学校,其实准确定位就是“传媒大学”,像国外很多院校,就叫“电影电视学校”或“电影电视新媒体学校”。我们本科教育坚持综合培养,也不光是电影制作综合培养,还要包括融媒体制作综合培养。所有电影人都应该有融媒体观念,只是因为销售方式、观赏方式不同,造成了戏剧作品长短、规格的不同。


我们老把影院电影放得最高、最大,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影院不会灭亡,但影院电影的高潮已经过去。就像《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下称《封神》)破25亿元票房,按票价50元左右来算,观影数大概是5000万人次,如果在电视、网络上播放,关注人次会更多。我们的艺术创作是为整个社会服务,如果还基于影院电影这样一条路,会很狭隘。


三、“我们要尊重市场,更要按市场规矩算钱”


所以,导演、制片人从一开始就要明白,你的作品是为谁而拍。为电影院、电视台,还是网络?受众都不一样。现在最大的毛病,就是大家只看影院能回收点钱。但是仔细想一想,如果两个月公映80部影片,只有票房前5部还能挣钱,赚大钱的更是少数,大家为什么还要扎堆到影院去做?


我的一些学生花几百万元拍摄,我说,你这个电影从题材到内容,就应该直接找网络,做成网络电影。大家不要把自己套死,要有融媒体的开阔视野,而且要讲究市场规律。


今年夏天,我在豆瓣夸奖了《封神》《孤注一掷》的票房。在中国,有一批做商业电影的人,已经形成了规模、有了方法,这是让人高兴的一件事。这拨“年轻人”经过10年、20年的历练,学会了怎样在影院这种商业市场做能够赚钱的东西。


但是小制作,有些能有几十万元票房就不错,宣发费都未必能回来,你又何必在一条路上堵死?


在IM两岸青年影展上,台湾地区的创作者就提到,他们拍一部戏一定明白在台湾这个市场能回收多少,卖到奈飞又能有多少钱。在这个范围内,演员、明星该得多少,都是有控制的。咱们现在就很虚,投资都那么大,演员报酬又那么高,但是有些小明星演的影片,1亿元没到就下片,肯定是要赔大钱的。


我们讲今年(2023年)电影总票房已破300亿元(编者按:截至11月14日,2023年全国电影票房已突破500亿元),但是我们要算一个总账,就是电影局立项通过的所有片子,总投资是多少。假如总投资600亿元,现在回来300亿元,那么有300亿元就是赔的。这样的话,我们就要研究如何控制成本,用市场的方式想出挣钱的办法。电视剧也一样。多年来,中国电视剧90%都是非期货。可是你要清楚,你到底投入多少、收回多少,甚至5年、10年后又能收回多少。


国外的电视剧90%都是期货,也就是拍摄时就知道,明年或者后年几月几日在哪个电视台会播,而且大量剧集都以电视台为主出资,投资方时刻关注投资回报。另外,投资上百万美元的作品,银行都要担保,要清楚如何回收成本,以及谁来播出。


所以,市场和法律是使得影视繁荣的两个最大的法宝。我们要尊重市场,更要按市场规矩算钱。


至于创作者本身,要关心社会、关心历史,视野再开阔一些。现在,创作者的思想活跃度以及对创作规律的尊重,还是不够。好的艺术作品应该有思想,对现实有肯定、有批判;不仅是把故事讲清楚,更重要的是塑造人物、触及人性。你的东西无关痛痒、不敢碰触社会问题,你永远出不了有价值的作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罗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