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年会不能停！》里，号称企业春节的年会，更像是一个引子，引出来对职场生活的滚滚苦水。
人们难以忍受的不是年会本身，不是讨厌和新老同事聚一块吃喝，而是对被异化的、符号化的职场环境保持着警惕。在更多时候，电影中的年会只是表象，背后是一年又一年的来自工作本身的压迫感，是逃脱不了的职场困境和信仰迷茫，是要面对365天里一无所获的自己。
所以，正因为这种共性的存在，哪怕今年相当多的打工人没开年会，《年会不能停！》仍能在亟须精神救赎的时刻，拍拍他们的肩膀：
“来，我帮你讲两句吧。”
一、打工人胡建林，典型与非典型
大鹏演的胡建林，是打工人的一场幻梦，是理想。
他的运气好到离奇。因为一纸错误的调任令，胡建林从地方五金件厂飞升到豪华的省城总部。尽管钳工出身的他对HR工作一无所知，尽管他所代表的旧观念与新时代格格不入，但在阴差阳错的幽默桥段、将错就错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推动下，胡建林仅用几个月时间便升职加薪，实现阶级跃升，从木讷淳朴的技术员变成一人之下的高管，光速达到许多打工人穷尽一生都摸不着边的职场高度。
情节进展到这里，是一个现代版的《连升三级》，大部分为人称道的讽刺也集中在这一过程中。而如果说胡建林前半段的经历是一段传奇，那么结尾高潮部分就像是一场梦幻了。
升到职业至高点后，他整了个超现实逆天大活，先瓦解企业内部贪腐链条和颠覆势力，帮大老板铲除奸佞，又在年会唱了首打工人嘴替rap，抒发他们委屈愤懑的心声。
结局有些失真。闹完这么一轮，胡建林荣归工厂担任副厂长，引领技术革新，老工友都保住了，得到了一个兼具理想主义和现实考量的完美结局。
不少观众觉得不过瘾？但不过瘾就对了。
胡建林这一角色，本就是负责把所有不可能发生的集于一身，用荒诞如梦境的桥段解构所谓的大厂，用最假的设定向世人描述真实：大型企业不过草台班子，加密通话不过无效黑话，中坚力量不过欺上瞒下，冠冕堂皇的计划，不过是私欲膨胀的表达。
但胡建林很真实的一点是，人有时候真的只需要一些自己最重视的东西，有了它，就有了继续的理由。
一个技术人员的梦想，无非有人真正尊重和在意他的技术，且愿意送他回到熟悉的环境之中而已。
当然，现实中这可能比电影中胡建林的奇遇还难以实现。
二、三个角色，打工人的三个侧面
《年会不能停！》里的主角团是三位一体的。胡建林之外，另外两个角色，代表了打工人的不同面向，合在一起，才触动人。
白客演的马杰，是打工人本人，是铁板一块的现实。
他代表了社会的现实面，职场的真情况，打工人被规训的最终结果。他自愿加班，积极揽活。早没了脾气，更没有运气。
为了保住这份工，马杰的底线可以一降再降，让他做什么都行：扯谎、妥协、自我催眠、剥离人性。在长久的职场规训之下，打工人多的是自我催眠和折磨的法子。
马杰从一开始就发现胡建林是被错调的，但他选择用错误弥补错误，为胡建林打掩护，只求不因背锅丢工作。保住工作是他唯一正确的选择，以及唯一能把握的现实。他没有胡建林好到魔幻的运气，没有潘怡然那种冷眼看一切的疏离和悲凉。他有的只是攥紧当下，没有退路。
剧情推进到是否揭发企业内部贪腐时，马杰依然是那个最纠结的人。他不想牺牲自己去成就这么魔幻而伟大的事情，他在意的还是自己丢了工作怎么办。
这个角色负责了影片里大部分的“真”，是一个天马行空的、处处凑巧的剧情里，是被命运疯狂眷顾的胡建林身边的、一个合理得让人心疼的、让打工人照镜子的角色。他证明了，在高压的职场环境中，拼命工作是证明自我价值的唯一方式，也是钳制生命力和自我意识的牢笼。
他就是你和我。
马杰的结局对应着他的现实诉求。他连升数级成为HR高管，从一个唯唯诺诺的边缘角色，成了有发言权的业务线领导。
只是不知道在获得理想结果之后，马杰会成为大公司里难得的清流，还是在他曾经最痛恨不齿的莺莺燕燕里，成为下一个捅出大窟窿的皮特？
有时候，谁能说得准屠龙少年和恶龙的区别呢。
庄达菲演的潘怡然，是打工人里的局外人，是一出闹剧和悲剧的旁白。
她总是清醒，清醒得有些悲凉。她从一开始就看透了所有事：胡建林啥也不会，马杰啥都敢忍，公司是一个在高速运转表象下濒临散架的草台班子。她希望在这里生存，却又清楚转正无望。自己从来都是局外人，习惯了“哪里需要就往哪搬”的动荡，所以有“公司有种炒了我”的决绝。
她对职场潜规则厌倦，同时对身在其中的所有人，包括她自己感到十分厌倦。
电影的桥段越热闹，主角团际遇越离奇，越衬得一开始的潘怡然像个旁观者。她像综艺里的导师，一边用上帝视角吐槽这出闹剧与悲剧的混合体，一边慢慢认同和加入这个重塑职场形态的主角小团队。
她逐渐理解了胡建林和马杰，看到了他们所有荒诞下留存的人性，一些她愿意相信，也真正喜欢的人性。
潘怡然最后的决定，看似是三个人中最悬浮的：现实中，外包转正非常难。而她在终于转正的同时辞职，选择了一份“绕着江若无其事”的自由，以及重拾死去的歌手梦的可能性。
她在片尾的曲子中弹唱，“在这个无人问津的夜/你是否还记得自己曾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值得。”
她可能真的能找回自己。在入世又出世之后，她成了最通透的旁观者。
三、《年会不能停！》，好就好在真，更好在假
电影的底色当然是摇摆暧昧的，剧情推进全靠默契与巧合。
我们当然不可能要求一部电影去拯救和改变什么，但它首先拍好了一个清晰流畅的喜剧故事，笑点充足、贴切、不尴尬。在很多国产喜剧片已经不好笑的前提下，它对得起近年最高分喜剧片之名。
此外，它能在喜剧外壳下罗列出种种真实存在的职场问题，这非常勇敢：买官卖官，利益输送，权力争斗，倾轧排挤。外行且糊弄事的领导，受歧视的大厂外包，习惯委屈求全的打工人。职场黑话，流言蜚语，潜规则，想象的敌人，结构性的暴力。
有些人甚至都没有说出这些问题的勇气。《年会不能停！》的批判并不是蜻蜓点水，而是大喇喇用天马行空的想象解构现状，在对既有规矩的破坏中获得精神的重生，让打工人在笑声和沉默里，寻找那个丢失掉的自己。
已经很难得了，不是么？
《年会不能停！》是写给打工人的一篇童话。
打工人其实知道，胡建林式的职场漂流过于奇幻，潘怡然式的自由追求过于难得，马杰的经历倒是挺真实，但他因祸得福的升迁，依然令人羡慕。
所以，它是童话。它帮现实中的打工人发疯、发梦，又落回现实。童话当然没能照顾所有现实的问题。
广进计划原计划裁掉6000人。胡建林凭着一股赤诚莽勇，从大老板手里捞回了300名工友。
300名工友的工作保住了，理想主义大获全胜。胡建林的前半生是he，他的后半生想必也会非常满足。
但是，剩下的那5700人呢？那些被广进计划集中约谈、抱着文件匆匆离开工位的普通人呢？他们该如何度过未来的这一年呢？
在电影和现实里，他们都被隐去了。现实的残忍之处在于，结局最坏的人往往难以发声。
年会之后，我们依然要回到新一年的现实里来。
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中写过工作者的异化：没有人希望被当成废品，周遭的人又不断动摇自己的存在，所以还要忍受种种不公和失落，以求得到继续下去的力量。
“无能、懒惰的玩家必须被排除在游戏之外，他们是这场游戏的废弃品，只要不停止游戏，不停止吸纳参与者，这种废弃品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
很多时候理性是一种暴力。大公司和一切权力结构一样，阳刚统辖着温柔，强力的意见压制了妥协。粗暴是结构性的，是许多人所不自知的。粗暴藏在名为理性，名为业务熟练、通达人情的冰山之下，藏在大家都被动接受的潜规则里。
从这些意义上看，董润年和大鹏的尝试是有意义的。我们通过一场喜剧复习了这些东西，且至少在看电影时笑得很开心。
勇敢的人是看到世界的真相之后，依然尽量看到它的闪光之处并热爱它。如果不行，那么也尽量保持乐观。
一个刚刚被大厂裁掉的朋友，看完这部电影的评价是：哈哈哈，蛮好笑的。
这也就足够了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腾宇，编辑：苏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