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2岁的春香在陕西老家失业了。她打了一辈子的零工,突然的闲暇让她无所适从,频频在和女儿的通话中表达焦虑。


女儿张小满是一名刚从媒体转行的大厂人,为了说服母亲出来散散心,她提议说“我帮你找份工作”。她知道,只有这个理由能让母亲出行。在深圳工作多年,她都未能让母亲来看她,每次都被回绝说“怕花钱”。


张小满也几乎习惯了这种分离状态。她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离家上寄宿学校,因为母亲在各地辗转打工,在矾矿上当过大锅厨师、滚过“球子”(处理矿土的一道工序),在老家村里打过连翘,也去灞桥盖过房子……


只有在过年时,母女俩才能匆匆见上几天。但北方的春节又是闹哄哄的,每天都在走亲戚,两人很难坐下来促膝长谈。“我很少有机会去了解妈妈在打工生涯中,她的生命是怎样的。我对她的印象停留在想象中的人物,就是一个‘妈妈’,一个标签式的人物。”张小满说。


因此,在2020年的秋天,张小满借着“找工作”的名义,把父母接到了深圳一个36平方米的两室一厅里同住。


2022年春,封控期间,小满和妈妈春香在天台。(图/饼干 摄)


张小满本来只是打算让父母来深圳玩半个月,看看女儿生活的城市是怎样的,没想到春香极其重视“找工作”这个承诺,收拾了大袋的行李南下,甚至还包括两双在县城大润发买的、有点像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她计划找工作的时候穿。


一开始,张小满以为母亲很快就会打退堂鼓,但是母亲没有,而是以破釜沉舟之势“面试”到底。哪怕中途遇到波折,她也很快就能换到下一份,最终成功应聘,就此在深圳扎根了下来。


张小满的生活因此发生了剧变,从原本和丈夫的二人世界变成四口之家。她低估了母亲不想退休的决心,也低估了两代人同在屋檐下的难度——比起想象中的天伦之乐,生活中的摩擦让母女俩像炸毛的狮子,比如春香总爱捡“垃圾”回来塞满床底,批判女儿的穿衣风格和生活习惯,质疑她为什么养猫而不养孩子……


她们互不退让,势均力敌,用春香训女儿的话来说,“都是一身硬骨头的那种人”。在这当中,受到困扰的不只是在情绪漩涡中的两人,还有作为旁观者的丈夫和父亲。


在丈夫饼干看来,丈母娘和妻子之间是一种“高分贝、高能量,表面紧张激烈、如火山般一触即发,内里又互相高度依赖乃至依恋的母女关系”。每次吵架,他听得最多的就是丈母娘那句——“我难道在老家没有家?我要赖在你这里?”


吵完之后,春香就会让女儿给她买车票回老家,只是最后都会不了了之。


春香在厨房包饺子。(图/饼干 摄)


但让张小满意外的是,她和母亲的和解,是从她进入保洁员的世界开始的——藉由母亲的工作,她无意中窥见了这个身处缝隙的庞大群体,个中有一代中老年女性的奋斗史,也有个人生活的悲剧史。


她慢慢走到了她们中间,走进了母亲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并把这段经历写成了《我的母亲做保洁》一书。


这个冬天,我在深圳见到了已经同住三年的小满一家。母女俩都是表达欲很强的人,语速极快像连珠炮弹,聊天时会互相打岔,边“奚落”对方边发出铃铛般响亮的笑声。


阿姨执着地用陕南方言输出,也不管我听不听得懂、女儿的翻译跟不跟得上,于是常常被张小满急切打断:“你让我来讲!记者没有听懂你的。”


这明朗又坦率的两个人,向我展开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深圳折叠”,还有中国打工女性的两种典型样本。


一、“下等工作”


如果不是母亲突然成为保洁员,张小满可能永远不会知道阿姨们有多恨奶茶。


春香被奶茶气得偷偷哭过好几次。它总是湿淋淋、黏糊糊的,一旦粘到垃圾桶的纸上、塑料上就极难清洁,可极少人会从“处理的麻烦程度”来考虑自己如何扔垃圾。


她每天都要在垃圾桶里处理奶茶,但没有一杯是真正喝完的,很多人还会把杯子倒扣着扔进去,任凭奶茶流一地。无数次,春香需要用手去把杯子扶正,拿起来放在水龙头下冲洗干净,给垃圾桶换上干净的塑料袋,把洒到的地方用抹布擦干净。


她不理解这个极致的消费社会,总是很气,奶茶这么贵,年轻人又为何这般浪费?她一辈子没喝过奶茶,却要在垃圾桶旁日复一日地处理它。


春香在写字楼工作时。(图/饼干 摄)


做保洁还让春香频频在厕所遭遇尴尬时刻。很多公司为了省工钱,会要求阿姨同时打扫男厕所和女厕所,但很多男性会对“正在清理”的黄色挡板视而不见,直接站在小便池前就开始解裤子,把阿姨吓得够呛。


春香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会觉得“太不文明了”,只能在对方尚未正式开始之前,撤出洗手间。她和一些阿姨也会跟主管说“不要打扫男厕所”,但通常保洁公司不会愿意再聘请一个大叔,再掏一份工资。


因为不可能让大叔打扫女厕所,所以就让阿姨打扫男厕所。在张小满看来,这上面有很严重的性别上的区别对待。当一位女性到了五六十岁,就仿佛失去了性别,谁会真的在乎一个正在打扫的尴尬的老年女性?


春香总习惯贬低自己,说这是“下等工作”。但她又常常觉得自己是“享福的”,因为不用像其他保洁员那样挤在宿舍里。张小满去看过这种所谓的“员工宿舍”,是那种老破小区里六七十平方米的房子,连客厅也摆满了架子床,男女混杂,一间房可以住进十七八个人。


但很多保洁员不太在乎,因为他们常常是连上16个小时的班,早上6点起床,晚上11点半才到宿舍,基本上就是只在床板上躺一下。


深夜,深圳街头谋生的人。(图/饼干 摄)


在疫情期间,保洁员在不平等结构下所承受的不公也越发显露。张小满发现,在那段时间,很多公司为了让保洁员继续工作,避免流动,要求他们统一将铺盖、换洗衣服、锅碗瓢盆等从宿舍带到写字楼的地下车库,打地铺过夜。


车库没有空调,楼顶全是一天吵到晚的通风机,噪音非常大,无法想象如何入睡。


很多公司并非强制性的,但很多人仍然一住就是好几个星期,白天起来上班,晚上睡在车库的地板上,24小时都在楼里——因为他们觉得与其被封在宿舍,还不如多拿几个星期的工资。


春香也想继续赚钱,张小满不让,让她回家待着。


张小满觉得,疫情让保洁员这种维持社会运转的基础性工作越发显得不可或缺,因为如果他们一天不上班,写字楼的垃圾就堆成山。但用美国社会学家格雷伯的话来说,母亲和她工友们所做的工作属于“狗屎工作”,对社会必要且有益,但收入低,工作环境糟糕。


春香曾想过转行去做保姆,但一面试就失败了,因为她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骑自行车去买菜。


她也曾试图去做58同城那种上门做卫生的钟点工,但是她识字不多,看不懂路牌,学不会导航,无法自主搭乘深圳各种复杂的公共交通工具,只能作罢。


每当这种时候,她都会一遍遍感叹:如果天下有后悔药,她小时候一定去念书。


二、无效的抗争


虽然无力改变什么,但春香从不放弃与不合理的事情抗争。张小满记得,母亲以前在矿山工作,讨薪的时候就坐在马路上把老板的车拦住,拿不到工钱坚决不走,“我妈在职场上比我勇敢多了,她都是靠着生命那种很强的韧性去争取自己的权益。”


因此,春香在当保洁员时很少唯唯诺诺,遇到领导催促或对她的工作指手画脚,她就会不卑不亢地回应:


“我还在上面,要一层层地做,我又没长翅膀,能马上飞下去。


“赶快去做得有一个过程,我要用腿走路,我又不是孙悟空会变分身,一飞就能飞下去。”


春香“擦亮”深圳。(图/饼干 摄)


她还会帮其他阿姨表达不公平。有一次,一位性格懦弱的阿姨被租户投诉说厕所“有尿骚味”,但味道是从地漏里渗上来的,没有清洁剂无法去除。春香看不过眼,就在有领导的工作群里发了一连串的语音:


“你说楼下商场的洗手间是香的,也不看看别人用的什么材料。”


“那里还配有香薰蜡烛,你这给了什么?”


她不管自己的方言别人听不听得懂,直截了当地表达意见,也不担心主管会不会给她“穿小鞋”,觉得被解雇了就继续在下一个写字楼找工作。


群里很快就没人吭声了,阿姨后来也没被罚钱。张小满很佩服母亲这一点。她知道,母亲整个生命的前半段一直都是这样靠“争”走到现在,不但没有被资本、城市的一套东西规训,还把农村那一套生命经验平移到了她的保洁职场。


但是张小满也知道,保洁员们的抗争常常是无效的。它可能是最底层的螺丝钉,更容易让人异化和工具化,一些环卫工身上甚至携带着一个长方形的黑色定位器,长时间不移动会发出提醒,就是为了防止偷懒。


经常和春香一起聊天的环卫阿姨。(图/小满 摄)


而且,保洁员永远可以有新人顶上,所以对于每一个阿姨而言,这份工作都是摇摇欲坠的,随时可能被解雇。


张小满常常从妈妈的唠叨中,得知保洁员们会因为各种荒谬的原因被开除:有的是把电饭锅插头插在了一家公司门口的插板上,有的是和业主吵架,有的只是因为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拉了一个晾衣绳。


但偏偏这样一份极致压榨个人时间的重复性工作,是AI暂时还取代不了的工作。美国作家埃亚勒·普雷斯在《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一书中提出,很多隐形劳工是被遗忘的百分之一,却承担了社会百分之百的肮脏工作。


白石洲街头谋生的人。(图/饼干 摄)


特别是自新冠大流行以来,拥有更多特权、可以奢侈地居家办公的人,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超市收银员、送货司机、仓库管理员等数以百万的低薪工人。


“他们的工作被认为过于关键,根本不能喊停……但这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许多工人依然无法享受医疗保健和带薪病假,即使必须承担接触潜在致命病毒的风险,也无法获得个人防护装备。”


在深圳这样一个以干净和便利为标签的大型都市,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人在维持它的日常运转?每当有一个人进入厕所,就有一次弄脏的几率,那保洁阿姨得保持怎样的频率,才能让它随时随地看起来洁净如新?


三、母女的新世界


让张小满欣慰的是,因为做保洁,母亲结识了很多同在城市里漂泊的异乡人,慢慢建立起了自己的外部世界。


在深圳工作仅仅半年,春香就以社牛体质跟很多保洁员成为了朋友。在街上碰到她们,春香隔着10米远就大声打招呼,然后开始拥抱,还会被不由分说地拉着去参观对方的出租屋。


张小满有时候会在周末帮妈妈一起打扫卫生,也由此触碰到一个过去从无交集的农村女性群体。


超级商场,保洁阿姨开着扫地车经过广告牌,舞蹈演员的手臂像阿姨的翅膀。(图/饼干 摄)


在过去,她从没想过一些保洁员为何刷马桶时都在唱歌,来自湖北黄冈的木兰阿姨告诉她,自己年轻时在村里的宣传队,婚丧嫁娶都会邀请她去,最爱唱的是《太阳出来照四方》《浏阳河》和《赤脚医生向阳花》。


她也从没想过写字楼大堂那些由几万颗水晶石串起来的“水晶树”,为何永远是亮晶晶的,闪烁着富丽堂皇的光芒。直到四川南充的芙蓉阿姨告诉她,为了让这几万颗珠子更亮,她和另一位阿姨需要用毛巾一粒粒擦拭,整整擦了两天。


最颠覆她刻板印象的是在垃圾房的雨虹阿姨。这位来自安徽淮北的阿姨已经58岁了,每天的工作是把垃圾桶里的塑料、纸壳、泡沫、铁制品等废品分出来。她个子很瘦小,不到一米六,只有86斤,张小满却常常在路上碰到她开着三轮车、载着高过头顶的垃圾飞驰。


雨虹阿姨的手。(图/小满 摄)


春香一度觉得雨虹阿姨很可怜,“整天在垃圾堆里面”,直到有一天她得知,雨虹阿姨在一个韩国人家当了近20年保姆,能说一口流利的韩语,写一手漂亮的韩国字,整个眼神都亮了,对人家佩服得五体投地,还开玩笑说:“嫂子,你教我学学韩语!”


熟络之后,春香每次经过垃圾房都跟雨虹阿姨打招呼。受她的影响,春香更加认真地学写字、看书。在张小满家里,我还看到了好几样雨虹阿姨送的东西,比如好看的废弃花瓶、还活着的绿植、一套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福娃。她们也送雨虹阿姨好吃的糖果、饼干。


春香很喜欢,用它们布置女儿的家,还把原来奄奄一息的绿植都养活了。


春天,小满家植物茂盛的阳台。(图/饼干 摄)


这些情谊在深圳这个坚硬的钢筋丛林中就像涓涓细流,让春香的生活充盈起来,也抵消了许多工作上的烦扰。她没有在适应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而是把乡土社会的相处模式平移到了深圳土地上。


这也是基于深圳特殊的城市气质。虽然它是一个效率导向的地方,但打工人来自五湖四海,都讲普通话,没有很强的“地域性”,人与人之间的包容度相对高。


这是春香自己打开的新世界,也是她带给女儿的新世界。


四、女的是“菜籽命”


在深圳三年,春香的保洁工作从超级市场换到政府大楼,之后又换到高级写字楼。她游走在各式各样的办公场所,对城市的上班族有了一层新认知,在日常唠嗑中已经能熟练使用“大厂”一词。


曾几何时,春香和老家的人一样,以为儿女念到大学了,在大城市过得轻松得很。当了保洁员之后她才发现,每次打扫办公室,垃圾桶里都会“躺”着白领们来不及吃的、已经冰凉的早餐。


“年轻人一天到晚都‘钻’到电脑里面。有时候给办公室拖地,一些人就说他的座位不用拖了,因为忙得没时间起身。”春香说。她和女儿一样有敏锐的观察力,不断对我感叹“年轻人真难”。


春香还从许多细微之处,窥见当代女性职场的困境。有时候,她会遇到一些刚休完产假来上班的新手妈妈,每天中午会让公公婆婆把孩子抱到写字楼楼下,方便她们及时给孩子哺乳。很多大厦也没有设置母婴室,哺乳就只能在厕所进行。


她还很心疼一些感觉快临盆的女性,腿都肿了还在坚持上班,“看着就很危险,很吓人”。


她也和一些打工的女孩保持着秘而不宣的秘密。有一段时间,春香总在厕所碰见一位不停干咳的潮汕女孩,她问女孩是不是感冒了,女孩悄悄告诉她是怀孕了,公司还没有一个人知道。


可能就是在这些观察中,春香开始转身理解女儿。刚来深圳的时候,春香不懂为什么写字楼里怀孕的年轻女性那么少,对女儿迟迟不要孩子表示不解,直到她目睹这一切,看到了焦虑的女性打工者如何艰难地平衡事业和家庭。


小满和春香看海。(图/饼干 摄)


春香过去总对女儿说,女的是“菜籽命”,撒到肥地里就长成卷心菜,撒到贫地里就长成黄菜苗。


这一充满悲悯的表述,在她们老家流传很多辈了。“人种菜的时候菜籽是随便撒的,蹦到哪里就是哪里,它是很随机的。所以就觉得(女性)有点像菜籽一样,在被撒的时候,命运是没有办法选择的。”


在农村老家,很多女性的一生都是随波逐流,个人意志难以左右。包括春香自己,在张小满的记忆中,母亲在过去漫长的几十年里总抱怨自己的婚姻,因为母亲和姑姑是以“换亲”的形式婚嫁的,两人都用自己一辈子的幸福赌上哥哥的幸福。


“那阿姨觉得您的女儿也是菜籽命吗?”我问。张小满自小学习勤勉,考上大学,工作后又顺利转型进入大厂。在她自己看来,已经是一条比较幸运的路。


“她当然是菜籽命,出生在北京广州这种大城市的才不是菜籽命。”春香答。


五、永不消失的匮乏感


张小满发现,自从母亲当上保洁员后,母女俩之间多了一层职场人对职场人的关系。两人因此有了深入的交流,“我们工作上有很多相通的东西。比如我在大厂跟我妈在做保洁,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用时间换钱。”


但是,母亲好像一辈子都不打算退休。她坚决要打工挣钱,特别在得知深圳的房子“像黄金一样”之后。她觉得即便女儿和儿子都已经在大城市就业,但只要他们还没生孩子,生活还没真正安定,这些责任就该摊到父母头上。


这种匮乏感,来自家庭持续穷困的惯性。张小满小时候,家里几乎是村里最穷的,爷爷早逝,奶奶不能掌事,没有可以支撑这个家庭的长辈。因此,春香夫妇只能到处打工,又总被各种不可抗力打断,就像张小满在书中写的:无法做长期规划,总是临时决定,被动选择,没有告别就突然出发,突然归家。


小满故乡的炊烟。(图/饼干 摄)


步入晚年后,尽管春香的丈夫早就超过了60岁,但农村的养老金只有110元。一年1320块,连负担他从西安往返深圳的高铁票都不够,“微小得如同大海里的一滴水。”张小满说。


母亲的晚年大抵也如此。所以,她会不知疲倦地打工,有假也不肯休。在小满的丈夫饼干看来,这几乎是一种强迫症,比如在过年时,春香不愿休息,一个人干两三个人的活,导致左腿滑膜炎发作,痛到动不了。


还有一次,小满夫妇要带她去体检,让她休息半天。结果春香舍不得请假,凌晨5点多出去把该干的活干了,然后7点多赶去体检,11点结束后又跑回公司打卡。


小满为此跟她大吵了一架,但依然无法改变春香的惯性。春香的生活也极度节省,拒绝出去旅游,轻易不回老家,因为都要花钱,而且还可能把保洁工作弄丢。


冬日暖阳下忙碌的环卫工。(图/饼干 摄)


每当儿女跟她说“没必要”时,她就会把“八十岁老头砍黄蒿,一日不死要柴烧”挂嘴边,说自己才50多岁,同龄的很多保洁员都干好几份工作,她们有些骨头都坏死了,还有滑膜炎、肩周炎等慢性病,但人家也还在继续干。她似乎永远只会向下比较。


深圳的“搞钱”氛围,也许刚好满足了春香这种长年累月的匮乏感。但如果说春香未来有可能停止打工,应该就是给儿女带孩子的时候。尽管,带孩子也是一份全职工作。


她会觉得,这是在为女儿省下月嫂和保姆的钱。“她不会让我不工作,她说女儿一定要工作,永远都要工作。挣钱就是她的信仰。”张小满笑道。


这是母亲的下一步规划,带着一种为下一代牺牲和付出的强烈期望,尽管这事连影儿都没有。


张小满想,他们可能是最后一代会这样想的人。


六、“合谋”写作


回想起最开始书写时,张小满是奔着缓和紧张的母女关系去的。但真正落笔后,她发现母亲这段打工经历,本身就是对城市那一套高速运转系统的对抗,也戳破了大厂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很坚硬的东西。进入母亲的工作现场,让她找到一些具体的意义。


得知拿到出版合同,出书成为一种有极大确定性的可能后,春香热情充沛地协助女儿完成这个写作计划,就像一个项目经理。有时候女儿下班回来太累了,在沙发上躺平,春香就拉她起来,让她赶紧把今日的见闻记下。她更加积极地引领女儿进入保洁工作现场,为女儿牵线,和保洁员们打交道。


春香在看杨本芬的书。(图/小满 摄)


最初的矛盾也在一点点瓦解。张小满越发觉得,一家人在一起,所有情绪都是可以舒展开的,不用像在职场上一样表演,争吵有时候也是爱的一种表现。


而且,比如像外婆自杀这件悲伤的往事,两人都可以用很日常的语气摊开说了。以前,母亲一直把这件事隐藏在心底,有很深的哀痛。


张小满写了三年,也跟母亲聊了三年。但在《我的母亲做保洁》出版后,一些读者质疑,为何家里的父亲和丈夫似乎都隐形了。争吵的是母女,倾诉的也是母女,仿佛家庭矛盾中只有女性。


但当我在张小满家中见到这两个男人的时候就明白,他们非但不是隐形人,而是刚好和母女分别嵌合的“另一半圆”。


他们性情温和,说话慢条斯理,和母女俩形成鲜明对比。在过去三年里,这两个男人毫无怨言地承担起了更多家庭琐事,比如做饭、洗衣和喂猫——只是为了让张小满有更多空间来写作。


小满和父亲在深圳。(图/饼干 摄)


丈夫饼干以前是一位文字编辑,帮忙看了文稿,还常常陪妻子一起去帮丈母娘打扫卫生。


63岁的父亲,其实也是深圳的一位保洁员,在一个豪宅小区做保洁。我们见面的那个下午,他刚从外面捡了一套白色的散装架子回家,张小满看见后大呼:“又捡垃圾回来哦!”


“是晾衣架。”他反驳道。


他和自己的妻子春香一样,喜欢捡废品,喜欢赚钱和攒钱。他打起工来甚至更狠,整个2023年都极少休息,每天8小时守着一栋楼过活,清扫那栋18层豪宅的走廊、楼梯道、负一楼的架空层和洗手间。


虽然他总惦记着老家的房子是不是漏雨了,瓦是不是又碎了,还总念叨退休后的田园梦,但为了帮衬妻子和女儿,一直没有离开。


深圳公园里的绿化工。(图/饼干 摄)


某种程度上,这本书是一家四口合力的结晶。作为一个小镇做题家,张小满靠着高考系统走向了大城市,幸运地掌控了自己人生的舵,之后又像架了一座桥,把步入晚年的农村父母,摇摇晃晃地接到河的对岸来。


而如今,因为父母的到来,张小满看到了这个被称为“城市的高级美容师”、却拿着最底层工资的群体。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鲜活的大多数,是被命运随时抛起又坠下的大多数。


很多读者为这本书动容,是因为他们通过张小满的叙述重新认识了母亲和保洁员这两个角色。他们看见了母亲身上那些熟悉的固执坚持,借此反思自己与母亲长久以来的相处方式。


他们也看见了城市缝隙里那些默默工作的无名者,其实是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是妻子和母亲,是希望有尊严地活着、对生活充满热忱和憧憬的人。


书出版后,这一场关于写作的“合谋”也告一段落。现实中的春香,还会继续她的保洁工作,就像这本书的封面那样,她会带着“小心地滑”的黄色警示牌处理地上的水迹,同时向往头顶上她最爱看的、但一辈子都没坐过的飞机。


这是属于春香的“月亮与六便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花瓢白,编辑:腾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