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以来由技术进步引致的生产率提高极大地提升了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水平。一般来说，物质资本积累和劳动力都面临着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制约，也就是说，随着物质资本积累的越来越多，其对产出增加的作用会越来越小。
索洛模型（Solow Model）对此已经进行了很好的描述。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电脑可以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但基本上每个人一台电脑就够了，购买更多的电脑对于工作效率的提高并没有多大作用，甚至可能因为分散注意力而降低效率，此时物质资本积累的边际收益就是负的。因此，为了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生产效率持续提高，也就是说利用一定的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能够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
从整体来看，很多快速发展的经济体都经历了生产率的持续提高；然而，经济是由多个不同的部门构成的，深入来看，不同的部门生产率增长并不是同步的。
例如，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是，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较快，而部分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则较慢。以制造汽车和理发为例，由于技术进步和机器人的广泛应用，汽车生产的效率快速提升，目前很多汽车生产厂商的自动化程度甚至都达到99%以上；但对于理发来说，情况则完全不同，虽然有些理发用具提升了理发的效率，但总体来看，理发的效率提升是非常有限的。生产率增长的部门间差异具有重要的经济影响，即使对于汽车和理发这两个看似非常不同的部门，生产率的增长差异也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已故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J.Baumol）与合作者合著的《增长的烦恼：鲍莫尔病及其应对》对于经济中不同部门生长率增长差异的经济含义进行了深入分析，系统阐述了“成本病”（Cost Disease）或“鲍莫尔病”（Baumol Disease）的概念，详细研究了“成本病”产生的根源、带来的影响及如何有效地应对“成本病”。
这本书的中文名很有意思，也恰到好处，经济增长不是好事吗，哪来的烦恼呢？鲍莫尔则透过“成本病”的视角阐述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烦恼。鲍莫尔在创新、产业组织、经济增长等领域进行了非常广泛的研究，著述颇丰，我在读博士期间就研读过鲍莫尔的不少论文，也利用他所提出的“成本病”思想来研究经济结构转型和通货膨胀问题。时隔多年之后，再次仔细阅读鲍莫尔的书，仍然能获得较大启发。
一、“成本病”的含义及原因
宏观视角是分析经济问题的重要维度，但在很多问题上要采取结构性视角，否则就可能会陷入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境地。经济中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与此同时，不同的产品价格增长的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异。代表性的例子是部分制造业产品价格持续下降，服务业产品则价格不断上升（想想上面提到的理发价格）。
那么，生产率增长的差异会对价格增长差异产生影响吗？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生产率增长差异就是“成本病”的病因所在。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的研究指出，在那些能够很好地进行衡量的行业中，生产率差异可以解释85%的相对价格差异。
简单来说，“成本病”就是指部分生产率增长较慢的部门的产品价格上涨速度要更快，对于消费者来说，生产率增长较慢部门的产品成本越来越高。
可以用一个形象化的例子对此进行说明，其逻辑是这样的：假设经济中有两个部门，称为A和B，A部门生产率增长较快，B部门生产率增长较慢，这样给定同样的资本和劳动力，A部门生产的产品增加的会更快，B部门生产的产品增加的要明显较慢；对于劳动力来说，因为A部门生产率增长较快，工资也会快速增长；同时，如果给定足够长的时间，劳动力可以在不同部门之间自由流动，这样B部门的劳动力的工资也会与A部门保持同样的增长速度，否则在高工资的吸引下，劳动力就会由B部门流向A部门。但需要注意的是，B部门的生产率增长较慢，工资增长却比生产率增长要快，在需求给定甚至对B部门产品需求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就会导致B部门的产品越来越贵。
这里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虽然B部门劳动力的工资会与A部门的劳动力工资增速相同，但B部门劳动力工资增长并不是B部门产品价格上升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B部门的生产率增长较慢，产品增加的速度不够快。如果像A部门那样，虽然劳动力工资增加了，但背后的基础在于本部门的生产率快速增长，最终产品的价格也可能不会增长，甚至会出现下降。
一般来说，制造业可以采用机器生产，生产率增长较快，服务业尤其是需要人力投入的服务业，生产率增长较慢。就如作者在书中所说，成本持续上涨的产品在其生产过程中含有人工操作元素，这使得降低劳动含量相当困难，因为如果降低了人力投入，那么最终产品可能就无法生产，或产品的质量就会下降；而价格不断下降的产品主要是可以通过能够更容易实现自动化的工艺生产出来。
二、“成本病”的结构特性
“成本病”原因很容易理解，但我们可以很容易就举出反例，明明有很多需要人力的服务行业，其劳动力的工资并不高，甚至增速也不快。例如，为我们城市环境付出了辛勤劳动的清洁人员，他们的工资并不高，所以从最终的服务成本来看，也不会显得特别昂贵。这就涉及到了某种服务的劳动力是否容易替代的问题。
如果一种服务业需要人力投入，并且这种人力投入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个性化特征，那么“成本病”就很容易在这个领域出现；反之，如果某种服务业的人力投入门槛较低且最终服务具有同质性，不同劳动力之间的替代性较强，在劳动力较为充足的情况下，即使制造业等部门生产率快速增长，这个行业的工资也很难同步上涨。作者在书中并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但很明显的是，劳动力的可替代性以及服务的专业性和个性化特征会显著影响“成本病”的表现和严重程度。
上面讨论的“成本病”主要是从供给角度入手，实际上，需求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专业性和个性化服务的需求会显著提升，这就是接下来要讨论的“成本病”的需求病因。
三、“成本病”的需求病因
工业革命以前，全球各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长是非常缓慢的，不同的部门增长差异不大，此时，“成本病”并不是一个严重问题，甚至根本就没有“成本病”这个问题存在。
工业革命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工业革命后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出现了快速增长，而一些需要人力投入的服务业部门则生产率增长较为缓慢，“成本病”开始显现并变得越来越严重。生产率越高，“成本病”越突出，如果去一些发达国家会发现，制造业产品价格非常低廉，但服务产品则会比我们贵很多。
但是这里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些服务产品价格快速上涨，是否可以减少消费或者不消费呢？如果是这样，那么“成本病”也就不会引起广泛关注了，甚至在需求减少的情况下，“成本病”也就没有那么明显了。但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的，最容易受“成本病”影响的产品和服务，恰恰包括了文明社会一些最终重要的方面：教育、医疗、艺术等等，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些服务对于人们来说越来越重要。
对于某种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只谈供给而不讲需求就像一个故事只讲了一半，毕竟是供给和需求的结合才决定了均衡价格。人们的需求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服务的需求会明显提升。对于物质产品的消费涉及的人与物的关系，在一定的收入阶段，物的消费能带来很大的效用；对于服务消费则涉及人与人的关系，收入水平达到一定阶段之后，服务消费带来的效用会更大。
供给增长较慢，需求却持续提升，最终结果就是价格持续上涨，只不过需求的增加进一步提高了价格的上涨幅度。作者在书中写到：“我们的大部分需要和欲望，比如对食物和衣服的需求，最终会通过生产率提高和商品价格下降来满足。而且，当个人服务过于昂贵时，大多数消费者会选择放弃。但是，只要他们的收入增长，人们似乎就愿意为价格日益高昂的服务支付费用。”
以医疗为例，从全球各经济体的经验来看，存在着一个所谓的“医疗经济学第一定律”概念，即人均GDP与人均医疗支出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会越来越关注健康，在医疗上的花费也会随之提高，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些服务的收入弹性甚至是大于1的。
查尔斯·古德哈特和马诺吉·普拉丹合著的《人口大逆转：老龄化、不平等与通胀》一书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重，对于医疗和照护的需求会显著提升，而这些服务行业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机器是无法替代人力的，在年轻人口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最终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高企。实际上，鲍莫尔等人提出的“成本病”（部分服务产品价格大幅上升）也是通货膨胀的一种表现形式，只不过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论证的。
各种文艺演出也是生产率增长较慢的一个明显的例子。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文化、娱乐、演出的需求会显著提高，而很多演出需要的人数几百年来并没有多大变化。莫扎特的四重奏需要两个小提琴、一个中提琴和一个大提琴，在很多年前需要四个人演奏，现在也同样需要四个人共同演奏。
四、“成本病”的另一面
从辩证的观点来看，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如果一件事情你只感受到了好的一面，那么很有可能是坏的一面还没有引起你的关注，或者坏的一面由其他人承担了。
“成本病”同样具有两面性：一面是生产率增长较慢的部门产品价格持续提高，另一面则是生产率增长较快的部门产品价格持续下降。对于消费者个人来说，如果所消费的是正常商品，随着价格下降会促使消费者消费得更多，从而提高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但事情还有另一面，对于整个国家和人类来说，随着生产的物质产品越来越多，会对资源、环境产生非常大的压力，我们人类目前面临的很多环境问题都是在物质产品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这样的例子似乎不胜枚举。悖谬之处也正在于此，生产率的快速增长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作者在书中列举了AK-47步枪的例子，AK-47突击步枪价格持续下降导致这种武器可以更低的成本获得，从而对恐怖主义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者引用了这样一段话：“AK-47突击步枪是‘世界上最高产、最有效的战斗武器，这种杀人机器非常便宜且容易获得；在许多国家，一支AK-47突击步枪的价格甚至还不如一只活鸡’。”实际上，正是“成本病”的另一面，即武器制造部门生产率的极大提升才使恐怖分子能够以非常低的价格获得武器，并导致恐怖袭击事件时而发生，对人类生命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再从环境的角度来看，消费主义是一个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基本上都会出现的一个现象。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自己，实际上很多人仍处于消费至上的阶段，想想我们对“618购物节”和“双11”的关注程度，更多、质量更好的物质产品对于提高我们的效用和福利是非常直接和有效的。
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很多消费产品的价格都会下降，至少在一段时期内，通过增加这些产品的消费会显著提升人们的福利水平。虽然生产率持续提高，但生产这些产品还是要消耗各种资源，而人们在消费过程中和消费结束后产生的各种废弃物（有些甚至是有害的废弃物，如各种电子产品）又对环境造成了新的压力。我翻译的《韧性商业模式》一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寻求通过构建循环经济模式来降低人类消费活动对环境的破坏性影响。
五、“成本病”会导致人们，无法负担某些高成本服务吗？
讨论“成本病”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明确其经济含义到底是什么，即能对人们造成多大的负担。从整体来看，生产率快速增长会使人们的收入水平越来越高，即使部分服务品价格上涨得更快，人们也能够支付得起，这样看来“成本病”似乎问题不大。但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做法会遗漏很多问题，正如我们分析“成本病”根源时所采取的视角，我们要结构性地看问题，毕竟不是所有人的收入增长水平都相同的，否则就不会有不平等问题存在了。
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说，服务品价格大幅上升并不是问题，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经济体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不平等问题也在加重，这就意味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很慢，对他们来说，持续、快速上涨的服务价格就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有些服务，如文艺演出等，对低收入人群来说并不是必需消费的，价格上涨可以不去消费；但有些服务，如医疗等，即使价格较高，也是无法规避的，有了严重的疾病必然要去医院，而高昂的医疗费用又会让人望而却步，甚至是无法承受之重。
巨额的医疗费用给低收入人群带来了不成比例的巨大负担，大病致贫即使在美国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书中提到了一个数据：“2005年，在破产的美国家庭中，至少有一半是医疗事故和灾难性的医疗支出导致的”，这也使得保障普通民众的医疗服务成为各国政府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公共医疗服务保障支出也成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对于“成本病”我们更应该关注低收入人群，他们才是受“成本病”影响最严重的群体。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最直接的想法就是政府应该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来降低低收入人群的医疗成本，通过补贴、保险等方式为其提供一定保障，确保这部分人不至于因为医疗问题而陷入生活困境。另外，政府也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避免经济中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过大，这才是治本之策。
六、“成本病”中不必要的方面
“成本病”中的价格上涨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则并不是完全必要的，作者在书中提到：“医疗技术的爆炸式发展极大地提升了医生的诊断能力，并为他们提供了更多可供选择的新治疗方法，但是新医疗设备和技术不断涌现，也增加了医疗保健服务的成本。”新技术和新设备的出现为对于确实需要的患者来说是好事，即使因此而提高医疗成本也是值得的，但对于不需要却被不合理应用的患者来说则是不必要的负担。例如，通过症状已经可以很清楚地诊断出患者的疾病，此时就不应该再让患者去做一些仪器检查，徒增患者的支出。
作者在书中引用了一位医生所说的有意思的一句话：“我有时候会开玩笑地说，如果你到我们医院看病，说你少了一根手指，没人会相信你，除非我们做了全套CAT扫描（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磁共振成像和骨科会诊之后。”这句幽默而讽刺的话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即有些医疗服务是不必要的，过度医疗使病患付出很多非必要的成本。
我们很多人都有过过度医疗的亲身经历，到医院不论你是去哪一个科，一般都要先做一套仪器检查，有些检查是必要的，但有些则是完全可以免掉的，重要的是这些检查的费用都很高。又如，在不同的医院为了治疗同一种病，前一家医院所做的相关检查在后一家医院都不被承认，同样的检查要再做一次，这就不只是“成本病”的问题了，而是不合理的要求。使事情变得困难的是，医疗服务专业性很强，具有很强的信息不对称性，外行人很难判断哪些检查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患者只能听从医生的安排。
医疗保险在提高医疗费用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正常来说，医疗保险的作用是为了降低消费者医疗支出，但有些保险条款要求必须达到一定标准才可以报销，如必须住院或医疗费用达到一定金额，这就可能会激励患者进行非必要的医疗消费，浪费了有限的医疗资源，最终来看消费者可能并没有降低医疗支出。
为了避免高额的医疗支出，我们慢慢认识到，与其事后收拾残局，不如防患于未然，要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过程中更加注意自身的健康，采取健康的生活和饮食方式，如适当增加运动，多吃清淡饮食。虽然生病总是不可避免的，但健康的生活方式则会避免患上某些疾病。书中提到的一个数据指出，到2023年，如果所有人都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那就可以节约超过2万亿美元的医疗保健成本。
生产率快速提升是几乎是所有经济体追求的目标，只有生产率不断提升才可能出现持续的经济增长；然而，在享受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不同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增长差异又产生了“成本病”问题，尤其是部分服务业部门的产品价格持续提升，对消费者的生活和公共财政支出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物质产品消费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但服务品消费甚至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更加重要，然而，完全依靠市场无法解决“成本病”问题，这似乎也是市场失灵的一个例子。因此，政府部门要采取适当措施化解“成本病”对我们生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医疗、养老等刚性需求服务（文艺演出等非必需的服务消费可以更多的留给市场去解决，这些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较大）要更加注意，避免使人们陷入物质产品极其丰富，但维持高质量生活所需的服务却持续恶化的世界。同时，对于政府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成本病”的出现内在机制，从而避免采取不合适的政策措施，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孙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