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的《巴黎协定》上，联合国确定了一个数字——要将本世纪全球升温控制在2°C以下，并“力争”控制在1.5°C以内——1.5°C仍将使人类面对大规模干旱、饥荒、热压力、生态系统的破坏与可居住土地的丧失，将有上亿人陷入贫困，但可以避免最坏的影响——在中东和非洲撒哈拉等干旱地区，如果气温上升控制在1.5°C之内，仍有淡水存在的可能；如果气温上升2°C，当地水源将会完全干涸。
同样是那一年的《巴黎协定》，设置了每五年将进行一次全球评估（Global Stocktake），每次评估历时两年。今年是协定签订后的首次评估，各个成员国都交上了自己应对气候危机的成绩单。评估报告显示，现有全球集体气候行动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的1.5°C目标，距离突破这一温度还有大约6年时间。许多研究报告表明，至今全球气温已经上升了1.1-1.2°C。
也就是说，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在这篇环境年度总结中，我们将从气候这个大话题说起。环境议程中，气候变化问题常常被置于中心位置。在极端天气频发的2023年，我们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切近地感受到了气候变化，无论是高温酷暑，还是暴雨洪涝，曾经“百年一遇”的天灾如今几乎年年发生。气候变化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
跳出人类中心，我们也关注其它物种的情况，地球上的生命彼此相关，人类的命运也受其它物种牵动。2023年的保护物种多样性里程碑事件是《公海协定》的完成。今年又有许多物种在这个地球上消失，同时也有一些物种在人类做出努力后得以恢复。
人类活动引发的环境影响是不可预估的，比如战争。俄乌冲突的环境影响持续了一整年，能源危机对全球的能源使用影响深远，造成的污染与碳排放更是不可估量，巴以冲突也是同理。自2015年《巴黎协定》以来，英美两国军队已排放了至少4.3亿吨二氧化碳。
最后，我们关注平等与行动。除了自上而下的联合国大会，普通人也可以在庞大的气候议题前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走上街头，也走进法庭和博物馆，许多人来自受气候破坏影响最大的群体。同一条船上，人们承担着不一样的风险，然而最终我们都会驶去同一个地方。
十多年前，或许我们关于气候变化的想象还停留在极地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等遥远的情境，近几年，气候变化正离我们越来越近——最热夏天、华北洪涝、类似于新冠肺炎的大流行病更加常见，都与气候变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甚至从北京到上海的飞机颠簸事件，也被指出与气候变化导致的晴空湍流剧增相关。IPCC报告告诉我们，世界上几乎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极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从地面到天空，无论躲去哪里，都逃脱不了全球变暖的后果。
我们难以否定越来越热的感受。11月，气象组织发布《全球气候状况临时报告》确认，今年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而过去的九年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九年。
极端高温影响了世界许多地区。欧洲多国发布高温预警，意大利的温度达到了48.2℃。突尼斯突尼斯市、摩洛哥阿加迪尔和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均创下高温记录。自6月以来，中国也迎来了“炙烤”模式，天津、河南、山东等地区日最高气温频频突破40℃，北京更是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第二高温。
6月以来，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明显上升，并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气候模式，与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变暖，导致大气环流发生变化相关，每2-7年发生一次，通常持续9-12个月。
厄尔尼诺常常和高温联系在一起，它带来的还包括降雨模式的改变，以及干旱和飓风频率的增加等。根据“澎湃临界点”的报道，每次较强的厄尔尼诺出现后，由于对大气环流的影响，全球都会出现气候异常和极端天气频发的状况。以中国为例，1983年陕西出现大洪水，1998年长江流域出现全流域大洪水，2014-2016年中国出现极端台风和暴雨频发，都逢厄尔尼诺年份。
极端热浪难以单纯归因至气候变化或厄尔尼诺，然而两者带来的影响往往相互作用。在这篇报道中，记者采访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本杰明·霍顿（Benjamin Horton），他指出，人为的气候变化可能造成厄尔尼诺现象频率和强度的上升，而厄尔尼诺也会助长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加剧原本正在发生的变暖、干旱、暴雨、风暴等。“如果我们无所作为，在自然周期与人为气候变化的相互作用下，我们将感受到这二者都表现得越来越极端，”霍顿说。
一边是炙热，一边是暴雨。两年前，河南暴雨导致1500万人受灾、死亡及失踪398人，今年，中国北方再一次出现极端强降雨。7月29日至8月1日，华北地区出现了极端暴雨过程。据中央气象台统计，在此轮强降雨过程中，有16个气象站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北京经历了1883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降水量的暴雨。
台风是暴雨背后的重要原因。在中外对话的采访中，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巢清尘告诉记者，今年的华北暴雨和2021年的河南暴雨实际都和台风北上有很大的关系。许多研究显示，越来越热的海水正让台风的风速更快，带来的降雨更强，破坏性更大。今年8月初，全球海洋表面日平均温度一度达到创纪录的20.96℃，气候变化是使海洋变得更暖的主要原因，因为海洋吸收了大部分温室气体存留住的热量。
极端气候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今年北京、河北两地的暴雨导致超过500万人受灾，62人因灾死亡，34人失踪；北京、河北多处基础设施受损，河北全省直接经济损失近千亿元。同时，气候变化也影响着我们的健康，《寒潮来袭，每年的“好天气”不到1/3》一文指出，未来极端天气可能成为一种新常态，由此造成的健康风险及负担将会持续加剧，文章引用《2023中国版柳叶刀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报告》提醒我们对气象带来的健康风险的关注尚且不足——比如高温会带来致命的热射病，寒潮会导致脑卒中（俗称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增加等。截至记者发稿时，天津市今年一共发布了13次脑卒中气象预警，其中有10次针对低温寒潮天气，降低住院人数可折算为1423人，共节省了2800万元住院开支。
气候对文化遗产的影响也逐年显现。在西北，借助于相对干旱的气候环境得以保存的莫高窟如今正受到威胁。近10年来，莫高窟所处地区的大雨和暴雨发生的频率正在逐渐增加，对莫高窟产生破坏。在意大利威尼斯，继2019年历史性洪灾后，今年2月又经历了严重旱灾，在部分河段贡多拉（独具特色的威尼斯尖舟）、水上出租车和救护车都无法通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建议将威尼斯列入世界濒危文化遗产，并强调了人类干预（包括持续开发、气候变化和大规模旅游）可能对具有突出价值的城市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
所有的气象事件背后都有多种原因，不能直接归因至气候变化，但气候变化会影响气象事件的概率和强度。实际上，在国内大多数报道中，气候仍然是较少提到的视角，“新闻实验室”在文章《极端天气与气候变化》中指出，对比国际媒体，中国的极端天气报道中，连接气候变化进程仍然相对冷门。“从整体上来说，中国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报道还局限于一些具体的条线（例如环保、新能源、国际关系），但其实这一视角可以普及于各类报道当中，因为气候变化作为人类社会的最大威胁之一，已经与每一个议题都息息相关。而且，报道气候变化的普遍影响（比如极端天气）其实只是一个部分，其它议题例如气候正义、气候行动则更是少有媒体触及。”
“船已靠岸。”
2023年3月4日，在历经了20多年的谈判磋商后，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海海洋生物保护条约通过，媒体通常简称为《公海协定》，新加坡籍主席Rena Lee带着哭腔宣布了这个消息。在海洋治理的意义里，《公海协定》被认为堪比气候领域的《巴黎协定》。
公海是超出了国家管辖范围的海域，也是数百万物种的家园。在全球海洋中，有三分之二的面积是公海，但目前只有1%的公海海域受到保护，大部分地区都被过度捕捞和污染所影响，《公海协定》的目标是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和2022年展开的第15届联合国国际生物多样性会议（COP15）中《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承诺的2030年保护地球30%的海洋和30%的陆地的目标相呼应。
和大多数环境保护类似，公海也面临“公地悲剧”的问题。“公地悲剧”指的是，在一块公用土地上，如果可以开放地获取资源，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而无视资源耗尽；如果需要共同努力才能让情况变好，参与者们也都会希望搭便车坐享其成。
物种没有国界线，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也需要超越边界。《卫报》的报道向我们呈现了海湾地区的科学家们是如何在今年跨越政治分歧、共同保护珊瑚礁的。海湾地区有8个国家共享海岸线，国家之间政治竞争和冲突复杂，海洋生物学家和科学家提出建立“和平公园”——一个跨越邻国的保护区——阻止海湾地区海洋生态系统的进一步衰退。这些公园类似于非洲的陆地保护区，保护区可以跨越国界，甚至建立在相互争斗的国家之间。
气候固然是环境议程中首要的关注焦点，物种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却并非彼此独立的议题。这在今年的COP28（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也有所体现。大会最终确定“阿联酋共识”，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这意味着各国在展开气候行动时将需要考虑生物多样性协定。在《卫报》的采访中，巴西气候观察组织的克劳迪奥·安吉洛表示：“这是重要的联系，因为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巨额资金现在可能被用于气候保护，反之亦然……这两种行动需要融合在一起，现在终于有了一个挂钩。”
生物多样性的情况不容乐观。研究人员发现，目前有约二百万个物种受到栖息地丧失、污染、入侵物种、气候危机和直接开发的威胁，从而面临灭绝的危险。且随着地球持续升温，气候问题预计将成为对地球生命的主要威胁。
今年5月22日，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一天，中国生态环境部与中科院联合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2020）》和《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2020）》。名录评估显示，白玉簪等15种植物灭绝（EX），三七、杜仲等6种植物野外灭绝（EW），602种高等植物及198种脊椎动物处于极危（CR）状态。野外灭绝是严重的，但如果我们做出努力，仍然有恢复的可能。今年3月，曾经在23年前被宣布“野外灭绝”的长江鲟，就在天然水域首次实现了自然产卵，并孵化出了幼苗，这是让人重燃信心的好消息。
在一些新兴的休闲活动中，人与野生动物的互动频繁。随着短视频的兴起，赶海在近年变得流行，然而这也导致了一些问题。根据《“毁灭“还是“保护“？短视频催生的赶海难题》的报道，截至2022年6月底，抖音上的赶海总视频播放量达到366.9亿次，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示范，比如使用高压水枪、电击等方式捕猎海洋生物，比如聚集在海滩“地毯式”采挖等。许多赶海的游客会模仿短视频中的行为，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造成破坏。与之类似的还有近几年的观鸟热潮，人们开始对身边的鸟类感到好奇，希望了解它们，但部分观鸟者在观鸟过程中损害了鸟类的巢穴和栖息地，过多的扰动和追逐也可能导致鸟类恐慌、离巢甚至死亡。
战火仍在燃烧。一项研究发现，战争对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从1950年到2000年，世界上超过80%的重大武装冲突发生在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这些地区本土物种丰富，却面临更高的战争威胁。此外，战争导致的碳排放与污染也对环境影响巨大。
俄乌冲突构成了欧洲能源危机的起点，近两年时间过去了，影响仍在持续。欧洲试图摆脱俄罗斯的能源影响，在战争爆发后努力减少对传统化石燃料的依赖，通过电力市场改革等措施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
有观点认为，俄乌冲突让煤炭、天然气和石油变得价格更高，使可再生能源获得了重要的战略和经济优势，危机催生了绿色能源转型，欧洲政府制定太阳能和风能扩建计划，这或许是一个好的推动。然而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过去一年多的能源变化是否是永久性的？欧洲的经验是否能加速全球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
化石燃料的燃烧是导致气候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今年的COP28会议中， “从化石燃料转型到其它能源”是一个重要议题。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同意“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transition away from fossil fuels），这是28年来国际气候谈判首次达成此类协议。
除了对全球能源的影响，俄乌冲突还造成了巨大的碳排放：由战争引发的森林大火、对北溪1号和2号天然气管道的袭击、重建成千上万被炸毁的建筑物，数以百万计的士兵、军火和难民的迁徙移动。根据荷兰碳核算专家伦纳德·德克勒克（Lennard de Klerk）的估计，战争第一年产生的碳足迹约为1.55亿公吨，大致相当于荷兰的年排放量。
另一边，当人们齐聚迪拜参加COP28时，巴以冲突正使得气候问题变得更加严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位于全球气候最脆弱的地区之一，一个国际科学家小组2022年得出结论，东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气温上升速度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自1980年代以来，中东和北非国家的降水量每十年下降8%以上。如今，从污染的水源、燃烧的建筑物到有毒烟雾，加沙地区的方方面面都被污染所充斥。《纽约时报》还指出，冲突发生在能源丰富的地区，这会刺激其它国家确保石油和天然气供应，而不是在气候变暖之时致力于减少这些污染能源。
上文提到的种种军事排放，迄今不受到国际气候协议碳减排的约束。界面新闻《军事行动环境成本几何？报告称英美军队“欠”下千亿美元碳排放债》报道称，在2015年的《巴黎协定》谈判期间，军事排放报告只被列为“可选”项，理由是披露军队能源使用数据可能会破坏国家安全。
自《巴黎协定》签订以来，英美两国军队已排放了至少4.3亿吨二氧化碳，这来自两国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主要来源是化石燃料能源供给、为军事活动建造设施、清理土地、排放有毒废物等活动。有研究计算得出，美国和英国两国军队“欠”下至少1110亿美元的赔偿金，这笔钱应该补偿给那些受气候变暖损害最严重的区域和人群。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贡献了大部分的温室气体排放，但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责任和应对的不平等是气候变化的核心问题。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2023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提到，最不发达国家对气候危机的责任微乎其微，却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数十年来，“损失和损害”基金的建立一直是各国争论焦点，该基金旨在帮助脆弱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受到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地区，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可逆损害。
COP28取得的一个突破，便是就“损失和损害”基金达成了协议，以补偿贫穷国家因气候变化而蒙受的损失，该基金初步承诺金额为4.3亿美元。尽管这一数字看似慷慨，但大多数分析师也认为，期待该基金覆盖所有影响，前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些估算表明，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与气候相关的损害成本已达每年4000亿美元。
除了国家之间的不公，气候变化议题中也存在着代际不公平的问题。年长一代可能是导致气候问题的主要责任者，但年轻一代要承担更多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因此气候抗议的群体更多以年轻人为主。《卫报》曾报道称，202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一生中平均会经历30次极端高温天气，这一数字是“60后”的7倍，他们长大后经历的干旱和火灾将是“60后”的2倍，洪灾和粮食歉收则为3倍。
今年6月，16名年龄5-22岁之间的青少年对美国蒙大拿州政府提出指控，因为其允许化石燃料开发而不考虑气候影响，违反了宪法赋予的人们“享有干净和健康的环境”的权利。法院做出裁决，认定蒙大拿州政府的行为违宪。这次判决也被认为是气候法律领域的一次重大胜利。
实际上，气候诉讼正在世界各地涌现。《全球气候诉讼报告：2023年现状综述》显示，气候案件的总数从2017年的884起上升到了2022年的2180起，其中，有34起案件是由25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交的，包括来自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两个年仅7岁和9岁的女孩。
在抗议群体里，我们也能看见原住民的身影。原住民的生活更依赖自然环境，气候变化为其带来的威胁和改变也更加直接和普遍。在今年，数百名原住民来到COP28大会现场提出诉求，包括让原住民更及时、更直接、更优先获得“损失与损害”基金，将原住民知识纳入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并制定申诉机制，防止原住民的权利被侵害等。在COP28的谈判中，只有少数原住民能参加，且由于他们不是缔约方代表，仍不能与各国一起平等地参与投票。
除了气候大会现场的抗议，各地民间气候活动人士的抗议也频频发生。今年，美术馆和博物馆内仍有一系列环保激进行为发生，包括用油漆泼画以表达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切和愤怒。在瑞典国家博物馆，环保组织ÅTERSTÄLL VÅTMARKER（恢复湿地）就选中了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的著名画作《吉维尼的艺术家花园》，警示人们如果不重视环境保护，“莫奈画中的华丽公园很快就会成为遥远的记忆”。
气候行动还引向了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批判。在日本，这两年引发年轻人阅读热潮的，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人类世的“资本论”》。文化学者斋藤幸平在书中指出，环境问题无法在资本主义内部解决，因为资本主义不可能拒绝增长，而其对增长的永恒追求是气候危机加剧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必须进行系统性的变革，想像一个资本主义之外的世界。这或许听起来很远，但我们每个人能做的，或许正如斋藤幸平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所言：“如果能够帮助人们认识到，在压力巨大、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继续追求增长不一定是好事，那就再好不过了。”
出版业也正显现出对于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问题的关切。除了《人类世的“资本论”》，今年我们在中文世界还读到了《大灭绝时代》作者伊丽莎白·科尔伯特关注人类如何改造自然、破坏自然又努力挽救自然的《白色天空下》、2022年逝世的著名法国思想界布鲁诺·拉图尔分析当代地理-社会问题的《着陆何处？地球危机下的政治宣言》、为生态危机提供观念选择的《巫师与先知：两种环保科学观如何帮助人类应对生态危机》等等。今年11月，作家约翰·瓦兰特（John Vaillant）凭借《火灾天气：来自更热世界的真实故事》（Fire Weather：A True Story from a Hotter World）捧得贝利·吉福德奖（Baillie Gifford），该书描绘了2016年5月热浪之下加拿大麦克默里堡森林肆虐的大火。作为英国最重要的非虚构写作奖项之一，自1999年设立以来，贝利·吉福德奖首次授予以气候危机为主题的作品。当下的每一份言说和记录，都在参与建造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