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北京家教开价喊到每小时快120美元
数十年来，中国年轻人的忧郁问题不断加剧，很大程度上被归咎于中国严格的教育体系、过去的一胎化政策，以及高度的迁居限制。 中国年轻人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花在永无止尽的苦读上面，他们因此筋疲力尽。 考取好大学被视为是获得好工作的必要条件，而对于住在乡村的孩子，在户口制度底下，取得大学学历是他们合法搬去城市唯一的方法。 在城市，家户可支配年收入平均为6446美元，这样的金额足以维持一个中产家庭的生活。 相反地，乡村地区的家户可支配年收入平均只有2533美元，这是相对贫穷的生活水平。
彷佛嫌考大学的压力还不够沉重似的，严格的学校体制让情况更为恶化。 9年义务教育之后，学生必须接受高中入学考试，只有一半的人能通过并进入高中就读，其他落榜者只好念高职，未来注定只能从事低薪工作。
所以中国小孩从小就拼命念书。 除了上学之外，他们也会去上收费高昂的补习班，还有音乐或西洋棋之类的才艺班，这些才艺能在升学时加分，但具体加分方式并不透明。 为了减轻上述压力，中国政府对营利补教事业颁布禁令，并禁止公立学校教师提供补习服务。 然而这只增加了更多压力，因为随着供给降低，反而推升了补习班和家教的费用。
上海和北京的富裕家庭现在支付私人家教每个小时120-400美元，而家里没那么有钱的学生只好更努力读书，自己弥补父母已经无力再负担的家教费。 1980、90年代中国村庄和城市大街满是小孩到处跑，如今这种景象除非是假日，否则已经相当罕见。 就连周末下午的公园游乐场也空空荡荡的，孩子们都关在家里读书。
十年来中国儿童自杀率增加了5倍
另一个造成年轻人忧郁的原因是寂寞。 由于1979-2016年的一胎化政策，城市地区的孩子通常没有兄弟姊妹。 有别于实施一胎化政策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之后几代的小孩甚至连能一起玩的堂表兄弟姊妹都没有（毕竟他们的父母也没有手足）。 一项调查针对中国大学生的调查发现，比起有兄弟姊妹的同学，独生子女更有可能经历焦虑和忧郁的情绪。 2010年以来，5-14岁中国儿童的自杀率已经增加了5倍有余。
父母也面临庞大压力。 除了照顾孩子，大部分住在城市的中年夫妇也必须照顾自己的父母。 相形之下，在人口大约4.91亿、一胎化政策没有那么严格实行的农村地区，成人通常有手足一起分担这个压力。 不过一旦他们有了小孩，他们将面临更多压力。 许多人必须去城市寻找薪资更高的工作，但户口制度让他们无法把孩子带在身边。 今日中国人口大约有11%是城乡移民，而这代表有6900万个小孩被留在农村。
留在农村和孩子待在一起的父母则面临另一种问题。 2000-2015年间约有30万所农村学校关闭，12%国小学童、50%国中生必须就读远地的寄宿学校。 除了孩子出生后最初几年，许多农村父母之后都得和孩子分开，并长时间工作好让他们接受教育。 讽刺的是，如果他们的孩子最终学业有成，他们团聚的机会将变得更小，因为大部分大学毕业生都会在城市永久安顿下来。
2018年中国成人中平均有35%人反映自己感到忧郁，而这个比例在农村居民和女性之间要再高出50%。 广泛的忧郁情绪显然对任何社会都构成危险，预示着经济停滞、低出生率的前景，令人联想到1990年代开始在日本浮现的种种问题。
中央下放教育决策给大学、撤销城乡迁移限制
好消息是，有政策能直接解决上述问题。 首先是摆脱由中央统筹计划的僵化教育制度，地方政府应能决定建立多少所学校、接受多少学生，各高中和大学自行决定让谁入学，包括那些“大器晚成”的学生，他们小时候可能并不擅长考试。 政府仍能监管学校，但为了提升制度弹性，它应该进行去中心化，把大部分决策委任各学校自己决定。 光这点就能减轻许多年轻学子和他们父母的压力。
第二步是撤销城乡移民的户口限制，这项制度迫使家庭分离，而且让农村地区陷于贫穷。 随着总体经济增长衰退，这个解套方法更形重要。 农村地区不能只是坐等下一波成长荣景，他们必须获得和城市家庭相同的机会。 尤有甚者，农村劳力能填补工厂低技术职缺并提高生产力。 当大学毕业生为寻找高薪工作苦苦挣扎，制造组装业还有3000万个工作空缺。
推行这些政策势必得付出代价。 改变教育制度会引起当前利害关系人反弹，而准许城乡人口自由流动将让城市变得更加壅塞。 但采取上述措施也会带来明显益处，不仅能强化经济成长，还能改善中国年轻人及其父母的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