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在江苏宿迁举办的2023光伏行业年度大会上，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勃华给出了一组数据：2023年1~10月光伏制造端产量同比增长超70%，新增装机142.56GW，同比增长145%，制造端总产值超过1.3万亿元，光伏产品出口额约430亿美元。
2023年，光伏产业进行了一轮产能大扩产，叠加上游成本的下降，组件龙头实现了三四倍的净利润增长。但“盛极”之下，海外需求不足、地方政府收紧光伏装机等诸多因素叠加，光伏产业倏然撞上了“天花板”。
隆基绿能、TCL中环、天合光能和阿特斯等头部厂商纷纷提醒行业光伏产能严重过剩。12月1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披露2023年9~10月全国光伏制造行业运行情况时明确表示，中低端产能过剩风险需高度关注；12月11日~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及“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多位光伏企业工程师提供的信息显示，多家光伏工厂的订单量有所减少，部分光伏工厂启动“技术改造”或者放无薪假，一线生产人员无事可干，被迫赋闲。一家二线品牌光伏企业工程师表示，“是突然没订单了”，而3个月前他还在抱怨“经常加班”。
这些工厂以二线厂和一些一线的PERC厂（PERC是发射极和背面钝化电池）为主，这些产能生产成本较高，因此竞争力较弱。相对而言，一线品牌TOPCon厂（TOPCon是隧穿氧化层钝化接触电池）仍然保有订单。
缩减人员、技术改造、产能闲置……每家企业都在调慢自己的步伐以适应环境。
一、光伏厂闲了
王强是西北地区一所理工科大学机械自动化的大学生，今年毕业时，进入了西安的一家光伏厂，成为一名工程师。轮岗试用期结束后，他每天有12个小时在和厂里的生产设备打交道。
三周前，王强接到了通知，他所在的工厂准备进行“技改”，“技改”期间工程师放无薪假，少数人调整到别的生产基地，无薪假和外派将持续到“技改”完成。据他了解，这是因为“基地用的是老设备，生产成本太高了”。
王强的几位同学也在长三角一带的光伏工厂工作。一个月前，他在淮安的同学也接到了类似的通知，因为订单量减少，工厂在11月开始给一线员工放假。
黄柯英是扬州的一名半导体工程师，半年前辞职入职了扬州的一家光伏电池工厂，因为他认为半导体产业在没落，而光伏产业则在蓬勃发展。黄柯英说，扬州的光伏工厂离得很近，他刚来这里的时候每家都在招聘，现在招聘需求几乎销声匿迹。
王强说，其所在的工厂定于12月4日正式裁员，他因表现优异被公司挽留，但最终他还是决定离开光伏行业。黄柯英所在的工厂今年7月份调试好了TOPCon设备，现在则在安装新的半片电池生产设备，更新产线，降本增效。
综合近期走访信息，从11月开始，多家工厂的订单量均有所减少，因此部分启动“技术改造”或者放无薪假，一线生产人员无事可干，被迫赋闲，但生产基地的研发线则保持着相对稳定。
这与2023年初整个行业的乐观景象有所不同。从年初开始，受到光伏上游成本降价的激励和对终端市场需求的良好预期，整个光伏产业开启了一轮大幅度的产能扩张，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也都在“高速转动”。
2022年底，持续2年多的高价硅料价格开始下降，从30万元/吨下降到8万元/吨。原材料成本降低，终端产品光伏组件的生产成本因此降低，业内普遍预测低价组件能拉动光伏装机需求。
在当时看来这个理由很充分。即使是在光伏组件价格高企、客户观望的2022年，全球几乎每个市场的年新增光伏装机量依然刷新了纪录。欧洲、南美和中东等地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光伏装机计划。
国内市场也是如此。11月23日，中国光伏协会副秘书长刘译阳在天合光能举办的“聚焦210+N上屋顶 赋能工商业光储——至尊堂全球行·成都站”活动上表示，今年以来光伏组件的持续降价使得去年积压的集中式光伏装机项目得以开展，并且已经能让四川、江西这种光照资源少的省份用光伏发电依然有利可图。
受到利好因素的鼓舞，年初一线品牌企业均上调出货目标20GW~35GW。业内产能利用率普遍在70%左右，如按出货目标增长计算，一线品牌企业产能均需要同比增长28GW~50GW。
但实际上根据三季度各家企业出货量计算，多家一线品牌光伏企业每季度出货15GW左右，相较年初目标还差20GW~40GW。受行业竞争影响，年中已有头部企业在内部下调了5GW~10GW的出货目标。
二、“内”“外”不足
在刚结束的彭博新能源财经上海峰会上，正泰新能董事长陆川表示，今年全球实际装机已超年初的目标预期，特别是中国市场远超年初计划，但各家企业的实际执行情况可能略低于年初的目标出货量。产能过剩稀释份额以及年初海外过多的库存未能消化是主要原因。
海外市场中，由于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退潮，欧洲组件库存高企。根据欧洲光伏行业媒体 SolarPower Europe的报道，欧盟今年的新增装机为56GW，高于其制定的每年48GW的目标，但是年初中国企业运送了大量组件，远超需求。美国市场采取严格的进口限制，致使大批组件被退回国内。7月份走访中，笔者遇到一大批从美国退回的组件，价格普遍较市场价更低。
一位光伏企业分析师表示：“年初大家对今年海外市场过于乐观了”。
国内市场也出现饱和的迹象。北方一些传统光伏装机大省因为装机存量过多，7月份开始就很少有项目被批准。广东、安徽、辽宁等地则在9、10月份相继停止分布式光伏备案或者收紧分布式光伏建设审批。
11月17日，湖北省发布《征求工商业分时电价机制有关意见的通知》，拟将光伏发电量最高的中午高峰时段变为低谷时段，光伏电站回本周期变长；12月11日，广西南宁市发展改革委公示了《南宁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要求南宁市供电局负责开展电网承载力评估，引导光伏项目在具备接入容量的区域开发建设，严禁超容量接入。
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在9月份的半年报业绩会上表示：“阻挡光伏装机的是电网承载能力，而不是市场对光伏的需求。”
刘译阳在上述“至尊堂全球行·成都站”活动上称：“如果做分布式光伏，在电力政策没有大的改变时，能‘抢跑’就‘抢跑’”。刘译阳展示了一省电网承载能力“热力图”，大部分区域显示为红色，即已无分布式光伏并网能力。
刘译阳表示有地区以“整县推进”为名，做“一县一企”，鼓励地方政府圈地，随意排斥其他市场主体参与光伏建设。
三、看得见的手
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在中国光伏行业年度大会上表示，今年光伏制造全产业链新增产能比行业累计的所有量还多。他指出了企业扩产的四个原因：企业愿意投、地方政府支持、金融机构融资便利和其他行业的跨界意愿强。
地方政府在这一轮光伏大扩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聂星是南方某一线城市地区招商负责人，他说自己今年的重点是招商新能源企业，因为“新能源是为数不多还在大幅增长的产业”。聂星今年签到了一家“传统”的光伏企业，因为“产值高、能落总部”，聂星所在地方经济发展情况较好，因此几乎只愿意接受光伏企业总部或研究院，但对于其他地区，光伏企业的组件厂项目已经很受欢迎了。
今年下半年，一家金融机构找到聂星，这家金融机构正在为当地一家服装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希望当地政府的相关基金能够出资。作为回报，服装企业将会在辖区开展新能源业务。聂星说，这样的事情在今年很常见，“二级市场上，只要企业挂上新能源概念，估值就会变高，所以一些传统行业的企业会跨界到新能源产业。一些地方政府也有专门支持新能源的基金，双方一拍即合。企业拿到钱，政府拿到新能源项目”。金融机构开价超过四亿元，“但给一半就差不多了。”聂星说。
12月1日，致同资本总经理顾英东在36氪举办的WISE·双碳大会上表示，新能源产值带动力非常强，以光伏组件厂来说， 1GW组件投资不到2亿元，可以贡献10亿元产值，解决100多人的就业。致同资本是山东临沂城投集团旗下的现代金融板块运作主体。
此外，光伏产业作为可再生能源产业链，不纳入能源消耗总量控制这一点，对于地方政府也颇具吸引力。
地方政府推动光伏企业扩产的措施是多样的，除了承诺投资外，一些地方也将建厂作为相关光伏招标的先决条件。
一位光伏企业工程师说：“当时，我们公司要做光伏电站，地方政府要求我们配合在当地建光伏组件厂，不建就不给光伏电站指标。后来电站建好了，工厂一直没投运，8月份的时候政府要求我们今年必须投运，要不然就给我们公司上黑名单。”另一位一线光伏企业高管也表示，建工厂能有助于企业拿光伏电站指标。
10月中旬，山西、河北等地能源局在《关于做好2023年风电、光伏发电开发建设竞争性配置有关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要求“严格落实国家关于不正当市场干预行为专项整治要求，不得将配套产业等作为本次项目开发建设的门槛”。
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在光伏行业年度大会中认为，当下的产能过剩，本质上是非市场化资源配置导致的。他认为钱的来源有两方面，一是资本市场，二是地方政府的招商意愿。“光伏产能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是什么？花钱的人，花的不是自己的钱。”钟宝申总结道。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市场对跨界（新能源）的企业进行了限制，各地政府现在可能还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高纪凡在光伏行业年度大会上表示。
11月7日，在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十大新兴产业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中，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副厅长王灯明在回答记者关于光伏行业产能过剩风险时表示：“当前的产能过剩更偏重于老旧产能的‘结构性过剩’……为防止产能过剩，研究提出了防范低端产能重复建设、防范区域同质化竞争、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针对性举措”。
（文中王强、黄柯英、聂星系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潘俊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