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文章中指出，如果知识圈持续“下行”，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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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教授文章精选
在中国社会中，历来就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
“争名于朝”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的，“争利于市”是对商人来说的，而“争智于孤”则是对知识人来说的。
今天的知识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知识人已经失去了“争智于孤”的局面，而纷纷加入了“争名于朝”或者“争利于市”。
争名于朝。从前是“学而优则仕”，做学问的目标就是做官，并且两者没有任何边界。
知识表面上是政府知识分子（也就是“士”）创造的，但政府从来不是知识的主体。
现在做学者的目标已经大大超越了做官，并且两者之间开始有了边界。
争利于市。从制度层面来说，“士、农、工、商”的社会安排把知识分子和商隔离开来。当然，在实际层面，两者也经常走在一起的。
不过，现在情形则不同了。知识分子以利益为本、以钱为本，公然地和企业走在一起，各个产业都“圈养”着一批为自己说话、做广告的知识分子。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业。中国的房地产能够走到今天那么荒唐的地步，不仅仅关乎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而且也关乎这个产业“圈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
在现代社会，除了和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发生关系，知识分子更是找到了其他的手段来争名利。例如，争名于“名”，即通过炒作既有“名人”而成名。
这种现象在所谓的“国学”处处可见，人们所期望的国学精华没有出现，而那些“牛、鬼、蛇、神”则已经泛滥成灾。
在世界范围内，今天的中国拥有着最大群体的马克思研究机构和马克思研究者，因为马克思几乎已经成为官方的“国学”。
但是认真去读一下这些机构和学者的产品，有多少人懂马克思。马克思只是他们的政治，只是他们的饭碗。
在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是具备了“争名利于众”的条件。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知识人通过互联网走向了“市场”，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识“商品化”。
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促成了社会各个角落上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宗教迷信、巫术等等）登上“学术舞台”，并且有变成主流的大趋势，因为衡量知识价值的是钱、是流量。
今天的知识分子都是在争流量，为此大家争俗、争媚，媚俗和流量无疑是正相关的。更可惜的是，官方也往往把“流量”和社会影响力等同起来。这就不难理解，即使官方媒体也和众多自媒体一样，堂而皇之地媚俗。
一旦进入了名利场，知识人便缺少了知识的想象力。一个毫无知识想象力的知识群体如何进行知识创造呢？一个没有知识创造的国家如何崛起呢？
正是因为知识之于民族和国家崛起的重要性，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财经资源，培养重点大学，建设新型智库，吸引顶级人才等。但现实情况是国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场越大；名利场越大，知识人越是腐败。
知识圈在下行，知识也在下行。如果这个方向不能逆转，那么中国很快就会面临一个知识的完全“殖民化”时代，一个全面弱智的时代。
在很大程度上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走的就是这个方向，只是今天的加速度不是前面数十年可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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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弱智的深层原因
郑永年教授从知识圈沉沦的角度阐述了全民弱智时代的成因，但问题的根源并不止于此。
百家争鸣是知识发展的必要条件，当前的舆论环境日趋收紧，非常不利于知识，特别是创新性知识的产生。
如果只允许发出一种声音，那只能是违心的谎言。
比这更糟糕的就是所谓的专家，或者说是被豢养的肉喇叭。
在这三年中不断有专家说出雷人的言论，有的为了博眼球，有的为了拍马屁。
建议恢复农业税的张捷、建议低收入群体出租闲置住房的许宪春，建议农民在县城买房，然后就可以开车去种地的董藩。
最近又冒出了，建议老百姓工作到彻底瘫痪的姚余栋，养娃困难可以求助亲戚朋友的郑秉文。
这些所谓的专家都是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领导、高级学者，他们既没有敢说真话的勇气，也缺乏最基本的人文情怀。
正是这些不说人话的专家，加剧了民间的弱智，甚至是反智。
其实在十几年前，我们有真正的专家，经济上有张维迎与林毅夫的世纪之争，作家中也有莫言和易中天。
但这些年说真话的空间越来越小，而风险越来越大。
唱多了一辈子的刘继鹏教授，只因为退休之前说了几句股市的真话，劝股民在制度不健全之前不要入市就被禁言。
当今知识界已是飞鸟尽，良弓藏，真正有本事的大家不说话了，网上只剩下司马夹头、陈平、李毅、金灿荣这些跳梁小丑。
还有一点也不能忽视，就是官方媒体的反智洗脑，现在网友对新闻已经不信，都是直接看评论。
评论中最高频出现的回复就是，新闻的三要素是什么，甚至直接问这个剧情什么时候上演。阴阳怪气的背后既是不满，也是无奈。
确实很多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但多数人还是会被这些立场先行的信息所误导。
知识就如同文明一样，并非直线发展，不仅有曲折，而且有逆流。
在全民弱智的时代中，唯有坚持独立思考才能看清这个罗刹海市，站在山外看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