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2月10日，米莱就任阿根廷总统（AP Photo / Gustavo Garello）
米莱的政治引路人
米莱是一位从政时间很短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的种种激进主张和改革方案令人强烈地感受到前总统卡洛斯·梅内姆的影响。
米莱和梅内姆在2019年有一次见面。当时，阿尔韦托·费尔南德斯刚刚当选总统，政治风潮不利于右派。失意的梅内姆恰好听说米莱公开称赞他是“阿根廷历史上最好的总统”，于是邀请他到自己住所会面。一番交谈之后，前者对后者说道：“你必须成为总统！”
梅内姆在1989年至1999年期间担任阿根廷总统。在他就职之时，国家已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胀。他的应对策略是采取了一套极端自由化的经济政策：设定美元和比索之间的一比一兑换，在短时间内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在金融、贸易等领域实行全面对外开放。这些改革措施有效地遏制了恶性通胀挑战，稳定了宏观经济形势，经济增长得以恢复。
梅内姆的执政成绩，阿根廷民众的感受两极分化。在支持者眼中，梅内姆时代没有通胀，私有化使公共服务得到现代化。比索和美元的一比一兑换使阿根廷人的腰包一下子鼓了起来，可以大手大脚地消费各式进口产品，也可以到处旅游观光。这是一种生活在“第一世界”的美妙感觉。在反对者看来，数千家企业在梅内姆时代关张倒闭，工业丧失活力，下层民众陷入失业和贫困。私有化滋生大大小小的涉腐丑闻，而许多相关证据指向梅内姆。他之所以躲过牢狱之灾，是因为他凭借特权地位长期担任参议员，得以享有司法豁免权。
阿根廷前总统卡洛斯·梅内姆
梅内姆的最大争议来自其竞选主张与执政路线之间的巨大反差。他在就职之后，发起一场他在竞选期间从未提及的重大经济调整。美国学者苏珊·斯托克斯指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出人意料地”实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而那些推行改革的总统（例如卡洛斯·梅内姆、委内瑞拉的卡洛斯·安德烈斯和秘鲁的藤森）恰恰在竞选期间反对新自由主义，亲口承诺保护民众免于经济困苦和不安全感。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梅内姆经济政策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和放大，最终导致阿根廷在2001年底陷入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私有化进程使阿根廷的重要企业几乎全部被外国资本控制。比索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导致币值高估，不仅使阿根廷产品在国际贸易竞争中丧失竞争力，也使政府无法利用货币手段调节经济。国际资本市场在1998年之后出现风向改变，投资者开始从阿根廷撤出美元。美元储备的不足迫使该国把利率提升至极高的程度，严重抑制了企业生产。
1999年至2002年，阿根廷经济连续4年负增长。2001年12月，由于国际货币经济组织拒绝提供新的贷款，该国陷入严重的危机。许多人把梅内姆视为这场危机的祸根。2003年，他再次竞选总统，却由于支持度太低而退出第二轮投票，他的对手内斯托尔·基什内尔自动当选总统。
当阿根廷再度面对经济萎缩、通胀高企的考验时，梅内姆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米莱提名梅内姆的侄子马丁·梅内姆作为众议院议长，这一举动被外界解读为他对梅内姆时代致敬，也意味着他希望借助梅内姆家族影响力获得政治支持。米莱还把梅内姆时代经济部长多明戈·卡瓦略赞誉为“阿根廷历史上最好的经济部长”。两人经常就美元化等改革议题进行交流讨论。此外，一些曾在梅内姆政府任职的政治人物进入米莱政府，为它留下更深的梅内姆烙印。
米莱的改革：行得通吗？
目前，阿根廷处于持续的经济低迷之中。2023年，该国经济增长率在拉美国家之中垫底（预计为-3.0%），通胀率创下1991年以来最高值，还背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40亿美元的债务。
米莱表示要在就任总统的第一分钟就“让形势变得非常透明”：这个国家没有走渐进道路的可能，必须实施最严厉的休克紧缩。迪亚娜·蒙迪诺在就任外交部长之前公开表示，国家面对极为“严峻”的形势，政府“没钱”，全社会必须为勒紧裤腰带做好准备。内政部长吉列尔莫·弗兰科斯此前表示，阿根廷比索对美元官方汇率保持在1美元兑换600到650比索是“合理的”。这一表态意味着比索将迎来大幅的汇率贬值。
米莱的激进主张遭到外界的强烈质疑。2023年11月，也就是阿根廷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前夕，全球113名经济学家签署一封公开信，共同批评他的经济主张。在他们看来，大幅削减公共支出将加剧阿根廷本已严重的贫困和不平等，实行美元化和财政紧缩属于无视现代经济的复杂性和历史教训，米莱的主张可能导致整个国家陷入经济灾难和社会混乱。在签名者之中，既有托马斯·皮凯蒂这样的著名欧美学者，也有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阿莉西亚·希隆等来自拉美的著名经济学家。
在媒体评论看来，“米莱要做的事情在梅内姆执政时期都做过，都失败了”。经济的极端自由化，主要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关闭中央银行，经济的美元化，米莱的这些政策主张对于阿根廷或拉美并非新鲜事，其作用和局限性也是一目了然。
米莱曾经的好友、经济学家迭戈·贾科米尼强烈质疑米莱捍卫、效仿梅内姆的做法。在他看来，这种效仿之所以不可行，因为两人所在的时代非常不同。梅内姆在1989年就任总统之际，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华盛顿共识的影响力无人可比，自由市场成为阿根廷的唯一选择。现在，世界形势已经改变，中美成为世界两极，而且两国都强调政府的作用。
米莱的重大调整方案都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因而将在国会面对反对党的牵制。新国会是一个政党构成十分碎片化的国会，没有任何党团在两院掌握过半数席位。“自由前进”在参众两院仅为第三大党团，而目前尚在执政的“团结为祖国”在参众两院均为第一大党。米莱现在已经与前总统马克里为首的中右翼政党联盟“我们变革”结成盟友；由于席位数量还是不足，他在重大表决时将不得不求助于“激进公民联盟”或更小的政党。在地方层面，“自由前进”既没有控制任何省长职位，也基本没有掌握市长职位。
阿根廷所需的任何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都会带来巨大的短期阵痛。如果米莱在执政之后取消汇率管制，币值被高估的比索势必出现大幅贬值，进而加剧通胀压力，下层民众将沦为直接受害者。
米莱迫切希望削减公共支出，但如何处理能源补贴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相关数据显示，阿根廷政府2022年能源补贴高达124亿美元。国家的巨额补贴使消费者享受低价燃料，但政府的财力越来越难以承受；如果取消燃料补贴，下层民众的生活将受到损害。可以想象，米莱的改革一旦启动，大规模的社会骚乱很可能接踵而至；如果抗议声浪不能得到遏止，政治基础薄弱的米莱政府甚至有无法维持之忧。
米莱外交：从中美中立转向亲美，走得通吗?
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曾说过：“世界上有4种国家：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日本和阿根廷。”这个说法的含义是阿根廷走出一条非常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道路，一度通过出口农牧产品聚敛财富，却没有能够实现发展质量的突破，反而陷入衰落与破败。
在20世纪初的很长时间里，阿根廷曾是美国的竞争对手。在“大萧条”到来之前的许多年间，两国都是西半球最有活力的经济体，都向欧洲出口大量的农牧产品，都能够吸引众多的欧洲移民落户本国。按照安格斯·麦迪逊的统计分析，阿根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13年达到3797（国际）美元。这一收入水平不及美国和英国，但超过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拉美则是遥遥领先。
阿根廷依靠自身经济实力而坚持与美国外交拉开距离。不同于巴西，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期保持中立。1945年之后，胡安·庇隆治下的阿根廷坚持独立于美苏的“第三立场”，该国最终加入不结盟运动。
20世纪80年代，马岛战争落败、内外交困之中的阿根廷开始改变对抗美国的做法。梅内姆政府使该国外交政策发生巨大转变，完全放弃传统的民族主义立场和不结盟战略，采取非常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寻求与美国“自动结盟”。在梅内姆政府长期担任外交部长的吉多·迪特利亚甚至用“肉体关系”定义阿根廷与美国的关系。
卡洛斯·埃斯库德是梅内姆的外交顾问，他竭力鼓吹“外围现实主义”，为这种外交大转变呐喊助威。他撰文分析阿根廷在马岛战争失败之后的困境，反对阿根廷采取一种对抗性的外交-安全政策，因为这个国家“并不真的需要丢失已久的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核技术或不利于稳定的弹道导弹系统”。
阿根廷在2001年年底陷入危机之后，美国拒不伸出援手，两国关系渐行渐远。在基什内尔及其妻子克里斯蒂娜执政时期（2003-2015），阿美关系极为冷淡。马克里政府（2015-2019）和费尔南德斯政府（2019-2023）基本遵循“等距外交”，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米莱的执政意味着阿根廷外交再次经历大调整。相较于前几届政府，米莱毫不犹豫地转向亲美道路。他在大选期间的表态可以归纳为：疏远本国的前两大贸易伙伴巴西和中国，在政治和外交上倒向美国。
米莱（右四）访问美国，拜登避而不见
米莱在今年8月初选胜出不久之后即告访美；11月底，他在刚刚赢得第二轮投票之后再度访美。他之所以如此亲美，首先是因为他需要为未来的经济调整争取美国的支持。他与美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进行会谈，专门讨论未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问题，得到美方的同意。其次，亲美立场源于他的保守意识形态，也就是对美国霸权、西方文明、民主体制的极度崇拜。换言之，他更加看好美国的发展前景。
米莱公开倒向美国，美阿关系上升空间却并不令人看好。在他访美期间，拜登总统避之不见。米莱政府和拜登政府有许多相悖的理念。后者支持改善公共医疗、严格管控枪支和应对气候变化，而米莱对这些主张嗤之以鼻。这种状况无疑将减少米莱政府和拜登政府的合作空间。不管谁在2024年当选美国总统，阿根廷都不能指望美国像中国这样提供大额度贷款或帮助修建大型基础设施。此外，美国不可能在马岛问题上支持阿根廷的立场。
考虑时代背景，梅内姆奉行亲美外交尚可理解，而时隔二十多年后的米莱，采取同等操作就难言乐观。在阿根廷陷入经济困境之际，米莱没有认真对待本国与前两大贸易伙伴——巴西和中国——的关系。
外交部长迪亚娜·蒙迪诺很明确地表示，阿根廷不会在2024年1月1日加入“金砖国家”机制；至于最终是否加入，新政府将另行“分析加入前景”。在对华关系方面，新政府始终声称要对中阿之间的“不透明交易”进行审查。在对巴关系方面，米莱坚持邀请博索纳罗参加他的就职典礼，而卢拉总统派外长代表自己参加这一活动。在阿根廷与两大贸易伙伴的关系同时趋冷之际，米莱这场激进改革的前景令人愈加感到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