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6日,除夕夜,张大春年迈的父亲喝高了,在浴室里不慎摔倒。


此后,父亲的余生便一直缠绵病榻。这个意外给张大春带来了不少冲击,在他看来,一具健康、伟岸了76年的躯体在损伤了一束“比牙签还细的神经”之后,就和整个世界断离了,每天只愿做三件事:睡眠、饮食、排泄。


“老头儿果然睡得像石头,连鼻息也深不可测。要不是每隔几秒钟会有一条腿猛痉挛那么一下子,他可以说就是个死人了。”张大春在书中这样回忆病房守夜的场景。


这种半带调侃又不失哀伤的文笔,的确很“张大春”。一直以来,张大春都被认为是台湾极有天分、好玩得不得了的作家,写过《城邦暴力团》《大唐李白》等脍炙人口的作品,莫言形容他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司马中原则说他是“野鬼托生的文学怪胎”。


除了写作,他还给李寿全、周华健写歌词,给吴兴国的京剧、电视剧《小站》、王家卫电影《一代宗师》等作品当编剧,还客串过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主持了一档电台节目,堪称华语文坛的全才。


只是《聆听父亲》这本书,多少有些不一样。它可能是张大春最深情的一次写作,起因就是父亲突然倒下。书写父亲并非一件易事,比起母亲坦露浓烈的情感,天下间的父亲都习惯沉默寡言,“父爱如山”四个字就囊括了一切隐忍、坚硬、伟大的特质。


而且,在动手写这本书时,张大春的第一个孩子即将降生。生的希冀和死的恐惧反复交织,张大春想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给孩子讲述家族近百年的动荡岁月。张大春的祖家在山东,过去是一个拥有五大院落、几百口人丁的显赫家族,充满时代的印记。


如今20年过去了,张大春的孩子也已经长大成人了。有趣的是,尽管这本书是为孩子写的,就连第一版书的封底照片也是孩子,但孩子从来没有看过。


《聆听父亲》

张大春 著

新经典文化 2023-10


“多年父子成兄弟”


张大春今年66岁了。尽管已经迈入花甲之年,他的微信头像却是一张网络图,上面是一只狗死死拦着一只凶萌的猫说“大哥算了,别冲动”。


这很符合他一贯桀骜不驯的顽童形象。但张大春说,父亲在生时也是这样顽皮的性格,因此也说不好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还是长期的耳濡目染。


比如高中的时候,张大春的数学很烂,常常考零分,填个名字就把白卷交上去了。回来之后要父亲签名,父亲一看这白卷说:“哎哟这考得好,在哪签都可以。”


父亲也曾试图帮忙解几何习题,但因为“答案对了,解题过程不对”换来老师的满纸大叉,只能跟张大春说:“我看你这数学嘛——往后是自求多福了。”


父亲不但对儿子的成绩没有硬性要求,甚至还带着他逃学。1970年,张大春读初中二年级,正处于一个“喉结突出,须毛浓密,看什么都不顺眼”的年纪。因为和同学打架,他被校长的秘书叫去罚站,就站在学校侧门的墙边。


父亲收到学校的通知后,没有像寻常父亲那样把儿子训斥一顿,而是骑着一辆二十八吋的脚踏车、带着两支网球拍就来了,说:“学校派我来带你逃个学。”


多年以后,张大春问他:记不记得带我逃过一次学?父亲的答复是:不是吧,明明是你带我逃了半天班。


在张大春的记忆中,父亲从来都不是个严厉的人,这和张大春的爷爷有关。“爷爷对父亲很严厉,因为父亲是他的第七个儿子,对生儿子已经疲了。老爷子老想着有个女儿,盼着盼着,结果老七又是一个儿子,用父亲的话就是‘我的爸爸不喜欢我’。”


这句话张大春不知道听过多少次,每次都觉得很伤感。疏远的亲子关系使得父亲在9岁那一年还试图通过跳河来离开家,想让爷爷再也打不着他,最终换来一顿家法伺候。


这段童年经历让父亲在为人父后,紧紧记住了“不应如此”,因此对儿子特别亲近。有一次,父亲受托带一笔版权费给莫言,聊起家事来,莫言就好奇地问他:“好像你跟大春的父子关系很好,是不是无话不谈?”


父亲答曰:“多年父子成兄弟,现在大春是我哥。”


多年以后,张大春才从莫言嘴里听到了这句玩笑话。那时候父亲已经因为跌倒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让张大春内心百感交集。


虽说父亲似乎在任何事情上都可以开玩笑,但在儿子眼中,他又是个非常追求“准确性”的人。父亲在济南念中学,毕业后去做了一个很新鲜的工作——土地测量员,对工匠细节很着迷,也对客观知识充满强烈的好奇。


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季节,当时济南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但父亲在这样的乱世下依然有很高的自我要求,尽到每一分礼数,专注做自己的事情,与整个大环境格格不入。


“那是个‘差不多’的时期,就像胡适之讲的《差不多先生传》,就是‘无所谓了,差不多了,明白就好了’。中国人的社会就是这样,不管到哪里,都有和稀泥的习惯,就是放弃讲究细节,以及伦理责任上也不完整。”张大春回忆道。


父亲曾告诉过他,大时代就是把人当玩意儿操弄的一个东西。而不愿随波逐流、讲究别人不讲究的,让父亲跟整个社会都有一些疏离。


张大春后来也意识到自己的性格里继承了这一部分,就是对于不能准确讲求的人和事,会很不耐烦:“尤其是为了知见的准确性,我的确有跟社会染缸不能共通共融的地方。这些可能都源自父亲。”


写给孩子的书,孩子从来没看过


尽管张大春是50后,但他对代际关系的理解,似乎放在每一代都会应验。他在书中对所谓的“祖家”下过一个定义,就是在很多人眼里,祖家只是个象征,甚至只是个病征而已。


“祖家似乎是旧时代、旧体制、迂阔的制约、陈腐的价值、没落的文化……一切应该急速挥别的噩梦总集。在另一端,忧心捍卫着这象征的人会这样告诉你:它是根,它是来历,它是饮水当思之源,它是不容践踏遗弃的记忆。事实上,这并非咱们张家所独有的一个矛盾。近世的中国,大约就在被迫打开大门之后让所有的家庭都不得不面对这一点——人们不得不用种种的形式离家、出走。


在漫长的家史中,张大春记录了父亲一次次出走,又一次次回家。同样地,随着自己的儿女出生,他也目送两个孩子逐渐长大、离家和出走,只是和父辈的形式不一样了。


张容是张大春的第一个孩子,《聆听父亲》原本就是写给他看的。或许是冥冥中神奇的连接,这个儿子刚好和张大春父亲是同一天生日。


但一直到长大成年,张容都没有认真翻过这本书。


张大春并不介怀,也从没鼓励过儿子看。“孩子有孩子的世界,有他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的出口。而且一代人做一代事,我写的东西如果我的下一代有人看,我也不期待会超过一个generation。人与书的关系就是这样,不能有丝毫的勉强。”


他对孩子是放任的,一贯的态度就是:孩子是自己会长的,只要我不长歪,他们就长不歪。至于能保证到一个什么程度,张大春没那么大的兴趣,也没那么大的力气。


他也不强迫孩子对祖家持有多深刻的感情,在书中给孩子写道:“祖家之于你,我的孩子,原本是莫须有之物……我无法鼓励你对一座全然陌生的宅邸孕育真正的情感,也无法说服你对一段早已消逝的历史滋生纯粹的好奇。”


柳宗元写的《种树郭橐驼传》,一度跟张大春的教育观很契合。郭橐驼是一个很会种树的驼子,种树的技巧就是“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栽种时要像对待子女一样细心,栽好后要像丢弃它一样放在一边。


“你不用早上浇水、晚上浇水,该让它自己长的时候,就好像你已经把它抛弃了一样。然后‘去不复顾’,一旦离开了,不要再回头了。树尤如此,何况人乎?”张大春说。


如今,儿子在大学念建筑,女儿在大学念影视传播,张大春对此表示很欣慰,“至少他们没有变成小文青”。


成为父亲之后,张大春一直没停止对“父职”的思考,除了《聆听父亲》,还在《见字如来》一书里详细写过“父”字的溯源:在甲骨文中,“父”原本是一手持一杖,意思就是“治事”。“父”所持的“杖”不但和权柄密不可分,也意味着受尊敬的地位不可动摇。


但在今天的舆论场,和“父”相关的几乎都成为了贬义词,比如“父权”“爹味”。张大春也了解这个演变,“我知道,父权(现在)代表着下一代对上一代全面性的不喜欢,是一个坏字眼。我跟不上潮流,而且我现在就算想追随这个潮流,也已经‘无父可反’了”。


《聆听父亲》这本书横跨了祖上五代,每一代的教养重心都不一样,父子关系也发生了剧变。在张大春看来,当下也是一样的,因价值观而产生的冲突每天都在发生,但每一代人都在试图填补因教养差异造成的缝隙与沟壑。


每一代都希望,上一代没做到的我要做到,或者我这一代没有做到的,下一代要做到。但到底能不能弥缝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答案。”


Q&A


新周刊 :在中国家庭里,为何我们好像都不擅长谈论或书写父亲?中国父亲的形象为何总是“父爱如山”?


张大春 :的确,在《聆听父亲》出版时,台湾几乎没有讨论父亲的书,我不太记得有什么专书讲成长跟父亲之间独特的关系。写母亲的多,恐怕也跟一个题材上的硬度有关,因为母亲总给人感觉温暖一点、柔性一点。而父亲在中国的社会里,他的形象多半是严厉寡言的。


这个可能不见得只在中国如此,我相信世界各国许多男性占据的地位,的确让他在家庭或者家族的权力关系上,不大容易被感念为一个柔性的对象。


新周刊 :当代人好像很不喜欢“父”字,和“父”相关的都不是什么好词儿,比如“父权”“爹味”。你在《见字如来》上对这个字也有过溯源,如今看有哪些新的感受?


张大春 :父亲们在过去的时代有过辉煌的地位,如今来个几十年后的反扑,也算是业报(笑)


我倒觉得大家可以沉着一点,和解这件事是很不容易。我讲的“和解”是在宽容的基础上,对不同价值观和不同生命表现予以足够多的尊重,这是必要的,否则就会变成仇恨。


我现在很容易在社群网站上看到,只要跟我这个想法或三观比较不同的,大概都视我如寇仇,所以我也是“该被打倒的那一代”。现在全世界都在操弄这个仇恨,就是用仇恨来取代宽容,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新周刊 :和父亲之间,你有没有什么话题是以前一直很想谈,但最终没有机会开口的?


张大春 :倒没有这种太明确的遗憾,因为父子之间平常爱说,尤其是愿意沟通,老实说这不是太容易的缘分。很多父母不是不好的父母,而可能是非常好的父母,但是他们就是说不出口或者不习惯聊。


我跟父亲从来没有需要再和解的问题。时间过得很快,会发现它像跑马灯一样,很快就经历了。


新周刊 :不同的时代会带来不同的家庭遭际。你所处的那个时代,父辈经历过离散、迁徙,对你们的父子关系有影响吗?


张大春 :我觉得,除非家里遭遇了跟大时代有严重冲突的那种事件,比如像间谍小说里描述的“原来我父亲是个外国间谍!但母亲不去举报他”那种,哈哈哈,除了这种以外,我实在想不出来,我们有那么戏剧性或夸张的人际关系的改变。


新周刊 :在世事变化中,张家的祖规家训曾从诗书功名转变为经商富贵。那到了今天,你们张家的家学是什么?


张大春 :起码有一点是,对文化内容的尊重。这一点跟是否能赚钱、是否能发达或是否能扬名立万都无关,不管怎么讲,就是对文化本身多一些尊重。这是家风使然,我相信它会流传下去。


张大春日常练字。(图/受访者提供)


新周刊 :就你自身而言,父女跟父子的关系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张大春 :我的态度没有不一样,我相信他们也不会感觉到什么差异。当然,对女儿来说,有些事情父亲不能教也教不来,她天生就是要求助于妈妈的。但儿子也不见得有,比如他交女朋友了,我也没有办法当他的军师或参谋,对吧?


新周刊 :《聆听父亲》再版时,有没有想要增加或删减的部分?


张大春 :本来想增加一个写我母亲的篇章,因为现在整本书的视角主要是从父亲那边来的,关于母亲说得很少。


我母亲是一个特别的角色,她没有上过学,但她每天看报纸。加上我小学五年级以后,家里买了电视机,我母亲就有了一个学习手段,在电视上按图索骥,找到报纸上登过的内容。到我中学的时候,她已经可以针对每天报纸的新闻跟我聊聊天。


我不知道她是怎样识字的,没有人教她。这真的是老太太很厉害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就想应该补一篇,但最后编辑觉得内容已经够了,而且有出版时间的考虑,就没有加进去。


新周刊 :对,虽然整本书只用了很少的笔墨回忆母亲,但我对书的收尾印象很深,是以母亲一个略带悲情的视角结束的。母亲在你们父子之间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张大春 :会有相对应的关系,毕竟我的原生家庭算是一个很传统、保守的家庭,唯一不传统的地方是,我是“孤寡”一个,就是人丁很单薄。


从1957年我出生以后,我家就是三个人。英文有一个词叫family tie,有点像打结或领带,就是这个家庭有一种自然形成的内聚力,family tie使得我们家这三口人“不可须臾离”。


比如说,我毕业后本来可以出国念书,但后来我放弃了,因为父母年纪比较大,那个时候都60多岁了。父亲有一次还问我,要不要出去跑一跑,我说不行。我也没有告诉他原因。我心里很清楚,只要我父母在一天,我就不可能出去留学。所以没有额外的角色,我们三个就是一体的。


新周刊 :如今你步入了花甲之年,也到了父亲当初的年纪,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张大春 :20年前我父亲还在,不过他在病榻上非常痛苦,生不如死。那个时候觉得,他只要两三句话、一个叹气我就明白了。他生病的时候是76岁,我现在是66岁,所以我自己变年老以后,大概也可以体会到一点,用一句话来讲就是:不是我打发时间,是等着时间来打发我了。在这个阶段里,感觉的确跟父亲走到一路去了。会有相逢之日。


参考资料:

《聆听父亲》,张大春,文汇出版社,2023-10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花瓢白,编辑:萧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