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篇面面俱到的回忆录或者严谨的诊断报告，不过我希望给现在的年轻父母们一些参考，说明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另一方面，我想知道的是，自己在伤害已经发生之后可以做什么，来帮助自己完成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就业（包括深造）和建立亲密关系。
文中全部当事人名，部分单位名、地名为化名
一、起源
男孩子
我是80后，男性，来自小城清阳（化名），在一个驻当地的上级直属事业单位成长。父母都是体制内普通人，文化程度在同龄人里较高。
我最早经历的、但很晚才意识到的危机之一是我家人尤其是我母亲并没有完全接纳我。她以前多次陶醉地给我讲我两三岁时她把我打扮成女孩，并给我看过一张我的裙装照片。大约我上学前班时，我母亲当着我的面对着她想像中的女儿“芽芽”说话（我是独生子）。
事后来看，我认为我母亲并非完全不能接纳我的生理性别，更不是一定要二胎，而是不能接纳男孩子的刚强、自主等气质。有一事可为佐证：小学时我反复受到欺凌，我母亲叫我去给老师讲，而且要哭着讲。
这些事情并没有影响我记事以后的性别意识和取向，但这种拒绝接纳孩子现状的偏执和以自身意志肆意操控孩子的欲望却在后面的几乎每一件事中以不同形式重演。我读研时咨询的心理咨询师也认为此事反映我的原生家庭有重大缺陷。
我没有上过幼儿园，五岁半被送进单位自办的小学。我母亲一直倾向把我关在家里，喜欢包办事情，做得太过分时甚至和我父亲多次争执。虽然清阳不冷，但和很多家长一样，我母亲喜欢让我穿很多，而且喜欢按自己的审美指定我的衣服（衣服这个词在“离开之前”一段还会出现）。
一年级或二年级初秋的一天全班文艺表演，前一天班主任让大家穿及膝短裤来，而我母亲不由分说地让我穿长裤，我提出带上短裤备用也不准许。结果班主任看见我穿长裤到场很不满。我抱着最后的希望提出把裤腿卷起来，被当众怒斥。
我母亲和班主任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我没有告诉班主任穿长裤是我母亲的要求，也不知道两人后来是否交流过此事。我只能说，孩子有时注定是弱者。
剥鸡蛋
小学一年级时一个同学基于我动手能力较差的事实，开玩笑说我“很聪明但不会剥鸡蛋”。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的二姐、我的二姨（后文还会几次提到此人）耳里，她总以此取笑我。我父母拒绝保护我。这时我已经出现了无法控制的抠指甲行为（我后来明白是焦虑症状），并因此受到父母训斥。
而动手能力的确一直在困扰着我。小学六年级的一次科学课上，我正巧和上述同学一起做实验，打算把电池、灯泡、导线和开关串联成一条回路，七手八脚做好后却发现开关合上灯灭，断开灯亮。我们觉得奇怪，老师发现我们连了两条并联线路：一边是导线和开关与电池短接，一边是灯泡直连电池。我们尴尬不已。
奥数班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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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五年级时开始在离家四五公里的市里上奥数班，周末我父亲带着我坐车过去，而当时我母亲很不乐意我去。我当时学起来很有感觉，虽然一开始摸不着节奏，但后来进步相当快。六年级时一次奥数班考试，我带去的一个很普通的人造革文件夹丢失，找回后发现被人划坏并涂抹。
我回家后我母亲既不痛惜物质损失（确实没必要），也没有用积极的态度安慰我（这一点不妨和下文毕业旅行一起看），而是表现出一种混合了得意和癫狂的怪异情绪，歇斯底里地说：“这下你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了吧。”此事和穿衣服都是过度保护的例子。当然这起意外在我看来只是而且应该只是一声稍纵即逝的噪音。
我在奥数班小组作业中和一个外校同年级的队友小欣很聊得来，长期记得他瘦小机灵的形象。小欣从市里顶尖的清阳中学保送到清华。他留校读硕的一年暑假我们又见了面，那时他的体型和脸型已经十分圆润了。之后他出国读博，我们偶有书信来往。
再说这边，我不久后就要上初中。家人毫无商量余地，让我上了单位自办的子女学校。从初一和初二，年级一直不到十个人，其中有几人是教师子女，其他的孩子们都去市里了。从初中开始家人再没有允许我去单位外面上课外班。
二、清阳第二百五十一中学
二五一中史
初二末，单位系统内几所子女学校合并，在我家附近成立了第二百五十一中学（化名）。我父母以“你太小不能骑车”“你受不了当地名校的竞争”“二五一中会重点培养你”等理由安排我初三去这里，中考前又违反之前让我自己选择高中的约定，强迫我高中留在二百五十一中。于是我中考应付了事。后来我成了该校唯一考上北大本部的学生——我丝毫没有自夸的意思，因为这是一段充斥着谎言、暴力和控制的沉重历史。
二百五十一中是一所烂校。看数字，清阳的教育与规模和发展水平相当的城市比算是顶尖，01年至少10人上清北本部，09年上升到30多人，而二五一在近百万人口的市区却平均五年出不了一个清北，从未有人奥赛成绩达到省一等奖——仅凭此说它是烂校也许流于应试主义，但以下一些事实能进一步反映全貌。
小事直击素质：高三时（保持士气有多重要不用多说）我班上至少有一节英语课和一节数学课因为单位内部学生挑事，教师处理无效，离席抗议。大事则论人心：大部分家长和学生的选择是理智的，01年二百五十一中空前绝后的风光成绩也没能阻止内部子女纷纷去读市里的学校。于是这所彻底失去了生源的“名校”在成立十年出头后就黯然停招，再两年后解散。教师多数转岗，少数应聘到市里。
绝境
家人逼迫我上二百五十一中的真实目的只有他们自己完全清楚，而他们一直对我隐瞒和搪塞，所以他们的目的可能永远是个谜。
不过，有三点是明确的：我是几年内二百五十一中出成绩的少数希望之一；我父母的工作单位和二百五十一中是利益共同体；我在中学持续受到排挤和欺凌。所以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很可能包括追求自己的眼前利益。
“你太小不能骑车”（我五岁半上小学）则可能反映了过度保护，而这种过度保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控制对象的基本安全以便持续控制，至于成长环境和心理健康自然不在考虑之列。
二百五十一中的首要宣传点是“助普通生升优”，而校内“普通生”的资质和学习动机整体上相当不乐观，其中很多“普通生”身为内部子弟再不争气也会被学校留下，最后学校也不可能把少数优等生单独分班——这些因素决定了要“升优”就只能靠优等生输血。
年级成绩最好的几个学生，除了我之外，家长非单位领导即校内教师，于是厄运降临到我头上。决定性的因素却是我家人，他们软硬兼施让我留在二百五十一中，而且对我的处境毫不关心。
他们可以对我说出“某师兄（同事的孩子）去读领头羊清中最后也不过考了省会某大学”这种话，而不提师兄体弱多病的事实。高一国庆后的一天，我向我父母反映我被调座位后身边环境糟糕，我父亲做迷茫状说“李校长怎么会打压你？他在以前那所子弟校时跟我可是老朋友”。我过几天再次跟他说，被他大骂到凌晨一点多。他吼道：“同桌有什么影响？”“最卑贱的狗才想要什么公平！”“你凭什么要学校优待你？凭成绩好？哼。”
而我母亲在干什么呢？睡觉。我一个人在夜里落了泪，主要并不是被我父亲的歇斯底里吓坏，而是担心中学的不良环境在我的成长中留下深深的伤痕，更是担心如果不能考到远离家的大学就会无法拥有自己的生活。从那之后无论校方、班上的不良学生和家人怎么对待我，我都不哭，因为哭了就会更被看不起。
回忆起这段残酷的经历，我虽气愤和伤感，但也不哭。直到多年后，我给带我做本科毕设的博士生学姐写信，写到感谢姐肯定和帮助我、尊重和关注我的内心，已经而立的我终于忍不住哭了。
我并没有放弃改善处境的努力。高二上我给家人说我想找校方谈谈，我父亲不耐烦地说“人皆有好恶的对象，校方不喜欢你很正常”“你必须学会跟任何人相处，听着，任何人”“卢刚（震惊中美的枪杀案嫌疑人）就是对校方不满才杀人的”，我母亲皱着眉说“你对李校长意见有点大，我怕你说话过分。”
后来他们甚至拿在北京科研单位、据说参选过院士的大姨夫来说事，说：“人家的学生管他一口一个先生地叫，你怎么对校方这么大意见？”
我没有得到跟校方谈的机会，也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些颠三倒四的话。家人对我的控制是全方位的，他们甚至如同对待“叛徒、内奸、工贼”一样，不准我提任何从二百五十一中学转走的人，包括一个高三转去清中考上了北大的单位外孩子。他们的做法不能单纯用身处小城市、在体制内工作来解释，有几个对比的例子说明我父母的决策和言行更多归咎于他们自身的缺陷。
一个在中部县城当警察的亲戚的孩子比我晚几届考上了上海的寄宿高中，从那里考了一所不错的大学，再后来平静地就业和生活；我大学同班有四个同一大系统内的子女，都毕业于顶级中学。“太小”的孩子们并不都就近读书。
我的单位里一位高工的外孙刚满5岁半上小学，后来凭实力考取全省排前三的省会文行高中（化名）。诚然，文行本身也不外乎一个名号，但背后却反映出家长给了孩子一条自由发展的坦途。很多人说我父母对我期望很高。实际上他们除了期望凭借我出名外，根本没有期望。同时他们对认识的人总是谎称我很喜欢二百五十一中学。
结果就是我直到高二末都一直被迫用大量时间帮助没有合作精神和自主意识甚至没有基本道德的学生，换来的是意料之中、变本加厉的排挤和轻侮。本就内向的我彻底不再期盼人际交往能带给我什么益处。
学校没有充足的动手实验机会，没有实质运行的兴趣社团，我没有时间来系统地准备我知道十分重要的学科竞赛，也几乎没有机会与水平相当的同学讨论和合作——生源决定了我的班虽然按成绩分，但本身水平仍然参差不齐。而最严重的是，缺乏亲情等原因导致我没能树立高而稳定的自信心——北大招生面谈时老师看见了我的腼腆和忧郁，但我的外表和我父亲的表现也许还没有充分反映这些问题。我不在乎自己在这里能排到第几名，而是想找到自己的特长和兴趣，想有一群真正的朋友，想有安全感，但我没能得到机会。
高一到高二近两年，我的学校生活经历的事情很多，也很少，因为除了偶尔去外校参加竞赛外，每天都可以概括如下：完全按校方的统一课表上课；课上抵抗周边学生的骚扰和闲话；课间遭受欺凌，被打耳光、抱摔、掐、言语羞辱；中午回去和家人争执；晚自习再次抵抗周边学生的骚扰和闲话；晚上回去再次和家人争执。
我说二五一中学不是最适合我的，而我父亲用阴冷的语气说”但也不是最不适合的“，并批判我认为周边环境会影响学习成绩的“同桌影响论”—而我后来才意识到，比起学习成绩，社交能力和自我意象的损害才是更严重的。可能就在那段时间我形成了习得性无助。
我没有成为卢刚，而一个同学却在高二期末被单位内部的不良学生用椅子打伤头部住院一周，全班人人自危—去外面上学的同级同学们无一出事，留在内部的却遭横祸，这足以说明“你太小不能骑车”的说法即使不是托辞，也是严重片面化的。
高三时换了校长和班主任，他们觉得以前那样“打一派拉一派不行”（高考后校长原话），我的处境得到改善，下学期学校又单独给了我一间自习室，但我的焦虑始终没有好过。二诊我感觉数学没考好，考完就当众大喊，因为我实在不敢想像，如果我的成绩不足以考到远离家的大学，我在成年的门槛上会受到怎样的操控。
我压着情绪撑到了高考，其间也和家人吵过，他们带着歇斯底里的心态批评我心态不好。这段时间也谈不上什么学习方法了，整天就是随手拿出一套套题做到昏天黑地。偶尔的空闲时自习室里没人可以交流。我报了当时很热门的一个实验科学专业，几年后我才意识到自己这个错误。
杂记
从这段经历可以看出，我父母在我读中学的事情上采用了“三步走”策略：
粉饰——将中学描述得很理想（但“你受不了当地名校的竞争”的说法足以证明他们自己都不认为二百五十一中水平高。自己都不信的宣传语，别人自然不会信）。
否认——在我对学校的恶劣环境已经明确了解的情况下，否认我接触的事实。
强迫——表面上承认我反映的事实，逼迫我忍耐中学的恶劣环境并与不喜欢的人交往。多年后，他们逼我与后文提到的姚奉献交往时，则是一开始粉饰，后来跳过否认直接强迫。
中学一事将家人的偏激、狭隘、冷酷、自私暴露无遗。初三开学前的暑假，我和他们在路上偶遇教了我初中两年英语、准备在二五一继续教完初中的班主任陈老师。老师是个清醒的人，她说，这孩子还是尽早出去读，二五一是什么档次大家心照不宣。
很快我父亲就一改他之前两年每次见到陈老师时“把孩子交给你我们放心”的说法，三天两头说陈老师课教得不好。而同样令我绝望的是他们并不了解我想要什么。高考之后，他们说：“你觉得学校整你，可是庆祝成绩的横幅上写的是你的名字。”我懒得回答。
多年后，已和家人决裂的我在绍兴三味书屋看到鲁迅为了免受门外学童玩闹干扰而请求换座位一事，想起我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批判的“同桌影响论”，一声叹息。以先生之才，求学都须寻一幽静之处，何况我这个普通人。
虽然我没有机会直接反驳“你受不了当地名校的竞争”，但我上大学后逐渐知道：好的高中里还有很多比竞争重要得多的东西，比如友谊和关爱——我们能适应近乎残酷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些人性的光明面。至于“清中这些好学校都是贵族学校”之类的话，根本没有反驳的价值，这里仅引以为鉴。
三、疯狂的暑假
世外桃源毕业旅行
（题记：我个人认为这是至今对我影响最大的单一事件，不仅是因为这件事情对我在大学初期甚至后来的心理状况冲击太大，而且因为这件事情反映了我父母的教育方式和交流方式拙劣到何种程度。）
一场不能输的高考，北大录取。接着似乎应该有北大学子家庭的一段快乐和奋进的时光，但来北大前十天，我遇到了前半生最匪夷所思的事件之一。
先说一些背景。暑假中家人和学校无所不用其极地宣传我的成绩，但那段时间我家里的气氛一直很怪异，尤其是我母亲时而无比兴奋时而莫名奇妙地发火或悲伤。我家人的一些同事都有点看不过去，劝我母亲说她伤心什么。没用，他们走到哪里，哪里的空气就充满狂躁和沉闷。
一天下午我去学校找几个老师，过了一会我母亲也去找校长。我离开学校前，一个同学告诉我：我母亲把我小时候的事情讲了两个小时。同学对我母亲的表现感到奇怪和略有不安，这表情和语气立即让我预感这个暑假要出事，只是没想到会在一个最不可能出事的时候出下面这么荒唐的事。
8月下旬我父母“请”我（实际上是强迫）进行了一次毕业旅行，和单位里的好几家人一起去世外桃源旅游区，有个年轻男导游跟团。一路上我母亲不停地讲我如何优秀和“培养”我的体验。我没完全听清，但她的声音和表情都十分焦虑（愁眉苦脸地用紧张的声音赞颂自己的孩子如何优秀是多么滑稽的一幕）。
这次旅行组织得很乱，到达的当天晚上住宿没安排好，晚餐时大家集体拒绝动筷子。最后到了旅馆，同去的人（我父母的同事）里，有两家各带了一个小学毕业的女孩。大家在前厅焦急地商量怎么住宿。这时导游指着我，当着我父母及两个女孩的父母等二三十人来了一句：考上北大的尖子生秋岸和两位小姑娘一起住，如何？气氛一下僵住。
我不知所措，什么也没有说。我父母也什么都没说。当时没配手机——就算有，也捕捉不住如此突然的事件。我也没想到去投诉，再说已经很晚了。最后住宿还是解决了。
进客房以后，我很不平地对我父母说：导游为什么这么说？然后我父亲不耐烦地说了我几句我已经记不清的话，我母亲歇斯底里语无伦次地大骂了我一顿。
我父亲第二天还给我说了一句：你马上要出去读书了，（别人乱说话）这类事会常见……我清楚记得当时我在带着情绪沿石板路上坡，我父亲从我后面赶上来到我身边。此时我自然对这次旅行已经毫无兴趣了。返程中的一张照片上，我沉重的表情、迷乱的目光和紧张的姿势完全看不出考上北大的喜悦和对未来的向往。
事件的一些细节无法还原，比如两个女孩家长的反应、导游在路上听见我母亲拿我炫耀时的心理活动。可以确定的是，导游的话固然不合适，但我父母的处理方式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极大冲击了我对“家庭”的认知以及对自己作为一个准成年人的社会价值的评估。自然，我也再没和他们一起长途旅行过。
我的家人一直拒绝我提世外桃源的事，一提就骂，朋友和咨询师都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反应却没有答案。
那么，如果我父母换一种方式处理，比如哈哈大笑，后果会不同吗？一定会，但这是一个不可能的架空，因为从之前他们歇斯底里地宣传我、莫名发火或悲伤等表现来看，他们已经疯了，在疯狂状态下只会有疯狂的反应。这样说虽然失之宽泛和通俗，但可能是对于他们当时心态的唯一没有争议的描述。
另一方面，世外桃源事件对我造成这么大的压力，跟我一直缺乏安全感和对周边事物的掌控感可能有关。
就是说，一个在安全的家庭中成长，有权决定自己考哪所高中、高中学什么、跟什么人来往等等的孩子，因为知道自己有能力拒绝伤害，所以在此事发生后应该不像我这么担忧。
这个假设难以验证，因为后一个孩子的父母根本不会大骂无辜的孩子，根本不会在旅游车上愁眉苦脸地拿自己的孩子显摆，甚至根本不会强迫孩子去旅行。即使假设成立，未成年人缺乏安全感和掌控感，也是父母的责任。
如果以上讲述的事件不够清晰，那么我长话短说：一个刚从如前所述的学校环境中脱身的孩子在公众场合被开不适当的玩笑，父母不帮反骂。那么，他对父母还能有多少信任？他对参与社交活动还能有多少勇气？他会因求助不得而何等自卑？……比以上这些答案更紧要的是现实：我马上就要去上大学，必须在开始这段新生活之前尽可能修复已经危机四伏的内心。
不过留给我的时间只有十天了，而这十天与世外桃源之旅并无本质区别，仍然狂躁、闭塞，甚至加上了一些怪诞，令人窒息。
离开之前
我父亲的一个表兄弟或是堂兄弟当时在清阳经营酒店，给我父亲说他想虚构我临考前在他管理的酒店住过的故事，用“北大学子”的名头来招揽生意。我父亲似乎并不反感这种营销，而我不喜欢跟这种商人来往，这次只是焦头烂额到了没有精力去厌恶他，也不知道后来他们怎么操作的。我耳朵里充斥着家人“北大都是人精……你不行的……”之类的话。
我赴北大前，我母亲执意带我去当地的批发市场给我买质量差、样式怪异的挎包、衣服和鞋。她苦着脸要我试穿。世外桃源的事情刚过去，我不愿和她出去。我几乎没有离开家，无法做任何事情来改变处境。自己出去旅行放松自然免谈，我也没有机会跟朋友交流减压。
如果说有什么交往，那就是按家人的要求跟北京的大姨多次打电话，请她之后多多照顾。和我父母点头之交的一个家庭的孩子和我考上了同一个系，他们在第一次见到这个同学前、连这个同学的名字都没念流利的时候，便以一种如获至宝的语气告诉我：xx喜欢告密，你在大学里老实点。
四、生存
To be or not to be?
我相当清楚自己上大学前积累的种种缺陷。凭我的情况，在本科学习初期的压力本已肯定不小，而世外桃源事件及其后的一些事又带来了大量无意义的、无法转化为动力的压力，这一切很快造成了无情的后果。
专业的实验课比重较高，我开学初的一次实验没做好，瘫在寝室床上脸朝墙不跟任何人说话。我担心父母说的“你不行”这么快就应验了。
北大人的荣耀和我不甘平庸的心理决定了我不能接受这个想法，不过我渴望找到弥补缺陷的方法并行之有效地完善自己。于是与过去的抗争便成了我大学四年的主题。
开学前两天我见到了大姨。她开场便冷冰冰地说：“你妈—那个人，对孩子总是管得太死，不愿放手。”我心里有了疙瘩。这不是因为我不同意大姨的话—事实上可能没人比我更了解细节，而是因为既然大姨对她妹妹有意见，那么无论表面文章如何，内心也不会对妹妹的孩子好到哪里去。
后来，她一次次地摆架子和玩权术让我越发反感，而父母反复要我去找她。我以忙为借口提出不想再去她家，我父亲看出我和大姨之间有些“不和谐”（我预料到他能看出），但劝我忍受她的态度：“有位大师说过，壮年好说教。”我没有和大姨翻脸，但自行停止了来往。
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父亲这是曲解了钟书先生的《谈教训》，先生本主张戒随意教训人。他记错了原文，是否还有故意曲解的动机则不得而知。总之我大学毕业前，父母也和大姨闹翻了，原因据说是大姨编造外婆的话，想让弟妹们都唯她马首是瞻，结果穿了帮。细节不清楚，权当野史。
那个时候我嘴很笨，有一次给某个表亲打电话，最后想找点话说就说“祝你正常”。对方转告给我父母，他们提醒我这是句不礼貌的话。我向表亲道了歉，多年后我父母却用了这句话。
大一我是班上唯一配了传呼机的人。于是有一次我一边听着大姨数落我家人，一边收到他们发来的信息。大一下学期在焦虑极为严重、课业形势严峻的时候我找了系里辅导员。我说父母给我打电话太多，甚至悄悄联系我的同学了解我的情况。
辅导员说他们或许只是想听听我的声音。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辅导员并不了解我大学前的经历。我一边渴望自救一边在焦虑中挣扎，紧锁着眉头咬着牙背书、做题，一次次力不从心地做砸实验。成长环境的局限、国内心理咨询起步晚等因素导致我一度不信任心理咨询师，直到我自己转行心理学后。
我高三时很胖，大一一年体重下降了12千克，至毕业时下降了16千克。我后来想到，之前体重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过大的压力导致内分泌失调，而北大至少有完全的安全感和相当的自主性，所以压力减轻，内分泌逐渐得到调整。
与过去的抗争并不容易。少年时我的诉求被反复无理忽视的经历挥之不去，我父亲说”凭成绩好？哼”时的狰狞表情一次次烧灼我的视网膜和内心。努力真的会为自己赢得尊重吗？我究竟是否值得爱，是否配得上成功？……
To be or not to be? 我时而陷入悲观与迷茫——我来自一个封闭和情绪化的家庭，我不容易合群，我的动手能力被从小嘲笑到大，时而拾起勇气与理想——我是北大人，我身边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优秀同学，我理应找到自己的价值。
很多人都会经历形形色色的内心斗争，所以我对那时自己的挣扎并不感到奇怪。成长过程就是光明与黑暗较量的过程。只是当时如果有足够的外部力量帮我解决心理问题，我后面的路可能会更顺利些。最后的结果是：我并没有融入这个专业，不过没有挂科；英语成绩不错。
也正是英语不错让我有了出国的想法，虽然对我来说这难度不小。大约是大三升大四时，我父母不失时机地向我介绍了他们的另一个“老朋友”——姚奉献。
姚是我外婆的干女儿、大舅的大学同学，曾在省委工作，据说见过一些大人物。从80年代起，姚长期在美国生活。我父母说她“特别坚强”、上班“打飞的”（生活体面）、“思想已经完全美国化”等，甚至特别提及姚奉献和我大姨不和。他们以这些牵强的理由一直劝我多和姚交流，但对于姚出国的原因及出国后的行为遮遮掩掩，被问及时很不耐烦。
我也知道他们是在不顾一切地寻找以后控制我的代理人，但当时我想姚奉献毕竟是我能联系的第一个在美华人，在美十多年的她起码英语应该很好。而且至少表面上，至少在这个时候，姚奉献的确做出了一点长辈的样子，既不像大姨那样盛气凌人，也不像二姨那样尖酸刻薄，更不像我父母那样僵化保守。
基于以上原因，我并没有拒绝与她用电话和邮件交流——后来我为自己的见识和决心不足付出了惨痛代价。
最后的春节
05年大四的除夕正是二姨的生日。那几年我还是年年春节回家的，但这一次我担心二姨借生日的机会惹事，就在04年底给我家人打了个电话，委婉地说我不希望在毕业季与二姨冲突。
我父亲以无可辩驳的语气说：“你这孩子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今天的二姨和昨天的二姨不一样。”最后我同意春节回家。
二姨来了。她看见我在做一件塑料模型，用三角眼瞟着我，讪笑：”原来你只有玩模型时动手能力才不那么差。”我从5岁开始就被她戏弄过，再加上后来多年频繁被她借上文所述剥鸡蛋等事嘲笑，对她向来没好感。
大学几年我在专业学习中相当被动也有动手能力的原因，于是我猛地站起来怒视她。我父母在场，但他们以前从不保护我，这次自然也没敢对二姨说不。一场小吵后，我父亲可怜兮兮地说：“你和二姨之间有一件东西是不能不要的，那就是亲情。”我没理他。
过了这个已经没有意义的春节，我逃回学校。至今，我没有再回家度过春节。
一个快要大学毕业的男孩子无法在自己家里保护自己，我对自己十分失望。我对努力考学、做研究的意义产生了明显的怀疑，同时又担心毕业课题的进度。往远看，有动手能力的问题在，我做这个学科有多少前景，我又有多大资格换专业？我的毕业学期一开始便陷入了一片混乱。
我要感谢很多人在毕业季中帮助我，尤其是带我做毕设的博士生学姐，姐对我的肯定和关心大大缓解了除夕闹剧的冲击。
我父母却多次说“你整天那副气哼哼的样子，你瞧你认可过谁，你觉得谁对你好过？”、“你二姨、二百五十一中学、我们介绍给你的人，你都觉得他们对你不好，你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吗？”
虽然我写给学姐的信足以证明这些问题都是无理的，但我清楚我自己、我父母以及他们认可的人、我认可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些问题没有反驳的价值。
五、命运与冒险
一线希望
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一家专业相关的研究机构做实验。冷静下来看，当时这个选择其实说明我并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和适合干什么，直接层面上则基于两种负面心理：因为自卑而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学好别的专业，抱着赌徒心态固执地相信自己玩命就能回本。
我碰得鼻青脸肿，不断地思考自己的方向，一年多后决定换专业，去了一个心理学课题组跟组学习。
事实证明换专业是明智的，我第一次申请出国便拿到了美国一所排名前50大学的半奖硕士录取。一个小硕的确没什么可炫耀的，只不过这已经是凭我背景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
意气风发的我为面前的冒险之路而兴奋，而在光荣与梦想的背后，一场由旧事和新事共同造成的惨烈动荡正在初露端倪。
“老朋友”
我开始申请时，家人把我的出国计划告诉了姚奉献，姚通过家人以动人的语气提出帮我改英语个人陈述，我就寄给了她，结果她马上把材料转交给她丈夫的一个拐弯抹角的亲戚、同样在美国工作的贾庶炬。
此人先找我要了材料的中译稿。一个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看不懂一个英语尚可的中国学生写的稿子——可以想像我看到贾来信时的心情，不过我还是把中文给他了。
接着贾在我那篇肯定需要很多改动的陈述中只改了无关紧要的一句，加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短语。我对姚说她找的人专业不合、英语也不好，她支支吾吾不愿承认。
我向父母反映此事，他们也支支吾吾。姚自己揽下的事情自己总得了结，她只好答应帮我看稿子，但总是说自己要上飞机了没空云云，最后在我反复恳求下看了一遍材料，改了一点。我担心误事，就请课题组同事们帮我改，他们完全读懂了我写的东西并给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这时候我知道，姚奉献可给面子但不可深交。
那个夏天我去美国报到前和姚通话。她得知我准备从清阳经北京转机去美国，便让我开学后一周再去学校，因为那时有一班北京直飞西海岸的飞机，方便我去看她（当然，我看了她还得再飞到离西海岸不近的学校去）。
我很震惊，向她说明我的学业不能耽误，她马上用慷慨激昂的语气说“哎，缺课算什么，美国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地方”，我匆匆应付几句便挂断了电话（这里和“未完的路”一段结合看，颇能说明姚奉献其人如何）。
11月，贾庶炬学术造假一事曝光。我告诉姚，她在电话里用最难听的话大骂此人。我皱眉。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不仅发现与姚无共同语言，而且愈发感觉此人心术不正，例如像大姨一样喜欢玩权术整人，而同时我家人几乎每次联系我时都要求我多和姚说话，有空去找她。我顶着压力一直没见她。
一年多以后，我不得不告诉家人我与姚交流困难，他们不以为然，并替姚找借口，说她为了自己孩子的前途奔忙，没时间了解我、记住我学的什么专业。
我虽然感觉不对，但还是立即认真地提醒他们：我刚上大学时也按照他们的要求对大姨“三天一电话七天一拜访”，结果没几年我和他们先后跟大姨疏远，所以我还是和姚这个老朋友保持距离好些。我家人回了我一大段鸡汤。
他们对我的回答，与其说是随口做出的，不如说反映了他们事先就铁了心维护姚奉献——但几年后终于维护不下去了。
隐患爆发
初步做到了扬长避短，课程学习确实比以前得心应手多了。但是，出国第二年的春季，我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开始回想沮丧的事情”（当时给人写的求助信），后来发展到了只要拿起文献就会想起中学、二姨和世外桃源的旅行。
虽然我是学心理的，但方向与临床相去甚远，所以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秋季，注意力等方面的情况已经恶化到了必须果断采取措施的程度，我就决定去学校的咨询中心（这是我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咨询）。这一步非常正确，只是晚了。
在和咨询师的交谈中，纯粹计算我说话的时间，我花了大约六小时用还算不错的英语（至少咨询师全听懂了）讲了上述内容中大约四分之三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事，没有讲我认为相对不重要的大姨和姚奉献。
讲到大四除夕二姨惹事时，我为了说明模型是什么，特意带去一盒舰船模型给咨询师看。咨询师说我几乎有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所有症状，但按当时标准没有经历过严格意义上的“创伤”（可能新版的DSM手册会扩展定义，或者加入“发展性障碍”的分类），所以诊断报告是按广泛性焦虑障碍写的。
也是在那里，我时隔多年第一次向别人回忆了世外桃源旅行事件。一位与学校咨询中心合作，在当地儿童医院任职的中年女精神科医生听了我的陈述后郑重告诉我：以后我的孩子不能让二姨接触。
我感到专家的确和我父母不一样。我选了一个时间发信告诉家人我被诊断出焦虑障碍，后来又寄回了诊断报告（这一步现在看来极不明智）。他们起初不为所动，后来虽承认事实，但一有机会就把责任推给我。
隐患的集中爆发，社交和适应能力的早期缺陷，加上我选择研究具体方向等等失误，使我的学业异常艰难，不过终于一步步走了下去。我趁病情较轻的时候选修和自学了一些高级统计课，觉得总会有用。
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我对姚奉献已经彻底绝望，但为了给他们一辈人基本面子，还是答应偶尔给她打电话。我说了也做了，但只在4月我硕士毕业前打了一个电话。
这次谈话本来波澜不惊，我告诉姚我要毕业了、感谢她，但她最后来了一句“你们那些人，用什么药，什么仪器啊机器啊做实验……可要注意安……”我没等她说完就挂了，因为我知道再说下去肯定吵架。
我意识到，这个一直声称想和我做朋友、曾经主动请求帮我改申请文书的人，不仅完全不了解我的过去和现在，也完全不想了解这一切。她也从未学过任何要用药和仪器做实验的专业，因此她的话并非出于职业习惯。
紧接着姚给我的电话留了一段听不太清楚的语音，我则立即给她写了一封简短、明确，不带任何感情的信说明我的专业已经和我本科时完全不同，并提醒她：她曾经主动要求看我的陈述。她没回信。我继续赶论文。
刚毕业，我以写给姚奉献的口吻写了一封近4000字长信，寄给我的家人，列举了姚为人的各方面问题，向他们解释我为什么与姚已无可能再交流，但没有发给姚。
我希望一方面对姚奉献疏远但避免对抗，一方面保持和修复与家人的关系。我想，他们一向要求我多交流、勤讲理（且不管是否真心如此），那么如此翔实的事实和严密的论证（至少在我看来如此），应该可以不困难地让他们明白我的想法，明白该怎样处理我和姚的关系。
他们一向要求我遇事“内紧外松”（自己充分重视事件，但不刺激对方），我现在是在完全照做。
我预想了他们的四种反应：
其一是他们授权我全权处理与姚交往一事，这种情况最顺利，但可能性最小。
其二是他们还可能向我说明，虽然理解我与姚谈不到一块，但他们与姚多年的感情难于割舍，希望我还是尽量与她混个脸熟——那么我坚持不理会姚就行了。
其三，对我最不利的情况，也不外乎是他们难以改变年轻时对姚的良好印象，质疑我讲的事情——即使这样，我想时间也会证明一切（果真如此，只不过这一来就是几年）。
最后，他们也可能说“事情重大，我们考虑一下”，然后一拖了之——这也不坏，我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直接去忙自己的事就行。
我并没有想到第五种可能：他们把粉饰、袒护二百五十一中学的故事重演一次。我觉得有基本良心的人都不会这么干——这么想是因为毕竟我还是个学生。
回信一天后就来了，虽然开头承认我的“愤怒是真实而强烈的”，但之后的阴狠超出了我的想像：称我的信“有狂呼乱叫的味道”，“不过，本没什么交往却又非要绝交不可，未免太狭隘甚至无礼了。”
最刺眼的则是“要学会跟有问题的人交往”——在我离开二百五十一中好几年后，“你必须学会跟任何人相处，听着，任何人”的胡言乱语突然回响——图穷匕见！
最后竟然还有一句他们多年前曾经提醒我不要说的“祝正常”……我目瞪口呆，浑身发冷，接着一拳砸在桌子上！血全涌进了脑袋，最后我瘫在床上呆呆地盯着天花板。
回过神来，我终于意识到这么多年有一个基本假设是错的：我父母是讲道理的人。
大概我和很多人一样，被他们从不对我动手、从不冒脏字（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我那时没想起前文所述“最卑贱的狗”）的表象骗了。
我读研期间从二年级上学期到最后毕业一直在接受心理咨询，最近又拿到了学位，心情一度好转，结果这一切都毁于一封信。拿到硕士学位的第十天我住了院。
情感的孤儿
过去无数的悲凉和伤痛像电影一样闪过。我跟很多人谈了这次和家人的冲突及相关的事，唯独没有再和家人谈。
我慨叹：如果教育的目的就是控制孩子，那我父母真的是出类拔萃的模范！我面临一道二选一的题：认为我过去经历的那些事情叫爱，或者承认自己缺少爱。我选了后者，因为前者无法与我的认知调和。从那时开始，我用“情感的孤儿”来描述自己。
我给姚奉献写了一封简短的绝交信，并直截了当地指责我父母没有骨气。但到了这时，我还没打算跟他们彻底闹翻，毕竟没感情也有交情，尽量好聚好散。可是事态仿佛循着定数一般，沿着残酷而简单的轨道迅速恶化。
我毕业那年年底，05年除夕挑事的二姨开始发表大量“黑色段子”和谣言，最后竟然连散发这些言论的敌对势力媒体的名字也不再遮掩——某种意义上，的确“今天的二姨和昨天的二姨不一样”了。
如果说这些言论本身对我影响不大，那么有一点我不得不担心：在大家庭里如果认同敌对势力都可以不受谴责，就没什么事情不能做了。我立即给家人说了我对二姨这些行为的不满，因为我觉得他们就算不讲道理，总还得讲原则。
结果我遭到一阵无端指责，我也明白了不讲道理的人必然也不讲原则。这时，我清楚这段延续了二十多年的病态关系已经到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时刻。
其一，二姨肆无忌惮的言行也许是偶然，但我这时已经明白，自半年前我和姚奉献绝交时，我和家人的决裂就只是迟早——他们对姚奉献言听计从，而我不过是他们眼里一件随意使唤的工具，他们怎么可能容忍区区工具挑战自己死心塌地伺候的人？
其二，通过劝我与姚奉献交往时写的那段鸡汤里漂的两句干话，他们的为人已经昭然若揭：“为人交往的基本原则是趋利避害。”“只要有必要，可以跟任何人搞好关系。”——平时宣扬的什么道义、科学、信仰、原则，当然还有我，都可以弃如敝履。
我知道以我原生家庭为中心的圈子已经变得危机四伏，但我要求生，要争取或有或无的未来，于是摊牌成了唯一选择。大四除夕二姨挑事后我已经有了决裂的想法，但没能下决心。经过这几年，姚奉献推波助澜，父母执迷不悟，而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成长和觉醒，一切终于无可挽回。
第二年春节前几天，我正式写信与他们决裂，把“人皆有好恶的对象”一句送还给他们，最后咬牙切齿地写道：记住，在世界的一角，有一个伤痕累累的灵魂在恨着他的教育者们。
我没有用感叹号，因为字词已经足够了。我父亲回信说我“病得不轻”，并建议我“回家休养”。我没理他。
六、为将来而记下的过去
未完的路
从“起源”算起，三十年的时光，文中的几个重要角色将在历史中留下怎样的形象，都已经或者即将论定。生活本身有时就是一部不可思议的剧作。
二五一中是清阳80年代至今唯一解散的普通高中。它的倒下是任何上得或上不得台面的手段都无法改变的必然。顺势者昌，逆势者亡，一国之大事如此，一校之小事也如此。
我父母鼓吹“学会和有问题的人交往”，却没有和老朋友姚奉献继续交往下去。我在美国期间，姚奉献有一次回国走访了清阳等地，任务包括为涉外非政府组织“树才乡土阅读联盟”（化名）在中小学筹建图书馆。她在清阳停留时住在我原来的家，并由我父亲带路与当地志愿者会合前往学校考察。
几年前的秋季，该组织因存在政治问题而被查。次年初，随着清阳有关部门在排查工作中发现姚奉献作为该组织关联人员，企图拉拢当地退休干部，我父母不管与人断交是否“狭隘甚至无礼”，立即与她断绝了一切交流。
不久，我错开春节回了一趟清阳办事，顺便和他们对质了一些事情。我问家人，为什么要逼我和姚奉献来往。他们托辞“我们不了解美国才犯这个错误”。不了解美国不要紧，不了解自己的孩子才是致命的——我想着，却没说，因为和不敢正视问题的人没什么好谈的。
鉴于姚奉献的事已经曝光，我家人承认逼我和姚奉献来往的做法不对究竟是不是因为他们明白了自由发展的意义，就不言自明了。
那年除夕二姨挑事后我再没见过她。这次对质，我父母不再像以前那样替她的胡说八道找理由，不再像那个除夕一样劝我顾及和她的“亲情”，而是——用发泄式的语调——告诉我她“疯了”——无法无天的她惹怒了已经卧床不起的外婆。
听到他们声称已经不记得那年除夕的事情，我虽没再说什么，但我知道被忘记的过去都可能重演。而我的路还要继续，或者说重新开始。
最晚从高中开始，我便一直在上进和厌学间挣扎，而我硕士毕业前后和家人争吵、住院后，更一度严重怀疑过努力的意义。亲和力和动手能力的弱点对找工作十分不利。
硕士毕业后最初两三年，我已经谈不上什么斗志和规划了，有一搭没一搭地到处工作，多次旅行也没有治愈自己。其间偶尔得到过认可，但没能一直做下去（有研究说这是欺凌受害者的普遍问题）。
后来，出国前带我做心理学科研的老师和其他几个朋友都鼓励我继续做研究。我决定坚持下去，至少为了那些关心和肯定我的人。去年我合署发表了目前专业的第一篇英语论文。另一方面，自身心理的修复则是个必然极其漫长而且很可能曲折的过程。
结语
时过境迁。在欺凌事件两分钟就能用智能手机发上微博的今天，教育者及被教育者的错误和恶行也会付出更高的代价。我的成长经历决不能被效仿，更不能被遗忘。这沉重的一切必须被钉在教育的耻辱柱顶端。
我的遭遇有一定的必然因素。时代大背景权且不谈，我的父亲在一个缺乏情感交流的家庭长大，极端自卑，而我的母亲作为老幺从小受宠。这两人在一起本就有风险，而社会支持的不完善进一步导致教育实践中的错误没能得到预防和纠正。另外，我肯定是亲生的。
我的感情经历写不出多少，所以放在最后。我有过喜欢的对象，也用自己的方式付出过和努力过，但我的经历决定了我建立亲密关系是非常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