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香港授信至今已经有两个多月了，陈先生为了一份难以跨境流转的信用报告，一筹莫展。
陈先生在佛山经营药材保健品生意，今年想开拓香港市场，以此作为通往其他国家贸易的跳板和中转站。香港与内地通关之后，他很快在香港的银行开立了账户。在陈先生看来，香港的金融市场比较国际化，用香港的银行账户作为以后与外国贸易往来的收付通道较为便捷。
陈先生身边一些做生意的朋友也有类似的做法。朋友还告诉他，香港的资金很便宜，开户后可以申请香港授信。而当他尝试申请后，才发现内地中小微企业想获得香港银行方面的授信，难度是很大的。
首先，香港的银行一般的授信原则是向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倾斜，即便香港的中小微企业也不容易获得银行的授信额度，即便能获得，额度也偏低。其次，获得香港银行授信要看企业的资金流水，但是香港风控部门比较难看懂内地企业的资金流水和财务信息；更为重要的是，香港征信系统里没有内地的信用报告，而且目前跨境数据流转不太便利，香港金融机构无法获取内地的征信报告，因此，很难对企业以及企业主的风险进行辨识，所以没办法做授信审批。
记者采访了解到，类似的情况也存在北向需求中。
此外，香港或者内地的征信报告下载后，单独拿给香港的或者内地的金融机构，两地金融机构也不予承认，因为难以确认报告的真实性。
经济观察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很多区域和机构在探索打通跨境信用的“堵点”。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在双向信用互认机制的探索走在全国前列。
一、信息“出境”比“入境”难
据记者了解，像陈先生这样申请香港授信的内地生意人，为数不少。“南向（内地的个人与中小微企业到香港）的需求比北向（香港企业或者个人到内地投资置业）要大很多。”香港诺华诚信有限公司（下称“诺华诚信”）CEO何佳意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
今年年初，香港与内地恢复通关后，内地赴港开户的人数激增。何佳意解释称，通常内地个人到香港开户都是为了满足特定的需求。例如有部分在香港居住的内地人，需要买房和买车，又未必想全部付现金，因此就需要银行授信。但是，如果香港征信系统里没有申请人的信用记录，那香港的银行也未必会批出授信。在办理信用卡方面，香港的银行一般会要求申请人在香港有良好的信用记录，才会批出信用额度。存入指定存款额再给予一定授信额度的老式做法已经不多见了，目前主要还是看信用报告才会作授信审批。
何佳意表示，很多内地人到香港开户，有时会把资金用作投资，例如投资股票。如果使用杠杆投资，银行也有机会看申请人的信用记录，才决定给多大的信用额度和倍数。
一位拥有澳门征信牌照的金融机构的港澳分公司副总经理表示，就目前来看，跨境数据流转的主要难点是“出境”，“入境”要比“出境”相对容易。信用的基础是数据，推进跨境信用建设离不开数据的跨境流转，这方面由网络安全相关部门进行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等数据安全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为跨境数据流转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在操作层面上仍有不少的问题亟待细化。“需要在具体细分的领域和场景有更加明确和细致的操作指南。现在一些具体的场景已经有了，但这些都还不够细，毕竟这是个新的领域。”上述副总经理称。
何佳意表示，香港银行对查询内地企业和个人信用报告的需求很大。在这样的需求背景下，香港银行界期望跨境数据可以流转。“中小微企业向香港银行申请信贷的时候，银行非常看重小微企业主的个人信用报告，例如是否为老赖、是否曾经有破产行为等，有时甚至比企业的信用报告还重要。我们希望两地的信用报告实现互通，让两地的银行获取信任度高、不会被篡改和伪造的信用报告，再用于企业授信。”他进一步表示。
二、有港企获得内地授信
深圳信用促进会秘书长鲜涛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跨境信用是一个崭新而重大的领域，涉及不同的法律制度、文化习惯和行业监管等，关系着跨境金融、跨境贸易和商业服务等各重要领域。在以国内大循环为基础，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跨境信用的价值更加凸显。
他举例称，比如信贷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在内地的银行申请贷款，由于他们在内地征信系统里没有或者有很少的征信记录，银行对其进行信用风险识别也比较困难，不敢轻易授信；即便授信，很多时候额度也比较低；同样，内地人到境外开企业或者借贷，境外的金融机构也不掌握内地的相关信用信息，也很难做判断；又比如营商方面，内地企业与境外的机构要合作，需要了解境外机构的资信情况，与内地查企业注册信息不同，要查询香港公司的注册信息并不方便，一是需要时间，另外也需要支付费用。这让境内外交流与合作存在“堵点”。
因此，不仅是陈先生因为没法提供信用报告而难以获得授信，香港企业主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不过近期，已经有港企成功获内地融资的案例。
张先生是一家港资科技企业的老板，因为被深圳的科技实力吸引，想把研发部门设立在前海，并计划向银行申请一笔授信以备拓展业务之需。但是，他既拿不到香港银行的授信，也拿不到内地银行的授信。
让张先生陷入两难的是，香港传统银行对于新的研发技术和商业模式可能会偏向保守，未必愿意授信给中小微企业；对于内地银行而言，虽然企业在内地有收入和税务记录，但内地的银行一看母公司是香港企业，就疑惑他为什么不向香港的银行申请授信，而且获取香港企业的信息不便利，对于他们的风险识别很困难。因此，两地的授信资格，张先生都无法获得。
最后，一家内地的银行通过先行先试计划，与诺华诚信合作，协助张先生把香港企业信用报告提供给了内地的征信公司，成功为他的企业开户并完成了授信。何佳意对记者表示，这是为数不多的跨境信用流转和授信成功的案例。
三、大湾区的探索
在推进跨境信用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的探索走在全国前列。
2021年，深圳率先发布了《基于跨境活动的企业信用报告格式规范》，该规范在总结梳理参与机构所在国家、地区通行企业信用报告范式的基础上，建立了企业信用报告的基础规则和对应关系，为不同国家、地区企业信用报告提供转化支撑和互认依据，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同时，基于深港两地信用机构之间的合作，推动港企融资试点。《深圳市优化市场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2023—2025年）》提出加强信用服务跨境合作，2025年建成跨境信用综合服务平台（下称“综合服务平台”），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将率先开展跨境征信合作试点，支持深港澳台征信机构开展合作，便利境外企业融资。
记者从采访中了解到，对于跨境信用综合服务平台的探索，一方面通过诺华诚信这样的境外信用机构，与境内的信用机构达成合作，境外信用机构把信用报告以合规的方式传递给境内的信用机构，后者再给到境内的银行机构。这一方式，去年在深圳进行了试点，已经帮助部分港资企业在内地获得了融资。另一方面，让港澳居民在内地办理个人信用卡，增加信用额度，这些服务也在做相应的试点和推广。
在粤港澳大湾区里，除了深圳外，广州在南沙建设“大湾区跨境数据互信互认平台”，其中提供身份核验服务，包括为香港银行机构核验内地授信客户的身份和电话信息，从而实现跨境数据信息传输，同时推进两地跨境业务发展。此外，广州南沙正在推动建立统一的跨境信用标识，引导境外和境内的信用机构，共同建立系列标准，实现基于标准的互认。
在香港，跨境信用的推进也实现了零的突破。诺华诚信就香港银行界的需求与北京相关部门促谈，率先打通了合规通道，为香港金融机构提供首个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跨境个人征信报告核验（下称“报告核验”）。
6月25日，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了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首批备案情况。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北京CBD跨国企业数据流通服务中心的支持下，诺华诚信的“跨境征信报告核验”成为全国首个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获批案例。该项目首次实现了北京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间征信数据的合规出境。据记者了解，虽然是北京地区与香港签署的协议，但此次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适用于整个内地地区，全国任何一个省份的居民都可以申请此项服务。
何佳意表示，目前诺华诚信已经跟多家银行在洽谈把报告核验服务引入香港银行的事宜，银行反应都挺好，当然他们也需要走一些内部的流程。他相信，随着银行界都做好个人征信跨境数据流转的准备工作，会为香港银行和内地银行带来更多新机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老盈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