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发苍颜的老奶奶，和她生活了一辈子都没有走出的大山。当芳华殆尽，她此刻在想什么，过去经历过什么，重要吗？
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曾这样形容黄土高原上的芸芸众生：“……这黄土地上养育出来的人，尽管穿戴土俗，文化粗浅，但精人能人如同天上的星星一般稠密。”
因为有路遥，陕北乡村的一代平凡人被记录了下来。可如今，路遥已逝世三十余年，书中的“精人能人”已然老去，许多村庄都被加速遗忘中。
泥河沟村就是这样一条古村落。它坐落在陕西榆林市佳县的黄河边上，三面环山，“东是黄河西是崖”。
夕阳遮住了金狮山下通过泥河沟村的公路，远处是黄河
它的传说最远可以追溯到武则天时期，附近的佛寺就有唐代的造像，种枣的历史更是名扬天下。由于年轻人大量外流，如今村里的常住人口只有200余人，平均年龄达64岁，是一座典型的老人村。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孙庆忠很早就注意到这个村子。他发现，尽管泥河沟历史文化悠久，但它没有任何文字记载。
中国的村庄大多如此。每次回老家，爷爷奶奶都喜欢说起咸丰年前的故事，或血泪交织，或啼笑皆非，儿孙辈也听得耳朵起茧。但谁真的在意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呢？
特别是像泥河沟这样日渐空心化的村庄，每一个山坡和窑洞都不具名，见证过无数渡口往事的纤夫和艄公也已经消失。那些惊心动魄的民间轶事，只会在老一辈中流传。
泥河沟村上的陕北民居
为了挽救这些即将消逝的共同记忆，2014年，孙庆忠决定在这个村落采集一部关于20世纪中国农民的口述史。他带着团队在村里开展人类学田野调查，花了三年对村内百余人进行访谈，并辑录了《枣缘社会：佳县泥河沟村文化志》等书。
他在书中提到，在城市中心主义的驱动下，数以百万计的村落已经消失。
这部口述史在当地掀起了小小的风浪。2021年，村支书武江伟和驻村干部看到了，便和一个由学者、策展人、建筑师和设计师组成的团队商量，想要把它做成一个“乡村记忆馆”，希望帮村民留住回忆和乡愁的同时，也让外界更了解这个深山里的村子。
这对当地村民而言，是一件开天辟地的新鲜事儿。
记忆馆屋顶上的观景台
我们去看了看这个隐藏在深山的村子和记忆馆。没有人能确定，这个馆能为失落的村庄带来什么。它就像是一个集体记忆的储存罐，兀自耸立在半山腰上，不是那么精致，却是一块岁月凝成的琥珀。
一、是桃花源，也是苦瘠地
泥河沟村，确实是个不容易被人发现的“桃花源”。
成片的河滩连接着嶙峋的石山，要想进入，需要绕过蜿蜒的山路，穿过一左一右“金狮”和“银象”两座大山，才会豁然开朗。
过路人都知道，这一片民居最爱种碧荧荧的枣树。但鲜为人知的是，泥河沟村拥有世界上栽培历史最长、面积最大的千年古枣园系统，还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树龄最长者已有1300多年。
枣是村民的口粮，也是其它动物的美食
生活在这里的村民都有一个祖传技能，就是“打枣”——爬上三四米高的树干，喊着口号用力一摇，枣子就“噼里啪啦”掉满一地。
不想费力爬树的人，就举着长长的细竹竿挥舞一通，过路的乡亲也习惯了被坠落的枣子敲头。
这也是孩子们一年当中最快乐的时候。
很多老夫妻会结伴来摘枣。他们一天就吃两顿饭，早上7点多吃过早餐后，就带上馍馍和白开水到地里劳作一天，直到日落西山。
带的干粮不够了，就摘树上的枣子吃，总有办法果腹。他们也很乐意分享自己的作物，无论我们路过哪一片枣林，都会被问——“吃枣不？”
不一会儿，我们的裤兜、背包都被塞满了枣。
“桃花源”虽美好，但其背面常常也意味着“苦瘠地”。泥河沟村被三面大山包围，在2017年沿黄公路通车之前，一直是佳县最闭塞、贫穷的村落之一，直到2020年才摘下“贫困帽”。
在这样一个地方，活着又意味着什么呢？
据口述史记录，由于土地贫瘠，灾害频发，过去的村民常常得靠救济粮度日。在三年困难时期，村民最后连玉米吃剩之后的玉米芯，也要在磨子上碾碎以果腹。
村书记武正生（1960年生）也记得，上学的时候粮食紧缺，没有东西果腹，人们会将水烧很长时间，使水变得和稀饭一样黏稠，饿的时候就靠喝这熬锅水来充饥。
很多村民的房子建在半山上，对面也是山
幸亏有枣树，幸亏还有枣树。
历史上，枣树一直是灾荒年代的“保命粮”，它耐寒耐旱，村民觉得只要枣树还活着，日子就可以继续。特别是有1300余年树龄的“枣树王”，至今年产枣百余斤，被人们称为枣树的“活化石”。村民对它感情很深，很早就立碑为记。
枣可以演变成许多种食物，比如枣糕、枣炒面、枣馍、枣粽子、枣焖饭、枣串串、枣牌牌、枣酱、醉枣等。村民武子周回忆，一直到12岁，母亲都会在每年的年三十晚上，亲手用高粱秆子把红枣串起来，挂到他的脖子上，而平日里反而是很少能吃到枣的，因为都要卖钱糊口。
二、当窑洞变成“空窑”
泥河沟村的世世代代都住在窑洞里。
《枣缘社会》一书中提到，村里的老人们从前听祖辈讲，先民最早就是在石崖上“挖个洞洞”居住，靠采食野枣、猎捕动物生存。
这里的村民95%以上都姓武，传说是神龙政变（公元705年）后，女皇武则天被迫让出皇位，武和、武顺兄弟为躲避政治迫害迁徙而来，后逐渐发展为兴旺的家族。
可如今，年轻人几乎都背井离乡，老家就只剩老去的人。
武青生今年69岁了。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孙辈也有三个，但孩子们都在外面打工，偌大的六口窑里就只有他和妻子住着。
从2021年开始，他的眼睛就逐渐看不清楚了。我们坐在他对面，他也只能看到模模糊糊的人影。“医生说是血管堵塞，没有治好的办法。”他说。
身后的电视已经很久没看过了。眼睛患病后，武青生就很少出门，种地和打枣也只能由妻子一力承担。他每天就独自在家，和刚收养的小野猫呆在一起，等待妻子傍晚从田里回来。
王春英是1943年出生的。在口述史中，她是那一辈里唯一的女性讲述者。
自18岁嫁到泥河沟后，王春英就没怎么离开过这个村庄，之后还成为了修田筑坝的娘子军。
她对枣树有着深厚的感情，其中一棵枣树是她生四儿子的前一天栽种的，所以树有多大，她就知道孩子有多大。佳县修沿黄公路时，毁了她家的18棵枣树，之后建一个工业园区的输水管道又毁了她山上40多棵枣树，把她心疼得天天晚上睡不着。
枣树曾经养活了她一大家子。只是如今，也只剩她和丈夫在家守着枣树了。她说有个孙子在广州一所大学当老师，很久没见了，希望我们回广州后把拍的照片带给他。
傍晚时分，王春英和老伴在筛选红枣，把大中小和好坏的枣区分开是一项大工程
当回家的儿孙越来越少，很多窑洞便成了“空窑”。有的变成了杂物房、货仓和厨房，有的则是被打扫得一尘不染、偶尔会盼到儿孙回来睡一晚的空房间。
一些窑洞明显重新装修过，家具也是新买的，但几乎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武青生说，如今即便是过年，也聚不齐四散打工的孩子们了。
三、黄河边上的县城
从前，如果遇上身体不舒服或需要赶大集，村民就会出村，沿着盘旋的山路上县城去。
在沿黄公路和通乡公路开通之前，村民出门就是爬山，得向南走40里路才能到佳县城。如今，上县城变得便捷，渡口反而变得无关紧要了。
在过去，无论是商贸还是姻亲，都得通过小小的渡口连接，泥河沟的武氏家族就常和对岸的山西村落结成姻缘。
佳县是一个山城，街道高低错落。尽管大街上车马喧嚣，还有秧歌表演，但也少见年轻人。
村里的老人们说，孩子们打工不会到附近的县城。他们都走得很远，往陌生的地方去，往繁华的地方去。
四、有一个记忆馆，意味着什么？
住在阴晴不定的黄河边上，许多快乐和哀愁都与之相关。
很多村民都会提起1976年那场惊心动魄的翻船事件。那一年的农历七月初七，黄河咆哮着冲毁了顶水坝，将滩地冲得一干二净，村民为了救急坐船去买牲口和粮食，不料船体与石头发生剧烈碰撞，祸不单行。
那一次船难，共有21人丧生。事故发生后，许多人哭哭啼啼来泥河沟打捞尸体，几天捞不上来，还跑到黄河下游找尸体。
因此，泥河沟村民在每一年正月都会举行打醮仪式，就是手持香火，转365盏油灯组成的“九曲黄河阵”。
村外的佛堂寺也是泥河沟人世代的信仰归属地，它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北宋年间。每一年，人们都在这里祈求平安吉祥，驱瘟解厄。村民还会在村口的观音庙供奉“枣神”，每年腊月初八做的腊八粥不仅人吃，还要拿着筷子在枣树上抹一些。
65岁的刘伯伯是佛堂寺的守庙人。多年来，他守着这一方土地，看虔诚的村民来来往往。
如果没有记录，这一切历史都会归于沉寂。但是作为外来物的“记忆馆”，如何才能和乡村融合在一起？
在筹备策展时，策展人吴悠和戴西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最后，大家决定把馆建在原村小学的废址上。那里原本是一排十一孔的窑洞，2012年，最后一个学生从这个存在了30余年的学校离开了。
它坐落在整个村庄的核心位置，继承的是泥河沟村的“文脉”，曾承接村民关于文化的理想。
记忆馆施工现场。（图/赵坤）
策展团队没有对十一孔窑进行大拆大建，而是用当地的烧结砖和玻璃砖对外立面做了改造，保留了学校本身的一些痕迹，让整个记忆馆在大山中不会显得很违和。
开幕那天，一些村民来看了这个记忆馆。他们看着自己的故事被印刻在墙上，乡音在不同的空间中回放流转。
当所有人的家庭史连成一片，一个丰富的社会图谱就形成了。
而且，在这个记忆馆里，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男人女人，都会重获一份自我身份认同，因为他们的名字重新被郑重地唤起，而不是“某某爸”“某某妈”“某某家的”。
对于一个小型村庄而言，这种记录重不重要？
它既非官方的宏大叙事，也不是成功人士的励志案例，只是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背后，一个被漠视的乡土社会切面。
也许有一天，山河再无故人。年轻一辈早已习惯离乡，像不回望的黄河一样流向更广阔的世界。
但这些共同的回忆和情感，将会像一条连接先人和后人的精神纽带，和留守的村民在一起，和泥河沟的万千星群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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