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已经走过了11月7日的零点,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六院”)儿童抑郁症门诊里,家长们还在陪着孩子们等待。“请‘加20号’患者到1诊室就诊!”电子叫号机响起,一个妈妈赶忙把孩子摇醒。这个约莫12岁的男孩从椅子上爬起,惺忪着睡眼,被爸爸妈妈拉进了诊室。


作为中国顶级精神专科医院,白天,北大六院的门诊永远是拥挤的,每一处座位上、走廊上都挤满了人。到了夜里,大多数区域会变得空旷、黑暗,只有儿童门诊例外。


进了门诊大楼,经过空空的成人门诊,再通过两道静谧的走廊,就会变得热闹起来,孩子的玩闹声、家长的交流声、叫号机的电子音会持续到后半夜。


已经有很多孩子从下午就开始候诊了,他们有的已休学,有的是请假过来的。


等候叫号的15岁广西女孩是第二次来北京了,两年前确诊抑郁后,父母为她办理了休学。她说起自己走南闯北的求医经历——喝中药、旅居、去各种诊所和医院。上次来京时,她还被带进一间布置得古色古香的屋子,和一位“玄学大师”待了三小时,花费5000元。


一位拉着9岁女儿来看医生的妈妈,花1000多元找“黄牛”挂了专家特需号,为了早点见上医生,丈夫在中午先过来取号报到,饶是如此,女儿前面还是排了不少号,她有些着急:“今晚至少要十一点才能排到我们。”


北京室外的气温降到3℃,还有约三十人守在诊室外,没有一个座位是空着的。空地上,几个三四岁小男孩滑着玩具车,吵嚷着跑来跑去。大一些的孩子捧着手机在看短视频,有的打起了瞌睡。父母带着病历、X光片、保温杯甚至课本坐在一旁,略坐坐就站起来张望,追着助理医生问:“还有多久到我们?”


电子屏上变化的数字提示着排队进度,几乎每位医生的“当前患者”一栏都显示为“加xx号”。一位工作人员说:“没办法,孩子们大老远来北京,医生不加号看能怎么办?”


凌晨两点,一位女医生看完了她的最后一个小患者,坐诊18个小时后,她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专注精神健康领域的互联网医院“好心情”联合中国麻醉药品协会精神卫生分会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中国青少年抑郁症的检出率比四年前差不多翻了一倍。


而由《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健康时报》等共同发布的《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到20%,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


一、“我爸也该去看病”


诊室里,一个父亲情绪激动,指着女儿喊:“你有什么好抑郁的?我过得这么难,我都没抑郁,我抑郁还差不多!”


听到这些话,女孩哭了起来,爸爸态度并未因此转变,他冲出了诊室。


这是11月初,发生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学心理科副主任医师谢稚鹃诊室的一幕。女孩14岁,情况比较严重,可能需要转到专科医院,但父亲并不理解她。


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副主任医师闫秀萍也常见到这样的家长。她的门诊来过一个高一的小姑娘,原本在河北衡水上学,成绩很好。爸爸特别焦虑,不觉得孩子是真的生病,还是会跟孩子提各种要求,女儿有情绪时,他就发脾气,甚至和孩子动手。


女孩告诉闫秀萍:“你得跟我爸说说,让他也去看看病。”


品兮曾是一名热衷“鸡娃”的海淀妈妈,女儿摘摘是市重点中学的学生。2017年12月,在摘摘的强烈要求下,品兮带着她去了北京回龙观医院,这是北京市最大的公立精神专科医院。坐在诊室,看着女儿“重度抑郁和中度焦虑”的诊断结果时,品兮一片茫然。


看到诊断结果那个瞬间,摘摘“挺高兴的”,原来很多情绪不舒服是真实存在的,自己“被承认了”。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她就在上课外班,每天晚上都要补课,周末从早到晚补习。那时上课外班要“赶场”,换不同的地方,很多同学没时间吃饭,家长带着饭盒,就在教室里或路上吃。


品兮在家哭了一个礼拜,开始反思自己的教养模式。“2012~2015那几年,北京小升初拼得白热化,是课外班的鼎盛时期。孩子太辛苦了”。


品兮原本是一名药品销售经理,她总会督促销售代表们去跟医生打交道,自己也总会去拜访医生,工作压力很大。医药代表不需要坐班,每天中午、晚上需要去门诊找医生交流,但她渐渐中午出不了门,后来晚上也没力气出去了,就在家里躺着。回想起来,那时自己可能也抑郁了。


“挺分裂的,自己都动弹不得,还要‘鸡娃’。”品兮说,她后来干脆辞了职,专心“鸡娃”,自己状态不好时就把女儿当成出气口发泄情绪。女儿一有小错,她就歇斯底里,训个不停,考试丢分了,她就给女儿加码,要多做多少张卷子,多补几门课……


“育儿先育己”,北大六院儿童精神科主治医师赵梦婕分析,从大环境来看,大部分家长面临比较高压的状态,工作也好,经济也好,又有老人孩子,如果平时不注重调整情绪,可能就会将负面情绪累积到家庭中去。


回想起来,女儿早就有症状了,初二时,每到考试就发烧,心口跳、后背痛、头疼、肢体僵硬,但品兮也只是带孩子喝中药调理身体,满心想的都是不能耽误学习。


品兮慢慢放下管控和期待,允许女儿自由成长。9个月后,女儿重新回到了校园。


陪女儿疗愈情绪这五年,品兮也帮助了很多有同样困境的家长。她专门建了青少年抑郁症家长微信交流群,家长们在交流孩子的失控状态时,她会告诉大家,要改变孩子,首先要改变的是自己。家长是孩子的港湾,给足孩子支持、自由和爱,孩子才可能成长。


二、“生病的是教育”


“生病的孩子背后是生病的教育,要么是父母有问题,要么是老师有问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策划学术委员、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对经济观察报说。


2023年10月,詹大年作为主办人之一在昆明举办了“首届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600多名来自全国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医学、心理学界的专家挤爆了会场。


会后,上百名校长和老师参观了詹大年创办于2011年的丑小鸭中学。这所学校专门接收不能正常上学、不能正常和父母交流的孩子。90%的学生来自“三高家庭”——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


詹大年曾是一名在体制内工作近20年的校长,对教育存在的问题有长期观察。他眼中没有“问题孩子”,孩子们只是无法适应传统的教学方式和评价标准,和家人、老师、同伴相处遇到了障碍。抑郁只是表征,背后是当下教育生态的缺陷。


他认为,在评价和教学都标准化的学校,孩子不能穿喜欢的衣服,留喜欢的发型,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看书,学自己喜欢的东西,怎么会喜欢上学呢?“连课间十分钟也消失了,把人生需要的东西都删除,这是很可怕的”。


最近,安定医院医生闫秀萍也关注到“消失的课间十分钟”现象,一些学校因为怕孩子打闹出事故,不让孩子课间去户外活动。她希望家长能把心态放好,也希望学校能够多一些担当。孩子通过打闹学着和人相处、处理问题,这是必须经历的成长,长期处于封闭的教室环境,对孩子的心理发展不利。


闫秀萍注意到,很多学校对有自伤风险的孩子特别紧张,怕孩子在学校出现危险,孩子稍微有一点情绪问题,都会不想让他去学校。孩子要复学时,很多老师会要求医生写上“建议上学”,或“治疗已完成,疾病已痊愈”,但这在医学上并不符合规范。


闫秀萍说,有些小孩会自伤,如果不是特别严重,只是特别烦躁时划自己一下,没有特别严重的自杀倾向,其实是可以上学的。孩子去上学能有事情做,跟同龄孩子在一起,能起到调整情绪的作用。


“丑小鸭”的孩子有的也会自伤,詹大年把这视为孩子发泄和求助的方式,他相信只要处理得宜,孩子慢慢就不会这样了。


在“丑小鸭”,孩子们可以自主加入学校“法庭”自我管理,书本随处可取,走廊上的钢琴可随意弹奏,操场的防腐木舞台被拖洗干净,方便孩子们“躺平”晒太阳、看书聊天。詹大年觉得,这些做法刚好符合心理学界提出的运动疗法、阳光疗法、群体疗法、音乐疗法、作品疗法……


有个孩子,原本医生已束手无策,在“丑小鸭”竟慢慢好了起来。孩子的主治医生是西安一家医院的大夫,他专门到学校看了孩子之后,对詹大年说:“老实说,我都不想干医生了,我想跟你干。”


为什么呢?医生回答说,抑郁症单靠医院是治不好的,最好要走向自我治愈,这需要心理、医学、教育、陪护多方面起作用,但医院只具备医学功能。


2021年6月修订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教育,建立未成年人心理问题的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机制。


也是在这一年,在“丑小鸭”内部的一次心理测评里,90多名在校学生中有71名被评定为“重度抑郁”。


这次测评带给詹大年的困惑和那位西安医生类似:很多事情单靠学校也解决不了,必须多方联手。


经过两年的构想和筹备,2023年10月,詹大年与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合办论坛的热度超出预料:原本计划规模是300人,最终来了600多人,很多人搬来小凳子坐在过道,地上、墙边都挤满了人。


詹大年希望能向全社会抛出一个概念:不要害怕抑郁症,多方联手,最终可以治愈它。


三、和孩子一起疗愈


九月下旬之后,儿童精神科的医生们就忙起来了。暑假时,闫秀萍单次门诊一般就20多个患者,最近,她每次要看的患者数逼近40个。很多家长见到医生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家孩子最近没去上学”。


“很多孩子寒暑假在家里待着,没什么压力,心情好很多。一开学,情绪就又不行了。”闫秀萍分析,除了学业压力,孩子还特别在意同龄人对自己的看法,在这个环境里,有些特别敏感的孩子就很不舒服。


无论是在学校老师、精神科医生的观察中,还是在统计数据里,近几年发生情绪问题的青少年都越来越多了。


2023年10月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40%的中国青少年感到孤独,高中生抑郁检出率为40%,初中生抑郁检出率为50%,大学生轻度焦虑风险达38%——在4年前,青少年抑郁的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为17.2%,重度抑郁为7.4%。


“这种变化,一方面是青少年患病人数真的变多了,一方面是大家尤其是孩子自己的意识提上来了。”谢稚鹃告诉经济观察报,很多孩子是自己决定来医院的,有的孩子跟家长要求了好几次,家长实在拗不过才带过来。不是所有家长都能很快意识到问题,有的家长始终抗拒、回避孩子抑郁这件事,觉得孩子就是想不开,矫情,不坚强。


“整个社会对精神疾病的了解是相对欠缺的,精神疾病看不见摸不着,不像发烧了一测就知道。”赵梦婕介绍,很多家长听到孩子抑郁了,觉得天都塌了,会否认,会愤怒,甚至觉得医生瞎诊断,或孩子是装病。


虽然家长的意识常常有待提高,但医生们有个共识:愿意带孩子来看病的父母,即使还不理解疾病,也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是一种理解的尝试和开始。他们会鼓励这样的家长。


在北大六院、安定医院这样的顶级精神专科医院,外地来的孩子特别多,许多人从河北、内蒙古、山西、河南等省份过来。遇到难治的病例,或可能有自伤、自杀甚至冲动攻击行为、存在较高风险的孩子时,医生会建议住院治疗。


每次出诊,闫秀萍总尽可能多跟孩子聊聊,病人不特别多时,她会问细致一些,带点心理治疗式的聊天,这样对孩子更好。但医疗资源有限,遇到复诊的、比较稳定的病人时,她只能叮嘱几句话就开药,全程就几分钟。


儿童青少年和成人的抑郁症状不太一样,治疗也会困难一些。


赵梦婕介绍,成人抑郁症状比较典型,对自己的情绪体察、表达都会很清晰。儿童青少年可能会表现为爱发脾气,家里就觉得是不是孩子进入青春期了。孩子生病还可能有外化的行为变化,如在学校不遵守秩序、跟同学起冲突、成绩变化、学业困难等。小龄的孩子则更多表现为身体的不舒服,可能经常会说肚子疼、头疼。孩子的身体代谢比成人更快,对药又敏感,不良反应可能更大。


她介绍,孩子们情绪问题可能会有社会心理因素,如学业压力、同伴压力、家庭关系等等,只针对孩子去治疗,整个系统不变的话,孩子后期的情绪改善可能会比较慢。


孩子和父母的情绪相互影响。这几年,赵梦婕感觉到,门诊家长的态度有变好的趋势,他们比过去更能去接纳孩子的情绪问题,更快去调整家庭环境,也尽可能去寻找资源帮助孩子好起来。“我也想跟孩子们说,遇到困难要跟家长跟老师寻求帮助,大家都特别爱你们,愿意去帮助你们,所有问题都是能够过去的。”闫秀萍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张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