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作为工业大城，其工业化产业集群可谓有目共睹。但鲜少有人知道，在它的边缘，一个仅0.4平方公里的小村落里，竟创下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进程的传奇，藏着世界著名的油画基地。
这里，就是享有“中国油画第一村”美誉的深圳大芬油画村。据了解，巅峰时期，大芬村曾占据了国际市场70%以上的油画。即使到现在，大芬油画村每年的产值也达到数十亿元。
区区弹丸之地，凭什么成为世界艺术品销售的主要市场？
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大芬油画村的文化产业集聚之路，要比深圳工业化集群晚来许多。
1979年，深圳作为试点经济区率先得到发展。此时的大芬村因地属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下辖的一个村民小组，受困于二线关之外，无缘进入到深圳特区的划分范围之内。遗憾错失红利，让大芬村民的人均年收入在改革开放前始终不足200元。
直到十年后，一位叫黄江的香港画商穿过热闹的布吉街，辗转来到大芬村，才给当地带来了艺术与经济并存的种子。
自八十年代以来，黄江一直从事着油画生意，其客户不乏沃尔玛这样的全球零售巨头，手里的订单更是应接不暇。于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黄江早早便进入到中国内地，招贤纳士，建立油画工厂。
起初，黄江选择的是深圳黄贝岭。这里与香港仅一河之隔，交通便利，且利于接收香港的市场信息。
然而仅三年时间，不少内地画家因二线海关阻隔难以进入市区，黄江的油画生意也由此遭到了打击，不得不搬迁厂房。
而此次搬迁的目的地，就在距离深圳特区不远处的大芬村。
由于毗邻深、港，加之房租价格比关内便宜，劳动力成本又低，大芬村可谓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
1989年，黄江带着十几名画工，在大芬租用了一间民房，从此在当地扎根了下来。一同扎根崛起的，是大芬油画的文化产业集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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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江的带领下，大芬油画迅速打出了知名度，并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绘画人员，其中不乏小有名气的画家。他们有的自主创业或供货加工，有的像黄江一样，聘请为其供货的画工，而自己则负责对接客户。
值得一提的是，在尚未形成规模的早期阶段，大芬油画的销售只能依赖画商来收购，然后经过香港去销售。直到1998年以后，大芬油画才得以在政府政策支持下摆脱单一渠道，实现自产自销。
而在这批人的努力下，大芬油画也迅速在国际市场走俏。2003年大芬油画销售额为8000万元人民币，2004年达1.3亿元，2005年超过2亿元，其中90%销往欧美及中东。据世界行画批发商麦克维达的调查，美国市场上流行的油画行画70％来自中国，其中80％产自大芬。
能够以如此快的速度打开国际市场，自然和大芬村的地理位置离不开关系，而另一方面，也与装饰需求大幅增长有关。
九十年代经济发展，尤其是欧美国际市场的发展，导致人们对艺术复制品类的装饰产生了大量需求，以外销为主的大芬油画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占尽了优势。
除此之外，进入国际市场后，大芬油画“物美价廉”的优势也在发挥作用。
油画作为手工艺术，画布、颜料等基本支出其实并不贵，反而是人工成本占据大头，通常要占到总成本的2/3。在大芬村兴起之前，全球的油画工艺品大多来自韩国。据媒体报道，当时韩国画师一个月的月薪为20000元，而同样的价格在大芬村可以支付20名中国画师。
如此一来，韩国行画在价格上自然也就高出大芬3倍不止，而大芬油画取代韩国也成了早晚的事。
二、大芬模式，将艺术规模化
但对一向高雅的艺术而言，想要做到“物美价廉”显然没有制造工业那么容易。而大芬村之所以能够让其“下嫁”民间，其根本在于创新了“大芬模式”。
首先，在大芬油画创作中，其主要定位的是行画。所谓“行画”，其实就是已经有了市场行情的商品，比如《蒙娜丽莎》《向日葵》等，画工只需要将其复制模仿过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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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定位下，大芬逐渐形成了“大芬模式”，搭建了产、供、销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条，并在这一链条内通过分工协作来实现规模化生产。
比如在油画生产上，大芬村就采取了两种模式。一种是大规模油画经营商，他们往往将订单直接转包给小规模的油画经营商和油画生产作坊，让后者来完成；另一种则出现在中小规模经营商上，这些经营商在接到较大的订单之后，或者接到自己常规经营的油画主题之外的订单后，往往会寻找其它同等规模的经营商来共同完成。
但无论哪种，归根结底都是协作生产的方式。这就意味着，同一幅《蒙娜丽莎》的油画可能是由不同的画工来完成的。
而在配套生产上，大芬村也有独特的协作模式。比如以大规模画框厂为例，他们会在大芬开设店面来负责收集信息，并与一些油画经营商和作坊洽谈合作，待业务谈妥之后，这些画好的油画将直接由画框厂负责人运往工厂进行装配，之后再由画框制造商统一打包配送给对应的顾客。
这种生产方式大大节省了成本，且保证商品的质量更好，生产效率更高。
比如有媒体曾报道，在这样的协作生产下，一个18岁的女孩能用两个小时临摹出一幅梵高的《向日葵》，一年可画近千幅梵高作品；而一个没有基础的学徒，只需要半年就可画简单的风景行画，将《蒙娜丽莎》临摹得像模像样……也正因如此，有香港人曾一度被惊叹到用“颠覆画家们的神经”来形容大芬的创作。
不过，如前所说，由于价格低廉，大芬油画的溢价并不高。据说，在大芬有个人尽皆知的故事，有位深圳人在法国花了1万多美元买了8幅油画，拿到大芬村去作装饰时，却一眼被承接装饰的大芬厂家认出是自己厂的产品，而当时8幅油画的总卖价不过2000美元。可见中间溢价之高。
如果这是给大芬走向原创上的第一课，那么第二课就是经济危机。
三、一代文化产业传奇何去何从？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来临，以外销出口的大芬油画产业备受打击。
据赖睿的 《大芬，油画第一村是怎样炼成的？》 一文统计，“国际市场大幅萎缩导致订单数量滑坡，2008 年秋季的广交会上，以往至少能签单两三千万元甚至四五千万元大单的大芬村几乎‘颗粒无收’，大部分公司当年订单减少幅度为25%至 80%，销量骤跌使部分油画企业濒临倒闭，资金链断裂的画商只好转让画铺，大批画师则背起画板，奔赴京沪等地谋生”。
次年，当地政府开始调整发展模式，重视培植原创。
其时，有大批画师自主创新，尝试将油画和国画或其它艺术相融合。然而，据当时的资料记载，虽然有像马英良这样的大芬画家以原创突出重围（2010 年，马英良作品《香巴拉春雪》拍出了105 万的天价），可多数画家徒劳无功，甚至很多人在转型原创无果后，又不得不重新回到了行画领域。
所以时至今日，大芬村原创油画的牌子，依旧没有打响。
与此同时，租金上涨等因素也在阻碍着大芬油画的发展，导致一批画工转投他处。比如在江西上饶油画产业园建成后，就有一批大芬画家搬迁了过去。天眼查显示，目前深圳与“油画”相关的企业有5900多家，大不如前。
如今，在大芬村的土地上，依旧聚集着8000多位文化产业从业者。但他们已经不再局限于油画创作上了，这里有油画，亦有插花、饮茶和咖啡等，可谓将多元性和包容性发挥到极致，但距离“中国油画第一村”的巅峰时刻也越来越远了。
但不可否认，大芬村靠低廉的行画崛起，堪称中国文化产业的奇迹，但也正是由于这种稀缺性，让其在文化产业发展之路上无处借鉴，因此走得也比工业化产业集群更为艰难。
正如前几年一个B站UP主去大芬村探访时当地村民所说，“以前是画画来养家，现在赚不到钱了，还要省钱来养画。”
这很难不让人唏嘘。
参考资料：
《城市文化产业集聚体：深圳大芬油画》
《这个深圳城中村，是全球最大的“赝品”油画工厂》
《艺术品的工业化复制——大芬油画村传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氪新消费（ID：xinshangye2016），作者：沐九九，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