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许多格陵兰岛的青少年一样，当年15岁的少女阿纳克，由于家庭被迫迁移，常在丹麦当地一家商店做零工来挣点钱，然而，初入社会的阿纳克马上就羊入虎口，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商店经理对她进行了六次性侵犯，然后她怀孕了。
都说北欧丹麦是儿童福利最好的国家，然而在现实中，阿纳克不仅没有获得法律的保护，甚至在堕胎后，被秘密绝育了。
真相实在令人不寒而栗，这也是当时丹麦政府为控制前殖民地格陵兰岛的人口，而进行的残酷行动的一部分。
这个宫内节育器，在她体内无声无息地保留了五年，直到2002年，阿纳克因无法怀孕时感到困惑，去看医生时才发现它。
然后，在取出它后，她惊恐地发现由于器官病变，她无法再生育孩子，身体的创伤再加上巨大的精神压力，让阿纳克活得生不如死，外形也过早衰老。
"我今天仍然感到空虚一一这就像一场多年无法结束的噩梦，我不会再有自己的孩子了，这真的很痛苦。我花了很多年才克服这个问题，克制自己的愤怒。”
作为被打压的原住民，阿纳克经历了可怕的三面创伤：性侵、强制节育，然后不孕。
丹麦是世界上“最文明和最平等”的国家之一，阿纳克却不是唯一的悲剧角色，她身后，还有数以千计被强制绝育的格陵兰岛妇女。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丹麦卫生运动部门就开始粗暴践行这种肮脏的做法，旨在减少格陵兰少女怀孕、削减福利支出、减少失业人口、降低现代化成本。
直至5年之前，一位名叫纳佳·利伯斯(Naja Lyberth）的女性在接受创伤治疗时开始面对自己的过去，说出自己的遭遇，社交媒体上聚集了类似其他受害者，和阿纳克有同样遭遇的妇女才被注意到！人民的愤怒被点燃了。
丹麦议会的格陵兰议员之一阿吉·马蒂尔达说，“我必须使用种族灭绝这个词，格陵兰岛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要降低在2017年建立北欧福利体系的成本。”
格陵兰人的人数目前约为 70,000 人，“如果没有发生这中情况，现在可能有 15 万格陵兰人，可以看出这项政策非常有效果。“该岛首席医生兼妇科医生阿维亚贾·西格斯塔 (AviajaSiegstad)说。丹麦政府曾拒绝美国战后提出了购买这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岛均的提议，而且于1953年把格陵兰岛提升为郡县，然后推出了这项快速发展的“丹麦化“政策。
包括大量岛民被迫迁徙到城市、让幼儿接受他们的语言历史和文化。
去年，丹麦政府向6名因纽特人道歉并支付了赔偿金，他们是被强行从家人身边带走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完全说丹麦语的精英阶层，这些孩子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真正的家人。
一位女士说，她九岁时曾被寄养在丹麦家庭，寄养家庭因为她用母语格陵兰语写信而斥责她，在当地学校被欺负，被嘲笑是“傻瓜格陵兰人“。
这些分裂家庭的危险举动导致格陵兰人自杀率迅速上升，是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还带来了酗酒、单亲妈妈、少女妈妈等严重的问题。
当时的丹麦男性被鼓励去格陵兰岛从事消防工作，他们的工作结束之后，那些当地女子就被抛弃，成为了单亲妈妈，所有异族女子和丹麦男性的非婚生子都是“司法孤儿”，被剥夺继承权。
这些都是社会的不安定的因素。
丹麦政府要如何面对自己种下的恶果呢？他们居然采用了更恶毒的方式！
1967年开始，他们就向12岁以上的格陵兰岛女孩安装宫内节育器一一当然是未得到她们父母的同意的。
海德维格·弗雷德里克森(Hedvig Frederiksen） 被选中时年仅14岁，她是一位来自传统村庄的处女，那里的猎人仍然使用海豹皮划艇，当时她在离家60英里的一所奇宿学校上学，有一天校长告诉宿舍里的十几个女孩一起去医院。她道：“当我在走廊坐着等待的时候，其他女孩出来的时候都在哭。我好害怕。但除了因创伤疼痛之外，我不记得太多的回忆，我感到羞愧。我甚至没有告诉妈妈，因为我很羞愧。”
这些宫内绝育器为少女们带来的并发症包括严重的慢性疼痛、卵巢感染和不孕。现年63岁的海德维格是幸运的，绝育器在她体内保存了十年就被拿掉了，她还可以生孩子，但大部分女性，过早在青春期就受到这样的摧残，是终身无法生育的。
虽然该运动于1975年左右悄悄结束，但死灰总是复燃，许多医生几十年来一直暗中坚持这种做法，他们觉得自己做得非常好，因为格陵兰出生率在短短五年内下降了一半。
据报道，一些医生甚至沾沾自喜，开玩笑说，如果格兰岛女性因为手指肿胀而向他们咨询，她最后也会被植入宫内节育器离开手术室。
这些做法就和丹麦政客呼吁的一样，减少格陵兰人口数量，降低成本，限制在格陵兰岛的资金支出，全丹麦唯一实行这种做法的学校是4所格陵兰女子寄宿学校。
最早站出来讲述自己故事的利伯斯回忆说，她目睹了现代化如何改变了自己的家乡，公寓楼拔地而起——
"丹麦人来了，他们批判我们，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因为我们井不现代，但我们有自己的社区，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我们必须遵循他们的家庭制度、他们的文化。他们想把我们变成不同的人。”1975年，大约13岁的利伯斯（Lyberth）被安装了宫内节育器，那感觉就像刀子插在她体内，但由于自卑和羞愧，她多年来都没有提起此事。
直到五年前，她在脸书上询问是否有其他女性也经历过同样的经历时，才得到了令人震惊的答案：
“我以为这只是我的个例，那时候我才突然明白为什么这些格陵兰女人都不能生孩子。”
如今阿纳克在与抑郁症作斗争并接受治疗多年后，终于幸福地结婚了，领养了两岁的女儿，正在攻读神学学位，成为一名牧师。“我仍然对丹麦人感到愤怒，“阿纳克说，“我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丹麦人不希望有很多格陵兰人，所以他们就这样对我们。”
阿纳克有一个秘密，当她像祖先一样独自航行凌波于无垠的海面时，阿纳克有时会在水面上大声尖叫，将自己的不甘、屈辱和愤怒倾诉给大海。
"这是唯一的方法······“她悲伤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