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致信，重申中国“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此前，中国还宣布放开外资进入中国制造业的门槛。在西方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之下，中国用实际行动展示，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11月5日，在第六届进博会食品及农产品展区，参观者试吃贝宁蜂蜜。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那么在当前形势下，如何看清楚中国经济前进的方向？进博会期间，观察者网采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
【采访/观察者网 高艳平】
观察者网：最近一系列国内政策文件和高层领导讲话，都在释放“中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的关键信号，比如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强调“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随后宣布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最近习近平又致信进博会，重申中国“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那么您如何理解当下高层对“开放”的多次重申？
张军：近期无论是中非领导人对话会，还是“一带一路”峰会，中国高层领导人一直在强调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虽然发达国家的全球化在退潮，但是我猜测，我们并不认为“逆全球化”可以很好定义现在的国际经贸格局，所以我们强调，也许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能表达我们的主张，这是因为中国希望在全球经济的开放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很重要的战略。进博会虽然是会展形式，但是其主要目的是要突出中国对扩大进口的意愿，也是开放中国国内巨大市场的承诺，这对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也是非常重要的。
再比如，中国已经设立了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出要对接更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更高标准的经贸规则，就是指高于WTO规则的规则。比如中国正在积极推动加入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两个协定代表了经贸规则领域的国际最高标准。
作为一个大国，我觉得中国能提出构建开放格局的理念，是非常不容易的。从历史上看，一个大国，一旦拥有足够大的国内市场，总是倾向于自我循环，会对外面的世界失去兴趣。
按照许悼云在《历史大脉络》一书的记述，中国人在16-18世纪对于外面的世界失去了兴趣。因为中国的国家形态经历了长期的演进之后，文官制度高度发达，农业做到了精耕细作，实现了所谓“高水平均衡”。所以当时的知识精英就觉得我们是世界上最好的，甚至于到了清朝雍正时期，一度还对西方传教士来华下达禁令。
中国在经历了百年衰落之后，能再次崛起当然引起世界瞩目。当下，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视我们为真正的竞争对手，其同盟国家视我们为威胁，试图要孤立和封锁我们的崛起。但是即便这样，我们还是提出来要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格局，这就显得很不寻常。
用外资流入和出口规模衡量开放已经过时了
观察者网: 您从百年大变局的历史脉络谈了中国重申开放的大背景。从短期的数据来看，202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2326.8亿元人民币，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6.3%，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但是今年1-9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199.7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8.4%。您觉得利用外资金额的下降是不是受了地缘政治或者经济周期的影响，或者也成为我们多次重申对外开放的其中一个理由？
张军：说实在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个世界上有足够实力可以深耕中国市场的国外公司已经不那么多了。我那天跟上海美国商会的主席对话，他也说到，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真正挑战是，他们必须面对中国市场上无数的竞争对手，所以很多公司离开中国市场并非都是地缘政治的原因。
以新能源车领域为例，目前看，特斯拉在中国市场很有竞争力，但中国新能源汽车生产商的进步速度惊人，说不定不久的将来，特斯拉也难以招架。
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发展迅猛，2022年全球纯电动车销量前10名中有7名来自中国品牌，特斯拉两款车型销量暂时领先
即使能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外公司，现在也要学会改变自己。我听说有很多外国的公司，特别是来参加进博会的一些欧洲老牌家族企业，非常关注能否在中国发现一些合作机会，他们也可能慢慢地从参展商变成投资商，和本土企业合作研发一些符合中国本土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偏好的产品。但是这样的公司可能数量规模并不是很大。
毕竟不像1980年代和1990年代，我们自己的本土企业相对还比较弱小的时候，外资抢滩中国，占领中国市场，海外资本大规模流入中国，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我觉得完全不一样了，即便中国敞开大门，外国公司想在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下生存下来，已经不那么容易了。
既然这样，如果我们还是从吸引外资的数量或者外资流入规模的角度，来衡量中国的开放程度如何，我觉得已经不太合适了。
观察者网：所以有学者就提出来，改革开放四十年后，我们要重新评估外资的作用。以前我们一直比较看重利用外资金额，记得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FDI流入国，国内媒体曾经大肆报道。不过，现在我们成为全球第二了，按照惯性思维，可能大家还是有点担忧的？
张军：我刚才分析说，实际利用外资的下降，其实并不完全是地缘政治的原因。目前我没有数据不好下结论，但是有些结论我觉得是比较清楚的：现在中国市场需要的某些尖端技术产品，被美国和其同盟国限制向中国出口，或者限制这些公司向中国的投资，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当然是有的，但这一类投资的量应该不会很大。真正大规模的是中等技术产品的对华出口和该领域企业的对华投资，他们并没有实质性的受到限制，但是他们还有多少可以到中国来投资的？真的已经比较少了，这就是现状。
观察者网：就像您刚才说的，进博会上有一些参展商，可能会变成投资商，这也对应了中国目前新增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仍然大幅增长的事实。（2023年1-9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814家，同比增长32.4%。）
张军：有的时候数量增长，投资金额不见得增长，或者说投资金额可能增长并不是那么快。
另外一个因素，因为中国现在不缺资本了。这跟之前不一样，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很缺钱，我们也采取了利用外资的政策，当然，外资大规模涌入中国也可以寻找到很好的赚钱机会。
现在中国不缺资本，而且我们的本土企业技术水准都很高。对很多外资企业来说，如果他们在中国市场上没有能够维持相对竞争优势地位的尖端技术，或者如果他们没有比较高的技术门槛，基本上都很难在中国市场上生存。
所以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我们衡量开放，都是喜欢用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或存量，以及进出口贸易规模占GDP的比重，也就是贸易依存度来衡量，但是现在这两个指标我觉得都显得过时了。
现在我觉得，对中国来说，要衡量开放看进口比看出口更重要，将来甚至看服务贸易占比比看货物贸易占比更重要。我认为我们的发展战略要从出口促进逐步转向进口促进。过去我们是靠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或者说出口促进的战略来推动经济的增长。而现在，国内大市场要形成，就必须要创造我们自己巨大的国内市场，这就要求中国的战略要转向进口促进。
2019-2023年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走势数据
要执行进口促进策略，国内生产要素的价格都要调整。以前我们在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时候，为了吸引外资，土地被以免费或者很低的价格批给外国投资者投资办厂，我们其实并没有获得土地应该有的租金收益。换句话说，租金率是被抑制的。
另外，我们还提供廉价的信贷、廉价的劳动力，人民币汇率也压得很低，以确保我们的出口竞争力。但是，现在我们要开放国内大市场，或者说中国国内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要能够形成，就要允许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更高的收入：工人工资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长期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土地租金不能那么低，实际利率也不能那么低。
汇率也要升高，这样才有助于进口。如果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现在不是1：7，而是1：5，甚至1：4，我们很多进口的产品就会很便宜；另外劳动力变贵之后，老百姓的购买力才能上去，生活品质也就相应提高了，全世界的优质商品都可以到中国来参与中国市场的竞争，这也是公众福利的提升。
以前，我们在执行出口导向策略的时候，生产的东西是卖到海外去的，市场在外面，要素价格被压低，所以就抑制了国内的购买力，国内统一大市场是很难形成的。
观察者网：这其实也是做活国内大循环的策略。
张军：对。我们要形成国内大循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发展战略要从出口导向变成进口导向，这意味着原来出口导向采取的那些政策都要进行这个调整，要素的价格都要能够跟经济的名义增长基本匹配。
现在中国经济总量那么大，增长也很快，但是汇率又是那么便宜，土地租金也被压得很低，贷款利率低造成资本错配，浪费了很多资源。
执行进口促进战略之后，生产要素价格包括劳动者工资水平就要提高，这样即有助于国内超大市场的形成，也有助于公众福利的提升
执行进口促进战略、做大对外投资 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观察者网：那么，如果执行进口促进策略之后，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了：劳动力成本上升了、土地价格也上升了、贷款利率、汇率也上升了，进口产品涌入，中国企业在同行中的竞争优势也就没了？
张军：我们如果花个10-15年执行进口促进策略，产品价格上去了，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带来国内购买力的提升，我们企业的产业升级其实也会加快。也就是说，对企业家来说，如果他们没有高附加值的东西，他们在中国市场其实是没办法活下来，因为很多东西都贵了。
所以中国企业必须要去发展高附加值的产品，那么低附加值的东西我们就可以进口了。开放型的中国的市场，就是要能够大量进口别处生产的东西，与此同时，很多低附加值的产业就可以转移到中低收入国家去了。
换句话说，中国的企业可以通过大规模的对外投资，就是在海外直接投资办厂或外包，然后通过进口再进入中国市场，卖给中国消费者和最终产品的生产者，同时，国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这样中国经济就会实现真正的结构转型，进入真正高质量发展的阶段。
观察者网：是的，我们上个月刚好采访了华坚——家在埃塞俄比亚做女鞋的企业，他们2011年开始在非洲给美国企业做OEM，他们提到，将来也会考虑做自己的品牌，在非洲生产，然后卖到中国。这样做其实还有利于缓解中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贸易不平衡情况，比如减少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
张军：是的，美国一直打压中国，要求中国经济在需求上要再平衡。什么叫再平衡？就是要国内的消费扩大，吸纳掉货物贸易的盈余。我们的贸易盈余很大，就是因为我们的生产性出口大大高于进口。
如果可以执行进口促进战略，我们就可能实现再平衡，而且，中国本身资源有限，如果那些低附加值产业都转移出去了，我们就可以把有限的资源用到高附加值的生产领域上去。同时，中国企业通过大量的对外投资，在海外设厂生产，然后我们可以做大进口。这才是一个大国经济模式。
观察者网：就是说，现在我们要换一个方向，鼓励服装鞋帽等产业的低附加值制造的部分转移出去，过去这些年很多中国企业已经在这样做了。
张军：如果中国还在按照以往的思路，做中低附加值产品的加工制造，然后出口到国外，还是在国际上拼谁的价格最低，那么我们的劳动力工资无法提高，利率和汇率都提高不了。如果长期无法打破国际产业链中的“低端锁定”，我们的国内市场就形成不起来，就创造不了自己的市场。
国内消费市场扩大也是如此。扩大市场就是扩大我们的购买力，而消费需求的扩大需要购买力的提升，而购买力要来自于生产要素之一——劳动者收入的大幅度上升。
观察者网：可见，所谓外资撤离，产业链转移等等并不值得担忧。不过，中国制造业企业“走出去”投资设厂又面临一个问题，服装企业的绿地投资在非洲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高科技企业的海外投资，比如说中国一些头部的新能源企业去欧美投资设厂，就会遭遇地缘政治问题，那企业又怎么克服这个障碍呢？
张军：我觉得就像当年日本一样，如果我不能直接把中国产的东西卖到欧美，那我们就绕开，我觉得企业家总是可以寻找到迂回的办法。如果说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受限制，那可以在墨西哥投资。我倒觉得企业家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策略的，这个不用担心。
至于中国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向外投资可能会受阻，这更多是短期的问题。长期来看，也不是一个问题。
资料来源：Refinitiv、Mergermarket，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对外并购交易，数据包括已宣布但尚未完成的交易，于2023年7月5日下载；安永分析
而且现在的中国跟西方产生摩擦的导火索还是贸易不平衡。如果我们能够将低端制造产业转移到海外，我们的进口增多之后，慢慢我们就成为赤字国了。我们是大国，所以中国未来可能会长期性地成为赤字国。美国作为大国，就是长期保持对全世界的贸易赤字。我们变成赤字国之后，我们14亿人的国内市场对很多国家就会变得很重要。到那个时候他们限制中国海外投资的前提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需要把在自己国家生产的东西卖给我们。
一旦我们成为赤字国，我们的货币就能够很快变成国际货币。因为我们在国际市场上买买买，我们是进口方和大买主，卖家就不得不接受人民币，这样人民币才能迅速国际化。
观察者网：这样的经济转型，就打通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形成了双循环。
张军：对，就打通了两个市场。现在有很多问题很难解决，就是因为我们的政策还在配合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这个发展战略在支配我们的整个发展模式。所以这也是中国和西方国家产生矛盾摩擦的一大原因，他们总是认为中国经济需要再平衡，市场还不够开放。
所以现在我们强调开放型世界经济，我觉得可以把它理解为，大家都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那么世界经济总体上就是开放性的。
观察者网：对。我们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到2022年年末是2.75万亿美元，相比较而言，美国同期的存量是6.58万亿美元，相差约3倍。从人口规模的角度来讲，中国做大对外投资的潜力还很大。
张军：如果我们转向进口促进战略，那么我相信未来我们对外投资会有两位数的增长。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吸引外商对内投资和对外出口，将来我们可能要扩大对外投资和促进进口，这样我们的中国经济平衡了，也将进一步缓解地缘政治压力。美国的人均向外直接投资的存量是我们的近十倍，从这个指标来看，中国显然还有很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