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人口增长,香港再度加大“马力”。


不久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人口”成为贯穿始终的一大亮点。


一方面,香港实打实拿出真金白银促生育,除了向每一个新生婴儿发放“一笔过2万港币的现金奖励”外,还包括:


涉及住房的“提高与居所有关的税项最高扣除限额”、公屋“家有初生先选楼”“先配屋”计划;


增加公营辅助生育服务名额,设立每年最多10万元辅助生育服务税项扣除;


助力育儿的“增加儿童家庭津贴15%”、增加幼儿中心名额和津贴、推展学前儿童课余托管服务、加强“社区保姆服务”;


改善子女教育和夫妻关系的“家庭教育推广计划”,整合现行相关计划并将每年资助金额增至800万元等政策“大礼包”。


另一方面,香港高调喊出“抢人才、留人才”,扩大去年底起推行的“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将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等3所内地高校和5所“酒店及休闲管理”领域排名靠前的5所海外院校纳入,总计高校数量增至184所;同时放宽毕业生在港实习限制,“2024/25学年起入学的指定全日制高级文凭课程外地学生,毕业后可留港一年”。


一石激起千重浪。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香港青年发展委员会副主席梁毓伟直言,明显能感到香港施政理念的转变,即从过去以“不干预生育”为主,到现在明确以政策手段推动生育。风向转变背后,这座超一线城市面临怎样的人口发展未来?


一、回升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数据,今年年中香港人口临时值为749.8万人,与2022年年中的734.6万人相比,增加15.2万人,增幅达到2.1%。这也是香港人口在2022年年中降至最低点后,连续两个半年回升,超过2018年水平,迫近2019年的峰值752.1万人。


流动人口的变化无疑是香港人口回升的关键原因。从净流入人口情况来看,自去年底开始,香港一改连续5个半年净流出的态势,一举实现人口净流入10.6万人;而今年年中,人口净流入临时值进一步攀升至17.4万人,两个数字均高于人口增长总值。


如梁毓伟所说,近段时间出台的一系列抢人才、留人才动作,成为推动香港人口回升的重要因素,其中既有外流人才的回流,也有新入港的外地人才。


总的来看,包括“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正发挥“强心针”效果。香港特区劳工及福利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各项输入人才计划共收到超过10万宗申请,入境事务处已批出约6.1万宗。该数字不仅远超特区政府上一份施政报告中制定的3.5万名年度引才目标,也超过了过去10年香港引才数量的总和。


而在人口增长触底反弹背后,一个更为重要的趋势是,香港传统优势也正出现回归迹象。


近几年,面临“宿敌”新加坡的竞争,香港一度出现被赶超的迹象。特别是在原属于香港传统优势的金融领域,据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与英国智库Z/Ye集团去年9月发布的“第32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GFCI 32)”,新加坡取代香港居于全球第三。还有数据显示,在香港的外资银行数量出现下降趋势,并在去年被新加坡超过。


图片来源:第32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


但就在不久前,彭博报道指出,一些疫情期间移居新加坡的投资银行家正陆续返回香港。比如,瑞银超20位由香港转调其他地区的员工约三分之一已返回。另据《证券时报》报道,高盛国际CEO罗以德也在近期表示,高盛在整个中国内地及香港的长期策略没有变化,将持续加大公司在该市场的竞争力。


在一场论坛中,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杨宇霆曾深入分析该问题。他认为,过去几年外资银行的员工离开,并不是不喜欢香港,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现在面临一些周期性问题”。


更为普遍的一种观点如梁毓伟所说,香港优势仍然没变,外流人才还会逐步回归。在他看来,港新两地比起竞争,更多是错位发展,香港是亚洲金融中心,而新加坡则更偏向资产管理中心,双方有互补,也有合作空间。


二、隐忧


外流人口仍然有回流可能,甚至推动香港人口新一轮增长。但在梁毓伟看来,要解决香港人口问题,短中期可以靠吸引青年,长期还得靠生育。但生育难题,已经困扰香港许久。


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发布的《2023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在调研的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中,中国香港以0.8的总和生育率居于全球最后一位。


这背后,香港出生人口已经历连续多年下降。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的数据,香港出生人口在2011年高峰期一度达到9.53万人,到2022年已下降至3.51万人。从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香港出生人口仅3.26万人,仍呈现下行趋势。



而出生人口下降,又和香港当下的人口结构深度关联。


同样来自《2023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的数据,中国香港0~14岁人口占比仅为12%,仅高于日本、韩国(均为11%),与新加坡、意大利和圣马力诺处于同一水平。这意味着,适龄生育人口还将不断减少,愈加不愿生育的趋势又进一步削减新生儿数量。


人口学者何亚福则提到,与中国内地性别结构不同,香港人口女多男少,且性别比持续下降,“这是由于大量女性单程证持有人从中国内地到港与丈夫团聚,以及大量女性外籍家庭佣工(主要是菲佣)在香港工作”。而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最新人口推算数据,到2046年,这种失衡现象还将继续,且突出出现在30岁以上人口当中。


即便如此,对于人口刺激政策,特区政府一直持审慎态度。今年5月,梁毓伟曾提交一份“制订全面人口政策”议案,“要求政府以高层次统筹和跨部门协作方式制订全面人口政策”;在立法会会议上,也有议员直言,“特区过去不存在一套完整的人口政策”,因此“谈不上优化和健全”,早前立法会提交的相应材料,“政府似乎仍然未有重视”。


特区政府已在转变姿态。


7月,李家超在出席电台节目时提到,政府内部正在研究出台人口政策,“一定会做”,但也考虑到国外通过经济资助推动生育,成效未必像想象那么高,香港要汲取经验。而即便施政报告拿出真金白银,李家超也不忘提及,“生育是人生重要决定,牵涉不同考虑,各地经验及文献都指出,生育率并非单靠政府政策可大幅提升”,“但政府必须有政策导向”。


在梁毓伟看来,先不说金额够不够,至少“这是一个态度”,而在政府接下来施政过程中,也希望有一些灵活度,能听取民意、进行适当调整。


三、新局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香港人口还有一种潜在的流动趋势。


今年国庆假期间,过去被外界担心“吃不饱”的港珠澳大桥,今年被通行车辆“挤”到开始塞车了。数据显示,9月29日至10月6日16时30分,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超过50万人次,出入境车辆总数居全国口岸首位,超过9万辆次,较2019年同期分别增长140%和300%。其中,港澳单牌车辆超过3.6万辆次,环比增加60%。


再往前的暑假期间,深圳各大商场就曾挤满香港游客。据香港入境事务处统计,7月1日至8月29日暑假期间,有超过900万人次港人入境深圳。有人根据香港人口总数推算,在这段时间内,平均每个香港人入境深圳达到1.2次。


“港人北上”愈演愈烈,而香港显然乐见这一趋势。


就在施政报告发表没多久,香港对外公开《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以“深度对接深圳和大湾区其他城市的规划”。在其谋划的四大区域中,高端专业服务和物流枢纽将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对接、创新科技地带则与深圳科创园区产生协同效应——一系列安排,均意在进一步推进两地要素往来,而人口流动则是关键。


在梁毓伟看来,港深临近地区未来可能会成为香港青年人休闲娱乐的“后花园”,并且是一种常态化的交流场所。情感上“挂钩”之后,可能更快推进其下一步定居、工作,“喜欢上一个地方就会想待得更久”。因此,在他看来,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今后香港青年人北上“只会更多更频繁”。


而对于香港来说,这种人口流动不仅不会削弱当地实力,反而更能推动其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更有效借力实现香港自身的发展。


一种更形象的说法来自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林建岳:“香港融入大湾区,等于将一个700多万人口的外向型经济体,变成一个8000多万人口的庞大经济体,发展空间和潜力将不可估量。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是打造区域经济的火车头,亦是中国香港及国际企业进入庞大内地市场的理想切入点,并为内地企业提供走出去的平台。”


当然,梁毓伟也认为,虽然说人的背后就是产业、就是工作,但是也别“一次性推得太多”,因为要协同发展、互惠互利,还要想办法形成长效机制,这就需要双方“慢慢谈”,在不同的定位下携手共进。


总而言之,如李家超所言,人口问题对于社会延续性和竞争力有重大影响。要确保香港发展后劲,推进人口政策势在必行,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最大限度激发人口活力,在更高格局下谋划香港发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作者:杨弃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