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我拿笔的手还没有抖，还能给自己的孙女演示什么叫做照片上色师。”
几天前，我的外婆坐在自家书桌前，一边熟练地在盛着水的瓷碟中调颜色，一边欣喜感慨道。
外婆在演示调色。（图/牧羊 摄）
上世纪60年代，作为印度尼西亚归侨的外婆被引荐到广州艳芳照相馆做柜面收银员和模特。8年后，她成为了当时照相馆中唯一一位女性照片上色师。
照片上色师，官方名称是“设色师”，是老式照相馆中一个普通的技术工种。
在那个没有彩色摄像的年代中，设色师完全凭借自己的想象力，为黑白的人物照片细细添上红嘴唇、粉脸蛋，甚至设计衣服上的各种细节，为无数家庭带去了属于那个年代的珍贵彩色回忆。
后来，随着彩色摄影开始普及，这个充满时代印记且不再被需要的职业也被渐渐遗忘。时至今日，我这种出生在彩色摄影时代的95后对这份职业已经完全没有概念，只能问出一个个在外婆看来莫名其妙、大惊小怪的问题。
好的照片上色技术，可以比拟彩色摄影。（图/牧羊 摄）
给照片上色，上在哪里？用什么笔？不会很假吗？要学美术才能做上色师吗？画错了怎么办？你怎么知道该上什么颜色？
虽然81岁的外婆表示自己对许多细节都已经记不清了，但听完了我的追问，她还是断断续续地回忆起了那个黑白年代中，她笔下的彩色故事。
在讲述自己引以为傲的工作时，比起某个人的外婆，她更喜欢被称呼为“贝姨”。
以下是贝姨的自述。
一、成为调色师
我的一生去过很多地方。小时候，我和母亲一起从印度尼西亚回到中国，在湖南读过书，也在潮汕住过，几经坎坷，最后我和来自梅州的丈夫一起定居在了广州。
从小到大，我都知道自己长得好看，无论是在餐厅当厨师，还是在面包店当烘焙工，我都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成为最出彩的一个。
我一直很喜欢拍照，很早就有了自己的相机，逢年过节也喜欢到照相馆里拍几张照片。在容貌这件事情上，我对自己有着绝对的自信。
贝姨珍藏了自己上色的许多老照片。（图/牧羊 摄）
因为我的相貌、性格和归侨身份，统战部的一位女士十分欣赏我。在知道我对拍照特别感兴趣后，她特意拜托一位在艳芳照相馆工作的下属推荐我进入照相馆。
那时候拍一张照片需要经过6~7道工序：在一楼收银台交钱，上二楼拍照片，拍好的胶片会先做第一手修饰，修片师会用铅笔在胶片上一点点修复拍得不好的地方。
接着就是在暗房里冲洗照片，然后将洗好的相片拿到三楼给设色师上色。上色结束后，还会有师傅进行整体颜色微调，最后才会拿去装裱、裁剪。
从踏进照相馆拍照，到最终拿到照片，整个流程大概需要7天。
贝姨已经不记得自己岗位的学名，幸好艳芳照相馆所用的相片袋子背后，记录了“设色”这一工种。（图/牧羊 摄）
刚开始我只在照相馆的一楼做些柜面收银工作，每天就是写账本、接待客人。闲下来的时候，我也会求摄像师给我拍几张照片。有时摄影师觉得拍得特别满意的，还会洗出来贴在门口当“皇后照”（当时对模特照片的称呼）。
几年工作下来，我基本上把每个岗位的职责都摸了一遍，对设色师的工作尤为感兴趣。那时我想，如果成为了设色师，就能给自己的各种照片上色，每一张都能像“皇后照”一样好看。
当我向设色师的领头师傅表示自己也想学设色时，他并没有马上同意。一是我没有基础，需要他手把手地教；二是当年照相馆的设色师团队5人都是男性，还没有女性来做这份工作。
贝姨最经典的一张“皇后照”。（图/牧羊 摄）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知道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到我。所以我也始终认为，别人能做得好的事情，我也一定可以。虽然没有基础，但我可以努力地学。
我的师傅没有教过我什么色彩理论、绘画要领，学习的方式主要是观察他的操作、手法，然后自己回去千百次地练习。
于是我一边做着柜面收银的工作，一边抓紧一切休息时间拿着废片练习，再厚脸皮地拿去给师傅指点。
不知画了多少张废片、扔了多少支笔，我才终于到达了师傅口中“有点基础”的地步，成为了一名设色师学徒，负责给一些简单、便宜的人物照片上色。
二、黑白年代的色彩与光影
成为设色师之后，我的工作不再是数钞票、写账本，反而是开始和台灯、毛笔、颜色本打交道。
上色时，设色师需要用湿润的狼毫毛笔蘸取水彩色卡上的少许颜料，在调色盘中用水化得极淡，才能点涂在晒好的照片上。
水彩颜色本上只有几种基础颜色，需要设色师自行调色。（图/牧羊 摄）
上色过程也有讲究，先用最细的毛笔描出微微上勾的唇形，然后按上色的难易程度顺序勾勒出人像的眉眼、脸颊、头发和衣物，其间还要十分注意根据照片原来的高光和阴影，适当地着色和留白，以保留照片的立体感。
工作几年后，我自己总结出一套调色技巧。比如，给黑色头发上色时最好加一点淡蓝色，能显得更加有光泽；为两颊上色时只需用笔尖蘸取一点淡红，混在极浅的肉色底子中，在两颊上轻轻揉开，就能形成非常自然、健康的红晕。
如果是带有户外景色的照片，调色标准又有所不同。春秋时节的天空要用淡蓝加淡灰色，到地平线的附近要稍微着一点点淡黄色。水是比较难上色的，需要先用极淡的棕色作底，再加稀释后的深蓝色。
事实上，在设色师的眼里，调色准确远没有着色均匀重要。为了画面色彩均匀，我们每一次下笔之前，都要用棉花仔细地调整水的比例，使用的毛笔也要一色一换。
不仅如此，师傅还教了我们一个小秘诀：上色前先吐些口水在照片上，然后用棉花点搓着铺开，再上色时颜色会变得特别均匀、自然。至于原理，师傅也没讲过，但我想可能是唾液中的某些碱性物质能和水彩产生反应，让它们融合得更稳定吧。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们这个行业公开的秘密。现在想起来，我那一张20寸超大“皇后照”上面，都不知道被师傅吐了多少口水。
这也是为什么我将大部分上色照片都过了塑——否则，真的很容易臭。
有唾液“加持”的上色照片，都被贝姨过塑保存着。（图/牧羊 摄）
相比做柜面收银时的热闹，设色师的工作安静许多。每天，我们每个设色师都会拿到一沓数量不等的照片，这天的工作就是要将它们全部画完。
在现在年轻人的想象中，每张经过设色师之手的照片都需要万分精细的操作，我的孙女甚至称它们为“艺术品”。
事实上，对于我们这群上色工人来说，一天上色二三十张非常普遍，我们的工作只是照相馆流水线上普通的一环。
当时的调色瓷盘摔碎了也不舍得换，留到如今。（图/牧羊 摄）
之所以被称为“设色师”，正是因为这份职业需要靠自己的想象和审美补充图片缺失的色彩信息，是设计和上色的结合。
柜面收银员和摄影师至少能接触到来拍照的客人，但设色师几乎接触不到除了照片以外的任何延展信息。
我不知道照片里的人为什么要拍这张照片、他们当时的心情如何、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但我想，我的工作就是将他们想要记录的这个瞬间变得比他们想象中更美好、更漂亮。
三、当社会不再需要调色师
如今，我已经退休了40余年，我的师傅早已离世，以前的老同事基本都退休颐养天年，但每周还是会和以前工作的同事一起喝喝早茶、聊聊儿孙的近况，也回想当年。
毫不夸张地说，当年的艳芳照相馆应该是广州市最好的照相馆。为了招呼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客人，我们照相馆两班倒地从早上9点营业到晚上9点，周六还要再上半天班。
节假日我们也不休息，每年最忙的春节，为了赚三倍工资，我会从年三十晚上一直加班到正月初四。到了初五一早，我就又回到照相馆上早班了。
以前的人虽然少有照相机、手机，但喜欢拍照的人同样很多。除了节日时一家人爱来拍全家福，每晚7点都是我们工作的高峰期，不少人吃完晚饭后就会到照相馆拍张照片，留作纪念。
我还清楚地记得，拍一张大一寸照片要0.76元，小一寸照片0.52元，上色和装裱需要另外计算。
事实上，我也没有特别关注过自己上一张照片会换算成多少钱，只要每个月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能稳定地拿到34.5元的工资，我就心满意足了。
照片右下角“广州艳芳”的标识，是属于那个年代的特殊记忆。（图/牧羊 摄）
有时我还会带着孩子上晚班，从托儿所接女儿放学后，我们两个人手拉着手走回照相馆，路上经过推车叫卖蜜糖水的小贩，我总是会在女儿的央求下花5分钱买一杯，一起尝尝甜味。
那时虽然大家都很忙，但也真的都很开心，特别是每隔一段时间，晒房师傅会在洗照片的废水中过滤出银子，拿去卖了之后，我们所有人都能分到钱。发钱的那天，我们所有人的脸上都是带着笑的。
直到1980年左右，彩色摄像开始流行。某次到香港探亲时，我看着橱窗里的彩色数码相机，突然意识到，这份我无比珍视的工作似乎已经可以被机器取代了。
不久之后，我就申请了因病退休。离开之前，我把自己的工作台、色彩本和毛笔都搬回家，在家里仔仔细细地为自己的每一张照片上色。
贝姨将自己特别定做的、有坡度的工作台搬回了家，一直收藏到如今。（图/牧羊 摄）
再后来，我们家也有了彩色数码相机，这个世界好像真的不再需要照片上色师了。
如今的艳芳照相馆也已不是国营单位，平时刷视频时，我也常常会看到一些年轻女生到那里去拍照。
我戴着老花眼镜仔细地看着视频中的摄影棚，和以前在拍照时用七八盏灯打光保持立体感不同，现在的照相馆的打光相对比较平面，放在以前来说，或许不是“合格”的照片。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毕竟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对美的定义。以前大家要靠设色师变好看，现在的人反而觉得黑白照片更好看，追求“复古感”了。
直到今天，我仍然很爱拍照，就算病痛缠身，我仍然要在每一次拍照之前认真地整理好头发，补好口红。我始终相信，就算我的职业消失了，拍照为所有人带来的美好仪式感也不会变。
我仍然时常想起多年前在艳芳照相馆的某个年三十的晚上：女儿在楼上学我工作的样子，把拍废的照片当玩具乱涂乱画，而我在楼下帮忙收银，足足写满了18本账本，把两只手都写黑了。
现在回想起来，曾经见证过这么多人与事的聚散，或许就是这份工作于我而言最重要的意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牧羊，编辑：草莓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