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疑问如影随形，困扰着每一个踏入文科领域的学子。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往往只能无言以对，唯有自嘲“文科无用”。10月8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官网发布《关于拟撤销“英语”等6个本科专业的公示》。消息一出，“文科”话题再次冲上热搜，无疑，这给本就兵荒马乱的文科生们又悬上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无独有偶，近年来，清华大学前有停招新闻学、会计学本科，后有压缩文科博士生规模。这两所理工科大学风向标，近年来文科频频瘦身，无疑是一颗“深水炸弹”，引发关于人文社科建设的种种猜测。
撤销文科，已成大势?
“无用”文科，高校叫停！
一批文科专业被叫停！
据教育部官网信息，我国文科已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共8个学科门类。今年上半年，教育部发布《2022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决定撤销925个本科专业，撤销专业数再创历史新高。而这其中，公共事业管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市场营销、社会工作、行政管理、日语、教育学等文科专业高校撤销数量均位居前列。
文科被撤，屡屡上演。
但这批被撤销的文科专业并非无辜躺枪。
3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就调整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工作作出部署安排。其中明确，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
而这一优化改革，早在2021年，国务院在《关于印发“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的通知》中就已提及，要求优化高校学科专业布局，及时减少、撤销不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
中科大的撤销之举，正是在回答时代之需，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力争打造高等教育的中国范式。
与此同时，一大批文科机构也难逃被清理的命运！
近日，三峡大学发布《关于调整优化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通知》，决定撤销13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而在此之前，文科机构的清理之势于郑州大学、浙江大学、湖北大学、贵州大学、长沙理工大学、常州大学、燕山大学、西北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桂林理工大学、南京邮电大学等高校频频兴起。
高校利用整顿清理的时机，剔除冗余、聚焦优势，对那些名存实亡的“僵尸”机构，纷纷“出手”；对“潜力股”给予资源支持，全力筑造人文社科研究高地。
撤销专业、清理机构，不仅是对部分“无用文科”敲响的警钟，更是对新时代需要“文科振兴”的有力回应。一场关于文科的变革，愈演愈烈。
文科振兴，高校发力！
新文科，来了！
2020年11月，教育部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宣言强调，文科占学科门类的三分之二，占专业种类和在校学生数的半壁江山。文科教育的振兴关乎高等教育的振兴，做强文科教育推动高教强国建设，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新文科建设刻不容缓。
图源：山东大学
在此背景下，众多高校紧抓契机，在新文科建设的道路上阔步向前。
院系调整，重塑格局
有成立，也有撤销。9月，哈尔滨工业大学宣布成立人文社科学部，发力“新文科”，优化学科布局，加强资源整合，完善“文文、文理、文工”交叉育人模式。7月，另一所以理工见长的大连理工大学，宣布撤销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组建人文学院、公共管理学院，高等教育研究院独立设置，助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图源：大连理工大学
从学科，走向学院。2022年12月，浙江大学召开第五次文科大会，宣布成立浙江大学文学院、历史学院和哲学学院。而此前，三大学院仅是原浙大人文学院下的三大学科。
撤机构，打造学系。2022年10月，重庆大学优化调整文科机构，决定撤销原有的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历史学研究中心和哲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中国语言文学系、历史学系、哲学系。今年4月，重庆大学在博雅学院办学十周年基础上，升级成立“博雅书院”，标志着重庆大学基础文科人才培养的新里程。
文理渗透，各取所长
随着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的奔腾而至，文理之间的界限正逐渐打破，学科交叉融合逐渐成为大势所趋。越来越多的高校，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诸如此类的课程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
山东大学作为全国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的依托高校，不断开拓金融科技、科技考古、社会信息学、计算法学等新兴领域，打造了一个又一个文科“金专”。南京大学在“数字人文”视域下，新增数字经济本科专业，建立计算机与金融工程双学士学位项目、德语法学双学士学位项目，成为江苏省首个获批双学士学位项目。
撤销英语专业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时间成为了人们心中的“文科杀手”。殊不知，早在今年5月，学校召开科技人文学科发展研讨会，成立了科技人文高等研究院和新时代科技创新思想研究中心，坚持走“科”字当头的特色文科发展道路。这是中科大新文科建设的最有力回应。
图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条条交叉新路径，正在铺就新文科的康庄大道。
联盟高地，引领文峰
“新文科”建设征程中，各大高校“抱团”也是互惠互利、共同进步的一步。
2023年4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九所高校的创意写作机构发起倡议，成立中国大学创意写作联盟，北京大学曹文轩教授担任理事长。而该联盟的成立，成为我国文科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图源：北京大学
实际上，202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武汉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17所大学共同发起成立的法学教育创新联盟，成为我国大学“新文科”建设的首个联盟。
联盟有高地，人才有高峰。近年来，设立“文科院士”的呼声日益高涨。尽管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文科院士”这一制度，但众多名校已相继实施文科资深教授制度，作为校内面内文科教师的最高荣誉称号，待遇等同于院士。
多措并举，“繁荣文科”的号角，已经吹响！
所以，文科无用了吗？不，文科无比强大。
所以，文科消失了吗？不，文科欣欣向荣。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没有人文底蕴的润泽，培养出的人便少了某种根基与源流。文化、价值、精神，这些看起来与“钱”、“市场”、“收益”无关的东西，实际上正是滋养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根本。这既是大学的育人使命所需，也是我国坚持文化自信的意义所在。
希望“新文科”建设的东风，能够助各大高校乘风破浪，开辟文科教育新航路！
相关报道：只有“工科人口红利”才能“救”中国？
作者 | 刘云 李树 刘吕吉来源 | 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13年第7期
原题为《“工科人口红利”对中、印等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对比与启示》
印度政府和精英阶层早已把中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与最主要的赶超对象，尽管印度奋起直追，但除IT、制药等少数领域外，印度在其它领域都不如中国，且中、印总体差距越拉越大，形成了中印“龟兔赛跑”的竞争格局。这令印度精英阶层非常“郁闷”，印度媒体曾呼吁：“中国请放慢你的脚步，让我们赶得上”。
笔者以为，中印两国的差距从深层次讲是两国工科教育的差距，印度工科教育规模远不如中国，其培养的工科生、工程师及技工的数量与质量也不如中国，这种差距不仅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印“龟兔赛跑”的竞争格局，还给印度带来方方面面的负面影响。
1. “厕所荒”背后的中、印竞争格局
2011年的印度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印度12亿人口中有9亿多人拥有手机，然而全国仅有一半的家庭拥有独立厕所，有6亿人仍在野外或者城市废弃场所“随地排便”。面对这一现实，印度农村发展部部长兰密施曾遗憾地表示，印度是全球最大的“户外厕所”，全球在户外便溺的人中有五分之三在印度。
在不少人看来，厕所只是一个单一功能的简单建筑，在印度盖个厕所能有这么难么？的确，盖个厕所并不难，难的是配套建设厕所的上水下水管网与粪便处理系统，这涉及到土木工程中一个重要专业—给水排水工程专业。通俗地讲，此专业名称中“给水”是指从地下管网向厕所引进干净的“上水”，“排水”是指将厕所冲走的人体排泄物即“下水”通过地下管网送至污水处理厂或化粪池进行无害化处理。一些人只看到了竖立在地面上的一个小小的公厕，却忽视了厕所仅是浮在水面上“冰山”的一部分，没有看到在厕所下面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城市管网，所以厕所问题其实是基础设施问题。每个城市地下都有我们看不见的上水下水管网系统，一个城市能建多少公共厕所并不能随心所欲，而应根据其地下的上水下水管网系统的承载能力来决定，如果地下管网承载能力已饱和，公厕“上水”引不进，“下水”排不出，那公厕建好了也没法用。不为人知的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和给排水工程师就从事这方面工作，这对维持城市正常运转非常重要。
2012年7月30日，印度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停电事故，全国一半以上人口受到严重影响。国外媒体分析认为，印度虽为金砖五国之一，但其发电厂、输电网、机场、高速公路、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远没有跟上经济增长步伐，特别是电力缺口太大。美国CBS广播电视台认为，这场大停电算是给印度提了醒——为满足成为经济大国的雄心，印度升级基础设施的路还很长。
厕所荒与严重缺电，只不过是印度糟糕的基础设施的一个缩影而已。印度人何尝不想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与速度，问题在于其大型基础设施的自主建设能力比较薄弱。事实上，印度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有相当一部分不是他们自己做的，在中国进入印度市场之前，印度需要把项目交给欧、美、日公司，后来马来西亚、韩国也来接，现在则是中国。印度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如此之差，什么都要依赖外国，工程师和熟练技术工人严重短缺是个重要原因。缺少土木工程师甚至使印度成为国际笑柄。例如在2010年10月英联邦运动会开幕前几天，邻近主体育馆的新建人行桥通道在建工程突然倒塌，30名工人受伤，此事成为印度的一个国家耻辱。2008年和2009年，新德里的两处高架城铁也在建筑过程中发生坍塌，导致7人死亡。世界银行曾警告称，印度工程师的匮乏，会危及印度通过建造发电厂、公路、港口和铁路以保持经济增长的能力。
印度由于缺少建设电厂所需的设备、工程师和熟练技术工人，转而向国外求助，相对于欧美企业，中国电力企业的标价大概低20%，这对于印度具有很大吸引力。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报道，几年前中国在印度电力建设市场的份额还几乎是零，然而目前中国已经为印度新增发电量中的25%提供设备。2011年11月15日《环球时报》4版转载印度《经济时报》报道称：印度的经济潜力被坑坑洼洼的道路、摇摇欲坠的桥梁和摇摇晃晃的铁路拖了后腿，印度电网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很多现代化办公楼都使用自己的柴油发电机，以确保电脑持续运转。然而，这一切并不是缺乏资金的缘故，而是印度缺少专业工程师。长久以来，因为薪水低下，工作环境艰苦，很多印度学生不愿选择土木工程专业，而是扎堆从事IT、金融、管理等工作。印度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马哈林回忆说：“在我们班的46名同学中，除我和另外一个人，其它同学全部进入IT行业。学生们认为，土木工程师的起薪只有IT业的一半，虽然长期干下来会涨，但学生们通常不会想这么久远。”
《印度快报》刊文称，缺少土木工程师是印度发展的致命障碍，印度每年土木工程师缺口达7万人。“在过去20年间，印度一直妒忌地看着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新德里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由庞大和成功的公共建设项目所堆积起来的，然而，印度现在还无法追随中国的脚步，因为印度面临工程师的巨大缺口”。目前，一些印度企业开始与大学合作，设立土木工程专业奖学金等，试图解决工程师短缺问题，但短期内难以见效。
2.中国工程师对印度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
印度厕所等基础设施落后的背后，不仅是资金短缺问题。印度固然缺资金，但更缺合格工程师。建电力设施，印度缺电力工程师；建铁路，印度缺铁路工程师；建公路、桥梁、隧道，印度缺土木工程师……西方高价工程师印度要么用不起，要么不能用过多。
与印度“工程师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拥有一支全世界范围最庞大的工程师队伍，中国铁路网是无数铁道工程师建起来的；中国电网是无数电力工程师建起来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曾有为数众多的电力学院、建筑学院、铁路学院等。要炼钢我们还有钢铁学院，要生产发电、冶金装备，我们还有机械学院、冶金学院。但印度没有中国这样庞大的工科教育体系和条件，印度最擅长的是培养IT专业工程师，但众多的IT工程师对印度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多大帮助，IT专业工程师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只是配角，而不是主角。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依赖国外公司，实际上是依赖国外工程师及熟练技术工人。
过去印度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赖西方公司（工程师及技工），但西方国家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已结束，西方高校培养的工程专业的工程师也不多，原来有丰富经验的老工程师不少已退休，所以，西方公司的工程师数量也不多，且数目是一定的。如果中国不参与，印度也能找到西方公司来承建。但西方公司承建能力是一定的。假如不考虑价格，靠西方公司的现有电力工程师及技工数量，最多能支持印度每年兴建10个大型发电厂；中国公司进来后，凭借着电力工程师及技术工人人多势众的优势，对印度发电厂的承建能力超过西方10倍以上。印度中央电力管理局局长曾无奈地承认：“中国在发电量扩充方面的技术显然远超印度，中国可以在一年内扩充发电量至1000亿瓦，但印度同期仅能扩充约100亿瓦，仅为中国的十分之一，印度引进中国发电设备是必要的”。所以，只要印度有资金，中国众多电力工程企业可同时在印度开工建设100个电厂，这是西方公司望尘莫及的。
从施工速度来讲，在印度的西方公司，项目拖延工期是常态，这令印度业主既头疼又无奈，因为过去印度业主离开了西方公司就玩不转。但中国公司进入印度后很少误工期，不少还提前完工，让印度业主赚很多钱。为什么西方公司误工期而中国不误？这是因为西方公司工程师数量有限，而技术人力资源充足是中国企业最大优势，中国企业不仅工程师多，技术工人、农民工人也多。靠着从工程师到工人的人多优势，中方企业在铁路、公路施工中可全线“遍地开花”，全线多个工程队伍在多个工点同时进行建设，这样就可大幅度缩短工期，相同里程的铁路、公路、石油管道建设时间，中国的施工时间连西方的一半都不到，而工程师、技术工人数量不多的西方企业只能自叹不如。像大型核电站、大型火电站、大型钢铁厂、大型石化厂等被誉为印钞机，一天的利润少则数十万，多则上百万，对业主来说，早一天发电、早一天投产就意味着滚滚财源。
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估计，印度自行建设一座发电站所用的时间是中国的2倍。恰尔肯德邦的钢铁厂负责人辛格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过去10年中建设如此多的新钢厂的国家。因此，我们决定要吸取他们的技术和人力。”他说，中国工人的速度也帮助降低了整个建设项目的成本，“倘若我使用印度工人，这座钢铁厂的建设时间将会是5年。中国工人的建设时间预计为18个月，这在印度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所以中印基础设施建设成了典型的“龟兔赛跑”，这是中印最大差距。假如这座钢铁厂的建设时间真的拖到5年后完工，那给印度业主带来的“工期损失”将是一个可怕的天文数字。
依靠工程师多、技术工人多的优势，擅长于快速施工的中国工程企业自然很受印度业主的青睐。同时，由于中国工程师勤劳苦干，人工成本还比西方企业低得多。中国公司进印度市场前，西方企业间虽有竞争，但彼此间很有分寸，因为西方企业间早已有意无意形成一种默契的垄断高价联盟，西方企业之间竞争是一种“以高对高”的竞争，中标企业的中标价虽最低，但也低不到哪里去。而中国企业一去印度投标，就把游戏规则全改了，西方企业垄断高价联盟马上土崩瓦解，西方企业的标价都要跟着中国企业往下砍。西方企业原来30%的利润，投标时在中国企业打压下起码砍掉三分之二，否则无法中标。在印度投标的中国工程企业标价至少比西方企业低20%。因为西方企业工程师工资按照小时计算，工资标准参照西方标准本来就高，而且在印度节假日和西方节假日加班工作更得发三倍工资，所以西方企业人工成本高得可怕。
中国工科教育规模在全世界是最大的，尽管培养的工程师总体技术素质与西方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其中也有不少高素质工程师，再加上有数量上无与伦比的巨大优势，所以中国超大规模的工科教育所形成的工程师及技术工人的数量优势，在相当程度上转化为中国在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中巨大的竞争优势。在印度基础设施建设中，中国公司与中国工程师、技术工人可以做到价格最低、工期最快、质量即使不是最好起码也是比较好、能给印度用户省大笔钱，这是西方企业无法做到的，因而也就具有最强竞争力。越来越多的印度业主选择中国公司承建工程项目就是明证，我们应充分发挥这种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中国公司去印度投标本身，不仅是为自己赢得利益，也帮印度省了很多钱。同时，中国工程师、技术工人也能在印度从事比国内收入更高的技术工作，这是一个双赢的合作。
3. 工科人口红利的对比及影响
1. 工科人口红利是中国复合型人口红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印度的人口出生率比中国高出一倍，比起日益老龄化的中国，印度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2010年印度0-14岁人口有3.67亿，中国只有2.22亿，印度年轻劳动力不仅供应充足，而且严重过剩。按时下一个流行说法，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印度可尽情享受丰厚的人口红利回报，而面临老龄化的中国人口红利在不断减少。但是，印度并没有因人口红利而缩短与中国的差距，中印“龟兔赛跑”竞争格局照旧维持。所以印度一些专家学者也对人口红利说法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快速增长的人口带给印度更多的是贫困与包袱。
笔者以为，印度所谓人口红利更多的是单一的数量人口红利，媒体上所讨论的人口红利实际上也是指单一的数量人口红利，而中国人口红利实际上是复合型人口红利。“复合型人口红利”是笔者自创的一个名词，它是指广义的人口红利，其中既有中国庞大的青少年人口基数（如多达1.6亿的青年农民工）所带来的数量人口红利，更有被人忽视的庞大的青年工程师及青年技工群体所带给中国的“工科人口红利”，这是“1加1大于2”的复合型人口红利。
“工科人口红利”也是笔者自创的一个名词，它是指与“做蛋糕”相关的技术岗位从业人员所创造的财富。笔者曾把就业人群划分为“分蛋糕”与“做蛋糕”两大类，这里所说的“蛋糕”是指财富，如利润、效益、税收等，凡是从事运用技术、通过技术创新谋生的相关职业人群，如工程师、技术工人等均属“做蛋糕”人群。中国每年百万数量级工科生培养规模，正给中国带来持续不断的巨额工科人口红利，其中中国航天少帅技术军团带给中国的“工科人口红利”堪称此中典范。航天领域每投入1元，将会产生7元至12元的回报——这是美国、欧洲多家研究机构采用不同模型和方法的评估结果。上世纪60年代，美国阿波罗载人登月工程的实施，带动了美国计算机、超高强度材料和耐高温材料等领域的一大批高新产业的出现，其派生出来的上千种成果的广泛应用，推动了上世纪后20年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直到现在，美国仍在享受阿波罗载人登月工程所带来的技术红利。可以预见，中国航天少帅技术军团从现在到未来，带给中国工科人口红利将是一个难以估量的天文数字。与此类似，中国第四代隐形战机的突破与创新，其实也是工科人口红利带来的。
2. 工科人口红利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
如进行中、日对比可以发现，日本人口红利也并不是单一的数量人口红利，工科人口红利对日本经济的贡献绝不亚于数量人口红利。
日本人口红利大约开始于1930-1935年，结束于1990-1995年，持续了近60年左右的时间。1950年，日本适龄劳动人口比例为59.7%，1965年突破68%。而作为抚养对象的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直到1985年才突破10%。在日本（数量）人口红利长时间延续的同时，日本高素质工科毕业生人数急剧增长，开始向日本贡献“工科人口红利”。1961年，日本工科毕业生数是28737人，而到1973年则达到了80619人，增长了2倍多。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日本的大学毕业生中，每百万人中工科毕业生是美国的2倍，是英国和法国的3倍，而在1959年日本则仅为英国、法国的二分之一左右。高素质且充沛的工科毕业生给日本带来丰厚的“工科人口红利”，这意味着日本经济高增长时期人口红利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数量人口红利，而是数量人口红利与“工科人口红利”相叠加的复合型人口红利。正是这种复合型人口红利，推动了日本上世纪七八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同时日本年轻人逃离工科盛行，无论是传统的数量人口红利，还是“工科人口红利”，以及两者叠加的复合型人口红利，均不复存在，于是日本经济陷于停滞和衰退困境。
日本的前车之鉴告诉我们：如果数量人口红利下降从客观上难以避免的话，“工科人口红利”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科教育滞后、逃离工科造成的，这完全可以通过工科教育政策的调整和强化，尽量推迟其减少的幅度并延缓其减少的时间。日本在这方面的问题与教训值得我们吸取。
3. 中国工科人口红利 PK 印度数量人口红利
进入新世纪以来十多年，中国科技力量悄无声息地从世界第二集团赶超到第一集团，某些方面甚至占据了世界数一数二的位置：2011年我国SCI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世界第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世界第二……中国人在科技赛道上奋力赶超—从高速铁路到超级计算机，一些项目已经具备“摘金”的实力。在科技投入力度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在一些领域已开始领跑世界，中国已开始享受工科人口红利的丰厚回报。中国经济也早已摆脱过度依赖数量人口红利驱动增长的时代，而进入由数量人口红利与工科人口红利叠加所产生的复合型人口红利驱动增长的新时代。为此，缺少工科人口红利的印度依旧只能过度依赖数量人口红利来费力驱动经济发展，印度对中国只能“羡慕嫉妒恨”。
工科人口红利与数量人口红利的根本区别在于，工科人口红利是通过创新与运用技术做大财富“蛋糕”，从而带来“技术红利”或者说“智慧红利”；而数量人口红利更多的是一种“体力红利”，说得难听点就是卖苦力。对于人满为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能卖苦力的人多如牛毛，“货多不值钱”。所以，靠单一的数量人口红利所换取的“体力红利”是有限的，对经济带动作用也是有限的。而人的智慧与脑力是无限的，科技发展潜力也是无限的，因此，工科人口红利所带来的“技术红利”或者说“智慧红利”才是丰厚的，对经济带动作用也是超大的。
总之，印度、东南亚及中东国家之所以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与中国差距大，就在于工程师与技术工人严重短缺，即使有再多的廉价劳动力也无用，所谓“（数量）人口红利”由于无法有效转化为“工科人口红利”而成为人口包袱，加剧了失业青年膨胀与社会剧烈动荡。形象地讲，中国“工科人口红利”与由此产生的复合型人口红利PK印度及其它发展中国家单一的数量人口红利。印度依赖中国企业搞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是依赖中国工程师与熟练技术工人，等于是从中国间接进口工程师的智慧。印度非但不能产生多少“工科人口红利”，还得向中国支付由中国工程师所产生的“工科人口红利”。
4. 工科人口基数规模决定工科人口红利的多少
“工科人口红利”是由“工科人口基数”决定的。笔者所说的“工科人口基数”，是指一个国家接受工科教育的人数（含技工教育）与工程师、技术工人的总数。由于“工科人口红利”主要是由“做蛋糕”的“工科人口基数”产生的，所以一个国家“工科人口红利”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对应的“工科人口基数”的大小，两者成正比关系。如果用“工科人口基数”与“工科人口红利”来解释中国与印度、埃及、伊朗、朝韩之间的科技、工业差距，就显得比较合理。
1. 中、印“工科人口基数”对比
印度既缺少工程师，也严重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所以印度在引进中国工程师的同时，也“配套”引进中国技术工人。据2010年10月25日的《环球时报》报道，印度政府表示，印度工人缺乏将整个国家转变为21世纪经济强国所必需的技术。在这一差距得到弥补之前，印度需要依赖中国技术工人修建大型基础设施。因此，中国技术工人大量出现在印度的港口、公路、发电厂和钢铁厂的建设工地上。印度内政部长皮拉伊说，到目前为止，印度一共从中国输入了2.5万名监理人、技术工人，帮助培训印度工人以及建造基础设施。2009年，印度咨询公司Technopak发布了一份有关技术发展的报告。该公司总裁古普塔说：“印度也许是一个科技强国，但最大的差距则在于缺乏能参加大型基建项目的电工、木工、焊工等技术工人。”
从中印两国人口增长对比来看，人口学家预计，到2028年印度人口将达到14.64亿人，超过中国人口（14.6亿人），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虽然印度的（工业）人口基数正快速追赶中国，但中印“龟兔赛跑”的竞争格局并未改观。原因是印度工科教育的落后导致其包括技工在内的“工科人口基数”增长缓慢，远低于其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一家中资电力工程企业人士告诉中国记者，他们也想用印度本地技术工人，但说来也许让人不相信，印度作为一个拥有12亿的人口大国，全国高压电技术工人竟然只有40多人，而中方承建的一个大项目就需要这么多高压电工，印度本国技术工人根本无法满足。按印度12亿人口计算，每1亿人口才摊上4名高压电技术工人，作为一个大国来说这个比例实在低得离谱。也就是说，印度庞大的（工业）人口基数没有通过强化工科教育来转化为“工科人口基数”，没有“工科人口基数”的有力支撑，印度“工科人口红利”自然不多，印度追赶中国必然步履维艰。
2. 埃及与伊朗、朝韩之间“工科人口基数”对比
埃及工科教育落后，工科生数量相对较少，质量也不佳。埃及与伊朗人口数量大致相同，那么工业人口基数也大致相同，但埃及工业、科技水平与伊朗相距甚远，伊朗早已成为中东国家中首屈一指的工业、科技强国。2013年2月2日，伊朗公布新一代国产隐形战机“征服者F313”的消息，并高调宣称该战机能躲避雷达侦测。由于它的外形与F-22颇有几分神似，西方媒体对此是冷嘲热讽，称其为廉价山寨版F-22。且不论伊朗隐形战机技术水平如何，是否是山寨版，但伊朗有自己的（哪怕是山寨版）“打狗棍”，总比埃及什么武器都依赖美国强。伊朗虽在人口数量上与埃及相当，但伊朗工科教育规模与水平在中东地区是位列第一，这使伊朗有着明显的“工科人口基数”以及由此带来的“工科人口红利”优势，这是伊朗胜过埃及之处，也是伊朗虽遭到美国的严厉制裁，但国家仍能维持下去的原因。
朝鲜人口数量或者说工业人口基数仅为韩国人口的一半，但朝鲜却能突破2400万人口的限制，在卫星、导弹、运载火箭等技术领域超越韩国，靠的就是“工科人口基数”。美国军工产业规模与技术雄居全球第一，但从业人员也就100万。而朝鲜才2400万人，军工产业从业人员居然多达上百万，如按朝鲜总人口计算，其军工产业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高居全球第一。朝鲜技术人才精华均集中在军工领域，朝鲜的“工科人口基数”优势主要体现在军工领域，而朝鲜“工科人口红利”也主要体现在军工领域（朝鲜式“两弹一星”），其对民生并无太大改善。
需要指出的是，日趋老龄化的中国未来所能产生的数量人口红利只会越来越少，中国唯一的选择是以“工科人口红利”来弥补数量人口红利的不足，这样，中国复合型人口红利总量才不会减少或降低减少幅度。只有不断强化工科教育才能有效扩大“工科人口基数”，靠“工科人口基数”来做大财富蛋糕，来产生更多“工科人口红利”，才能使中国有力量对抗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冲击与影响，并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始终成为“龟兔赛跑”中领先的“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