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堰旧石器时代遗址现场
这也是成都考古社教活动自开启以来，涉及的第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
因其年代遥远，大众对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认识也相对更加有限。为此，王家堰旧石器时代遗址现场发掘领队黄明做足功课，在上午先给大家上了一堂有关旧石器考古的科普课，加上下午在遗址现场的生动讲解和演示，大家对数万年前古人使用石器的方式，也随之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旧石器时代考古为何“又老又新”
对于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黄明用“又老又新”来形容——“老”是指年代，距今约300万年～距今约1万年的漫长时间，都属于旧石器时代；“新”是指这个领域的新方法、新技术很多。因为旧石器时代遗存遗迹较少，就要更多仰仗科技手段来深入研究。
他从2021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开始讲起，告诉大家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价值和意义，以及2022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郧县人”3号头盖骨化石是多么宝贵——旧石器时代的遗存虽少，但只要发现有价值的遗迹或遗物，都可能对人类起源与文明演化等重大问题带来意想不到的突破。
黄明告诉大家，石器的演化主要分为5个阶段：从早期的奥杜威文化和阿舍利文化，到中期的莫斯特文化，再到晚期的石叶工业和细石叶工业（出现复合工具），“我们目前在成都平原发现的旧石器，主要属于前两个阶段。”
皮洛遗址的地层分布和出土石器
至于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则主要分为旷野型遗址和洞穴型遗址两大类。它们各自的特性，通过字面意义便一目了然。“像稻城皮洛遗址就属于旷野型，也入选过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贵州招果洞遗址则属于洞穴型。”黄明介绍说。
遗憾的是，成都平原的这类古老遗址，普遍存在着“发现即破坏，不破坏则难以发现”的悖论——只有大型的基建工程才会挖掉这么多土，但工程的进行也意味着遗址可能会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坏。
成都地区的洞穴型遗址则更难遇到原生态的“理想类型”，有的因为地震塌方被掩埋了，有的被后来的人们改造了。总之，对于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专家们来说，他们能得到的“素材”比新石器时期的少许多许多。
贵州招果洞遗址
但也恰是因为遗迹和遗存积累的“先天不足”，激励着研究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者们格外努力地应用各种先进科技手段——光释光测年、电子自旋共振测年、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
“这个领域的多学科交叉性也很突出，地质学、体质人类学、分子生物学、古环境学等等都有应用。”黄明说，“这也令旧石器时代考古同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新面貌。”
培养更多“看懂石头”的眼睛
昨晚的雨水将王家堰遗址淋成了一片泥沼，幸好今天艳阳高照，稍稍晒干了泥土。大家踩着仍然松软的黄土，小心翼翼地来到发掘区。
这个发掘区的探方和我们更熟悉的四方形小坑模样不同：乍看起来就是一小堆一小堆的土，土堆上是大大小小的石头。黄明告诉大家：他们发现的石器便主要来自这些石头中。
这些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石头，如何来判断它们是不是古人制作的石器呢？黄明在现场给大家进行了细致的讲解和演示。
“最重要的细节之一，就是这个石器上的打击点。”他举起一块早就准备好的石器给大家看，“这里有细细的、放射状的纹路，这种纹路无法因自然原因而形成，是人为打击下剥落形成的。”
黄明在遗址现场给大家讲解黄明告诉大家，古人制作石器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拿两块石头相互敲击，剥落下来的石片，如果大小合适，就拿去作为工具使用，剩余的部分就是石核。
这种方法听起来简单，其实“花样”也不少，有锤击法、碰砧法、摔击法、砸击法、压制法等等，越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制作出的石器就越美观，并且会对石片边缘进行精细修理，令其更加锋利耐用，满足更多的功能需求，采用的石料种类也更丰富。
稍后，在距离遗址不远的标本室，黄明也给大家展示了更加丰富的石器样本：石核、石片、刮削器、石刀、砍砸器、手镐、手斧，一应俱全。“这些石器的石料以石英岩和石英砂岩为主，硬度和韧度都比较适合做石器，此外燧石也是旧石器的主要原料之一。”
更加丰富的石器标本展示他举起一块留有部分天然砾石面、其余部分则被剥离过的砍砸器，告诉大家：这种形态就属于比较典型的经人工制作过的石器。
“如果以后你们在野外看到这样的石头，请千万留意，最好也能告诉我们。”黄明说，“旧石器时代遗址很不容易发现，我们虽有专业知识和工具，但毕竟所到之处有限，如果能通过更多人的眼睛发现更多线索，当然再好不过。”
事实上，这也是成都考古举办社教活动的初衷之一：不仅激发更多人对考古的兴趣爱好，也一点点培养起公众有关考古的认知。在长远的将来，或许不经意间，某位爱好者提供的线索，也能促成一个重要的考古发现。
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编辑 李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