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一直在想搬到天津这件事。这座城市对我们具有特殊的意义。那是夏木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十七年前，我们在那里相遇，很快便坠入爱河，轻易就说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样的话。“我们当时相爱而实在无知。”我想那时的我们都未能真正明白婚姻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切都是新奇、刺激的。这是我对这座城市最初的感受。我将在这里生活两年。在此以前我从未去过任何国家。我作为旅居者的身份将由此确立。每一天都是一个起始。
自行车。排山倒海的自行车（这般壮观的景象如今早已消失）。傍晚时分，立交桥底下，下班的人骑车迎面而来。旁边就有卖柿子或冬枣的小贩。女人裹着粉色或黑色的纱巾骑车。那是为了抵挡沙土对皮肤的侵蚀。那时候的北方城市经常被沙尘暴折磨。空旷的校园里，桌椅常常是布满尘土的。女同学会用纸巾擦拭桌面，男同学则不这样做。上课时，他们会直接伏在桌上打盹。
你对站在机关大院门口的门卫感到好奇。当时你还分不清解放军和武警的区别。那两个门卫使你想到戴着高高的熊皮帽的英国皇家卫队士兵。你走上前，用柯达抛弃式即可拍相机照了张相。一个武警立即走过来阻止你这样做。他冷冰冰地指着一个写着“卫兵神圣，不可侵犯”的告示牌。原先你对它还是不以为意的。
那时候恋人们的去处还不是很多。大学生或偷情的男女去那种“四小时八十元”的钟点房。那些廉价旅馆总是让人面红耳赤和感觉时间很紧迫。有的住在大学宿舍的男生会给每个室友十块钱，让室友去网吧通宵玩游戏或看电影，这样他们就可以带女友回寝室过夜。没有人会面露难色或抱怨，因为下一个需要一张床的人很可能会是自己。
我们去“小桥流水”或随便一间教室。“小桥流水”是我起的名字。那是津河边的一片草坪。从前那条河臭烘烘的，被附近的人们戏称作蓝色多“恼”河。风和日丽时，我们在那里坐到天色变黑。冬天来了，我们就回到教室里。那时候总会有空荡荡的教室。
这是一座有点尴尬的沿海城市。没有像科尼岛那样吹着有着海水的气味的风。这座城市很容易被忽视或不被看好。它是北京人度周末的地方。“去那儿逛逛，买买东西。”人们这样说。的确是这样的。古文化街、滨江道、大胡同、鬼市，或随便一栋居民楼一层的小商铺，总会有让你愿意掏钱包的东西。有段时间，我经常到气象台路买匈牙利男人烤的烟囱卷（Kürtoskalács）。谁能想到在那栋简陋的居民楼里有人卖塞凯伊人的传统点心呢？
常德道35号的桑丘书店，作者供图
我们还去新文化市场。文艺青年到那里买书、外国杂志和打口带。那是一片万物野蛮生长的丛林。我第一次知道“波西米亚”这个词就是在某间狭小的书店里。到处都是安妮宝贝（如今她的名字是庆山）的小说。无数大学生都迷恋那些忧伤、自恋，甚至有点无病呻吟的爱情故事。
也许我们的爱情在有些人眼中就是忧伤、自负的。那时候我参加的教会有一个高贵（这应该是她会喜欢的形容词）的女人。由于她的丈夫是一家五星级饭店的总经理，所以他们全家都住在饭店顶层的服务式公寓里。那个女人很热情、好客，经常在家里办祷告会或请教友吃饭。她还喜欢给年轻人各种建议或忠告。我记得她曾似笑非笑地对我说过这么一句话：“你们将来一定不幸福，因为‘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
多么可怕的预言（诅咒）。令人不寒而栗。所幸它从来没有应验。不过幸福又是什么呢？
真正令我害怕的是再也无法从那座城市走出来。我害怕无法离开的感觉。这就是这些年来这片土地强加于我的恐惧。讽刺又可悲的是，我曾经视这片土地为我出逃的目的地，是我逃离乌拉港的乌托邦（天知道当时我有多天真）。
不要像鲑鱼洄游那样。鲑鱼在秋天溯河而上，抵达目的地后便会死去。
我开始思索这件事的意义。感觉像是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我想到了一百多年前霍勒斯·格里利（尽管对谁是作者这个问题至今还存在争议）说过的话：
“华盛顿不是一个居住的地方。房租高昂，食物差劲，灰尘令人恶心，而且道德败坏。去西部吧，年轻人，去西部，和这个国家一同成长。”
这说的不就是今时今日的北京吗？
那么天津有什么？
昨天我在库布里克读了卡佛的《阿拉斯加有什么？》。故事中的男女打算搬到阿拉斯加。女人说她很快就会得到一份阿拉斯加的工作。男人说他一直想去阿拉斯加。当他们把这个计划告诉朋友时，朋友对此表示困惑：
“阿拉斯加有什么？”
“你们去阿拉斯加做什么？”
“你们在阿拉斯加能干些什么呢？”
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最终我将发现这座城市仅仅是我又一个旅居的所在。它还是一个适合夏木养病的地方。总而言之，我们已经采取行动。我开始在贝壳网找房子，夏木也开始卖我们不想要的书了。我们会有钱给我买一张书桌。我一直没有自己的书桌。这些年来我都是在床上写作的（此刻夏木就在旁边熟睡）。
去西部吧，年轻人，去西部。
如果你问：“在这样的冰雪天里，这些人怎么能只穿着布拖鞋？”那么会有人告诉你，现在这样已经很幸运了，过去他们连鞋都没得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咖啡香烟（ID：Coffee_Cigarettes），作者：林雪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