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巴以冲突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亲临前线的战地记者们把战争的场面传递给千家万户，他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至截稿前，至少已有15名战地记者在这场冲突中丧生。
加沙战地记者为大家直播现场情况。来源/微博视频截图
对战地记者而言，危险本就是如影随形，越靠近前线，拍到震撼人心的场景的可能性便越大，也越能写出接近战争真实的报道。在这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前辈们已经做出了表率，立下了“行规”。正如他们中的代表罗伯特·卡帕在回顾自己战地摄影生涯时所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在二战战地记者眼中，战争不应该只是遥远地平线上列阵前进的军队，还应该包括士兵与平民们在炮火下的所思所想，他们的精神状态，甚至还有血肉横飞的尸体……
狂轰滥炸下的战地记者
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二战正式爆发。然而，在此之前，零星战火已在全球多地燃烧，一批战地记者早已奔赴战场，用他们的打字机与照相机记录着时代的脉搏，并试图从中管窥未来的走向。
与先前时代相比，空中力量的大规模运用使得二战成了一场“总体战”，前线与后方间的差别不复存在，战地记者即便身处后方，仍免不了遭受战火的洗礼。1937年4月，西班牙内战中，支持佛朗哥政权的德国空军对格尔尼卡的平民展开狂轰滥炸，这一暴行拉开了现代战争针对非军事目标进行大规模空袭的序幕，毕加索愤而创作了油画《格尔尼卡》作为控诉。而在大半个地球另一端的中国，一位战地记者则真实捕捉到了大规模空袭所造成的惨象。
《格尔尼卡》。作者/毕加索
对赫斯特新闻社的王小亭而言，这已是他亲历的第三场战争了。他于1900年生在北京，似乎注定要与战争打一辈子交道。自20年代踏入新闻摄影这一行后，他拍摄过北伐战争的场景，也曾在九一八事变后赴东北的白山黑水报道抗战进程，可真正让他被世界知道的，是1937年8月28日下午抓拍的一段新闻胶片。
王小亭
那天午后，多国记者聚集在太古大厦楼顶，准备拍摄轰炸场面，他们事先收到消息，日本海军飞机将于下午2点左右发动空袭。当日下午3点，日机迟迟不至，记者相继散去了，只有王小亭仍在等待。
下午4时许，王小亭看到日机现身，在上海南站上空盘旋、投弹。当时站台上挤满了焦急等待开往杭州列车的难民，待王小亭驾车赶到现场时，已是血肉横飞：“铁道与站台上满是死伤的人群，断肢到处都是……当我停下来重装胶卷时，注意到我的鞋子已为鲜血所浸透。”
就在此时，王小亭注意到一个人从轨道上小心翼翼地抱起一位孩子，将他放到站台上，然后转身去照料另一位受伤的孩子。此时弹如雨下，离开了大人的孩子在站台上无助地哭泣，面前满目疮痍，四周皆是断壁残垣。王小亭举起摄像机，将剩余的胶卷都用在了孩子身上。
《中国娃娃》。摄影/王小亭
王小亭的胶卷先是搭乘美国海军舰只来到马尼拉，之后抵达纽约，9月中旬起，在美国各大影院电影开场前播放。美国人开始意识到日本侵华的切实存在，并唤起他们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可惜的是，言语支持是一方面，采取行动是另一方面。10月5日，罗斯福总统就中国局势发表演说，呼吁国际社会行动起来阻止侵略时，响应者寥寥。
随着二战的全面爆发，美国人惊恐地发现，上海遭受的苦难，又降临到了华沙、鹿特丹、伦敦等城市。1940年夏天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收听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德华·默罗带来的现场广播，从中了解英国抗战的进程。
早在30年代中期，当美国社会总体上对欧亚大陆的风云变幻持漠不关心的态度时，默罗已经开始注意到令人不安的苗头。他曾积极为纳粹上台后失去教职的知名德国学者们奔走呼告，争取援助，也一手创建了被外界戏称为“默罗家男孩们”的驻欧报道团队。
在1938年3月收到驻维也纳记者威廉·夏伊勒的口信后，默罗从伦敦借道华沙，飞赴维也纳，向听众现场直播德奥合并的进度：“我是爱德华·默罗，在维也纳进行广播……现在是早上2点30分，希特勒尚未抵达维也纳……”下了节目后，默罗到一家酒吧消遣，亲眼目睹一位犹太人“站了一会儿，然后从口袋中掏出一把老式刮胡刀，割破了自己的喉咙”。
遭受空袭的伦敦。来源/history.com
两年半后，默罗再度见证了战争的惨烈。自1940年9月7日起，德国空军开始空袭伦敦，企图摧毁英国人的抵抗意志。每天晚上，默罗都爬上屋顶，聆听警报的长鸣声、飞机的轰鸣声、高射炮火的怒吼与炸弹的作响，观察着被白色探照灯与橘色火光点亮的夜空，嗅着腾起的火药味与焦土味，说出以下三个字“这里是伦敦”（This is London），接着稍加停顿，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然后再向他们讲述自己的见闻，最后以英国人常说的“晚安，好运”（good night and good luck）作为结语。
把握战争脉搏的战地记者
在美国听众心中，默罗沉静的语调宛如英国的化身，象征着这个国家即便遭受深重苦难，在纳粹德国猛攻面前仍屹立不倒。因此在默罗于1941年回国时，受到了盛大的欢迎，罗斯福总统亲自发电报祝贺，国会图书馆馆长的致辞也反映出默罗广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你将伦敦燃烧的场景在我们的家中重现，我们感受到了赤焰。你将伦敦的死伤情况放到我们家门口，我们明白，那些死者是我们的死者，是人类的死者。”
与默罗一样，厄尼·派尔也对他所见的英国社会欣赏有加。1940年12月抵达伦敦的他原以为自己目力所及，将只看到一片瓦砾。因此，当他看到威斯敏斯特桥、滑铁卢桥等泰晤士河上的桥梁仍旧伫立，车辆往来其间畅行无阻时，大感震惊。
在发给国内的报道中，他讲述了英国朋友欢迎自己时使用的幽默句子，以此证明他们在面对德国空袭时的勇气：“你能来真是太好了，我们彼此间已经讲了各自的空袭故事太多遍了，大家都不爱听了。现在我们有了位新听众了。”他也向美国读者描述了圣保罗教堂“为烈焰所包围，却安然无恙”，以及伦敦人“从经验中发展出了一套应对空袭的绝佳效率”的场景。
烈火浓烟包围的圣保罗教堂
派尔于1941年3月回国，过了两个月，罗伯特·卡帕与福布斯·罗伯逊来到英国，他们受兰登公司委托，准备创作一本关于英国如何应对纳粹德国空袭的书，由罗伯逊主笔，卡帕负责配图。这并非卡帕首次将相机镜头对准战争中的后方社会。1936年，卡帕赴西班牙报道佛朗哥政权与共和国间的内战。两年后，他又奔赴中国武汉。他所拍摄的西班牙与中国军民坚毅抗战的神情成了这两个民族不屈不挠的象征。
在屋顶值勤的共和国军士兵。来源/worldpress.com
行走在伦敦的街头巷陌，卡帕捕捉到英国人在空袭下正常生活的状态。他最喜欢逗留的是伦敦东区的滑铁卢路，跟拍普通的英国家庭如何洗菜、做饭、喝下午茶、举行宗教仪式，展现出他们从容不迫的样子。此外，这个地名不禁让人想起一百多年前那场决定欧洲命运的战役。因此卡帕和罗伯逊把他们的著作命名为《滑铁卢路战役》，突出英国社会的心态将最终决定战争的结果。
在这次拍摄任务结束后约一年，卡帕又回到英国。这次，美国已经正式加入二战，可卡帕暂时只能在后方进行拍摄。尽管走南闯北，曾因参加左翼学生运动而流亡至柏林，后又从巴黎逃往美国以躲避纳粹德国的兵锋，可卡帕还是摆脱不了他出生时的匈牙利身份。鉴于匈牙利已追随德国向美国开战，向来痛恨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卡帕被划为潜在敌侨，需经情报部门甄别，方能随军行动。在此之前，他只能报道驻英国的美军基地。
在此情况下，卡帕只能满足于拍摄美军的航空大队，他们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支与德军正面交手的陆军部队。卡帕用相机捕捉他们在基地中的生活场景，包括打牌和起飞出击，以及从轰炸任务中归来后的样子。他尽管善于玩牌，与士兵打成一片，可大家还是不喜欢卡帕的工作，觉得在基地中拿好相机、等着他们归来的卡帕仿佛一只食腐的秃鹫，期待拍到他们流血牺牲的惨象。
一次冲突清楚地显示出士兵们对留在后方的战地记者的不满。卡帕向着迫降的轰炸机飞奔过去，边跑边拍：一位弟兄被人抬下来、交给等候着的医生，他还在呻吟，接下来的两位连哼也不再哼了。最后下飞机的是飞行员，他似乎安然无恙，只是前额有一个小伤口。卡帕跑过去拍特写，士兵们站在跑道中间嚷道：“这就是你等着要拍的么，摄影师？”卡帕闻言，关上相机，扭头就回伦敦去了，内心痛恨自己的工作：“这种摄影是丧事承办人才干的活儿……”
九死一生的战地记者
卡帕何尝不明白，只有和士兵们在前线共同经历炮火的生死考验，才能赢得他们的信赖与尊重，拍出揭示战争本质的照片。西班牙内战时，他用自己的出生入死换来了一张张珍贵的照片，而他挚爱的女友也死在那里。
因此在终于获得报道前线战事的许可后，1943年春，卡帕跳上运兵船，前往北非，开启了新一段波澜壮阔的旅程。卡帕的内心充满了建功立业的渴望，到达北非后的第一个晚上，他梦见“就在突尼斯的城门口，我追上了装甲师，跳上了领头的那辆坦克……我成了拍摄到抓获隆美尔镜头的唯一摄影师……在市中心，一颗炮弹爆炸了……我的脸被烧焦了”。
正如这个梦所反映的那样，荣耀与冒险贯穿卡帕整个二战生涯。做完这个梦的第二天，他在小解时误入德军埋设的地雷阵，吓得一步也不敢动，裤子也不敢提，让司机请工兵带着探雷器来解围。之后，在1942年11月便伴随美军登陆北非的派尔开着吉普车找上了他，让他拍了不少两军在埃尔瓜塔尔山脊上战斗的画面。
可卡帕还是不大满意，称“没有一张反映战斗的紧张程度和戏剧性，那是我用肉眼所能感觉到、追踪得到的”。当他在英国拍摄过的轰炸机部队转场到北非、邀请他一起飞行时，从未学习过如何跳伞的卡帕欣然应允，和他们飞了五次任务。
参加轰炸行动的经历一点儿不影响卡帕继续拿自己的生命作赌注。他接下了另一个拍摄任务：跟拍跳伞进攻西西里岛的第八十二空降师，并随机返航，成为第一个向外界发布盟军进攻西西里照片的摄影师。
诺曼底登陆期间，卡帕认识的一位军官邀请他跟随团部行动，他们将在第二波攻击行动中上岸，这样卡帕既能拍摄到一手战况，又不至于暴露在过大的风险中，可卡帕最终选择跟随第一波冲滩部队上岸，“每一次子弹都直追我的脊背”。卡帕拍摄的奥马哈滩头的场景成为外界感受这场惨烈登陆的一手资料，甚至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拯救大兵瑞恩》时仍在借鉴。在战争结束前夕的莱比锡，卡帕上一秒还在拍摄一位正在开枪射击的士兵，下一秒这位士兵便倒在了血泊中。
来源/Democrat and Chronicle
长期在死亡边缘徘徊，以及亲眼目睹如此多的死亡，给战地记者们的身心造成了极大伤害。
王小亭之子回忆道：“父亲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回来很兴奋，有时回来话都不愿讲。他每天拍摄着那些他看到的地上已经死的和正在死去的人，心里非常难过。”
派尔两次回国休养，以治愈精神上的创伤。
即便是酷爱冒险的卡帕也曾精神崩溃。1943至1944年，在通向罗马的群山峻岭中，盟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卡帕亲眼看到“每个散兵坑里至少有一个死去的士兵，他们四周是浸湿过多次的笔记本破封面……字迹淡去的家信的片段。“那些敢于离开洞穴的士兵的尸体，堵住了我的去路。他们的血已经干了，变成了铁锈色，和他们周围的深秋落叶的颜色掺和在一起”。再也忍受不了的他“一边跌跌撞撞地继续向山顶而去，一边像白痴一样反复地自言自语”。
更大的一轮打击在1945年4月降临。12日，默罗来到了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见到了身带数字编码、骨瘦如柴的幸存者们，以及“像柴火般堆起的尸体”。在发回国内的报道中，默罗表示“无法用语言形容自己所见的大部分场景”。几天后，卡帕和一群从北非起便跟踪报道战事的记者在午夜时分被叫醒，得到了派尔在太平洋伊江岛阵亡的消息，“我们全都起了床，默默地把自己灌得不省人事”。
战争就是如此残酷，活下来全靠运气，无怪乎卡帕他们听到消息后喝得酩酊大醉，既是为自己的幸存，也为那些倒下的袍泽。默罗参加了二十五次轰炸任务，毫发无伤。英国战地记者盖伊·拜厄姆曾在皇家海军服役，在军舰被击沉后，游过沉船泄漏的重重油污获救。作为BBC战地记者团的一员，拜厄姆先后参与了诺曼底与阿纳姆的两次空降行动，却在1945年2月报道空袭柏林时随机阵亡。派尔的足迹遍布北非、欧洲，最后倒在了太平洋的一座小岛上。
二战战地记者的谢幕演出
在经历了无数个与死亡擦肩而过的时刻后，对战地记者而言，二战终于结束了，是时候远离战争、安心享受生活了。默罗的事业持续走高，只是他再未亲临现场报道过一场战争。但在50年代，默罗倒是敢于在麦卡锡声望如日中天时对他进行严厉的斥责，毕竟与谎称参加过二战轰炸任务的麦卡锡不同，默罗亲身体会过坐在轰炸机上，看着高炮云团在四周炸开的样子。
卡帕结束了他在战时与一位英国女士的浪漫关系，前往柏林拍摄那里的断壁残垣。在这座城市，他与演员英格丽·褒曼好上了，靠着摄影挣来的钱，卡帕追随褒曼远赴重洋，到了好莱坞，却始终不喜欢那里轻浮的氛围。两人以分手告终。
卡帕改不了喜欢旅行与冒险的心性。1947年，他与同为战地记者的作家约翰·斯坦贝克一道访问苏联，创作了《俄国日记》一书。转年，他又报道了以色列建国与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场景。1954年在日本期间，卡帕受邀前往越南，报道法国在当地的殖民战争。这次，一枚地雷夺去了卡帕的生命，他当时正在为拍照寻找更好的角度。
卡帕最后的照片之一。来源/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
在二战战地记者中，幸存到最后的或许是玛莎·盖尔霍恩。她曾与海明威一道报道西班牙内战与中国抗战，也像派尔和卡帕一样在二战的多个战场奔波。在赴诺曼底采访的请求被驳回后，她假扮成一位护士，跳上一艘驶往法国的医护船。她终日的奔劳引来了海明威的不满，在他心目中，战地记者应该是男人的事业，而她则讨厌仅仅作为海明威第三任妻子的名头与存在，两人最终离婚。
盖尔霍恩与海明威在中国
离婚后的盖尔霍恩更加全身心地投入战地记者的工作。她报道过越南战争与60和70年代的巴以冲突。1989年，她以81岁的高龄报道了美军对巴拿马的入侵。岁月不饶人，她的视力逐渐消退，她甚至看不清自己的手稿，癌症的病痛也折磨着她，最终，她在1998年自杀。
至此，所有二战战地记者均已隐入烟尘。
摄像机、打字机与播音话筒给了战地记者以无上的权力，使得他们有权影响公众对战争的感知。战地记者在报道战争时能否有自己的立场？他们拍摄血腥的战争照片，在道德上是否合宜？战地记者是否是一群爱出风头的人？类似的争论持续至今。
中国战地记者焦翔（左二）在叙利亚
但无论如何，严守职业信条、冒着生命风险报道战争的战地记者，都应得到交战双方乃至全世界的尊重与保护。他们为我们及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传递着来自战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