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丨熊剑辉
时代变迁、科技变化,“李超人”依然行走在时代的前列。
20年前,深圳还是一座被人诟病为“没有好大学”的城市,被戏称为“经济巨人、创新矮子”。
这顶“帽子”扣过来,深圳不干了。
深圳市政府马上开始憋大招:引进以色列理工学院。
这座超级学府可不得了,创始人是爱因斯坦,出过4位诺贝尔奖得主,号称“以色列的麻省理工”。近两年,这里更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大学,欧洲排名第1、全球排名第16。
这样的顶尖牛校请过来,谁不服?
于是,深圳真心诚意开始跟以色列理工“耳鬓厮磨”,“苦恋”10年。就在一切谈妥、马上要“领证”签协议的时刻,以色列却单方面提出:要深圳掏1.3亿美金,在以色列理工所在地海法市建一座超级实验室。
这有点临过门、要“彩礼”的意思。
对深圳来说,钱不是问题,但深圳也有自己的执拗:实验室只能建在深圳,不能建在海外。
结果,“彩礼”没谈拢,深圳最终与以色列理工失之交臂。
关键时刻,李嘉诚出手了。
“李超人”满口答应了以色列的一切要求,开出10亿港币的支票,却只有一个条件:把以色列理工的分校,建在汕头。
因为汕头大学,是李嘉诚资助的。
2017年,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正式揭牌,成为了中国第9所中外合办大学。
在李嘉诚的全力斡旋和资助下,以色列理工最终花落广东。这对于推动中国创新产业发展,占据未来科学高地,具有重大意义。
而以色列人之所以给足了“李超人”的面子,绝不仅仅因为其“钞能力”。
实际上,李嘉诚与犹太人财团关系匪浅。
2013年,85岁的李嘉诚第一次踏上以色列的土地,就是出席以色列理工学院与汕头大学合作办学的签约仪式。
仪式上,李嘉诚发表《如果我有魔术棒》的演讲,深情怀念了一位“非常要好”的犹太朋友,称其为“我的良师益友”。
李嘉诚没有明言“良师益友”是谁。但人们揣测,其最大可能,或是在福布斯香港富豪榜上排名第13位的嘉道理家族。
嘉道理的先祖,正是伊拉克裔犹太人,100多年前来到香港,如今是最富有的犹太家族之一。
李嘉诚与嘉道理家族,不但私交甚密,甚至在香港深水湾道豪宅区比邻而居。
生意上,李嘉诚与嘉道理家族瓜分了香港的电力供应:港岛由李嘉诚的“港灯”掌控,九龙、新界则由嘉道理家族的“中华电力”打理。
慈善上,李嘉诚与嘉道理家族也曾共同进退。
交情莫逆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李嘉诚商业帝国的触角,早就延伸到了以色列,拥有巨大的共同利益。
1997年,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创立Partner,率先杀入以色列通信市场,迅速成长为以色列最大的电信公司。
悉心经营多年后,2009年“和黄”将所持Partner的51.3%股权抛售,套现13.81亿美元,大赚一笔。
这一次“小试牛刀”,让李嘉诚见识到以色列“中东硅谷”的魅力,随即开始动作频频。
2011年,李嘉诚的私人投资公司“维港投资”,一口气在以色列拿下5大项目,包括视频软件开发应用Magisto、数据流量压缩应用Ona-vo、移动搜索Everyting.me、网页文字生成在线视频应用Wibbitz。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地图导航应用公司Waze。
Waze相当于以色列版的“高德地图”,可利用手机上的GPS信号,获取路面交通信息,为驾驶员规划行车路线。
现在看起来Waze似乎平平无奇,但这款应用当年极其炸裂。维港以3000万美元就投资入股,两年后,谷歌却以13亿美元将其收购。
仅此一项,李嘉诚豪赚1.3亿美元。
但令人诧异的是,“李超人”转手就把这笔钱捐给了以色列理工。因为Waze的创始人,是该校校友。
这样的人脉、这样的情谊、这样的积累,绝非一朝一夕,可见李嘉诚早有精心布局。
而李嘉诚在以色列的投资,远不止这些。
像Medial Research,致力于利用常规血检和大数据,来进行癌症筛查。
因为DNA血检、活体细胞取样等技术,过程繁琐、成本很高。而他们推出的大数据平台,通过常规血检的算法分析,就能计算出直肠结肠癌的风险概率,大大减少癌症筛查成本。
而NanoSpun,则是一家新型污水处理公司,其制造的纳米级膜纤维材料,广泛应用于污水处理、海水淡化等领域。
维港更是看中其静电纺丝的技术前景,认为其未来或可广泛应用于新材料和精密医疗等领域。
在以色列创投圈,维港因为李嘉诚的全球影响力,更是有口皆碑。
因为是私人投资公司,李嘉诚将维港的投资,完全托付给“红颜知己”周凯旋打理。这种全方位信任,赋予了周凯旋果决的风格和大胆的魄力。
一般来说,维港从第一次接触企业,到最终决定投资,几天之内就拍板,绝不瞻前顾后、磨磨唧唧。
对此,Wibbitz创始人Zohar Dayan就曾领略过维港的魅力。双方迅速接触,光速敲定了230万美元的投资。
对此,Zohar Dayan极其赞叹:“他们的投资纪录太棒了,非常有远见”。
由此,李嘉诚在以色列创投圈被奉为“神级教父”,创业者以拿到维港的投资为荣。毕竟,能获得这位世界级教父的投资,本身就是对企业的巨大认可。
李嘉诚之所以看重以色列,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它本身极具科技创新能力。
以色列资源贫瘠,本来就是一个建在沙漠、戈壁上的小国。靠山山倒、靠水水干,所以只能全力以赴靠自己,通过科技创新深挖发展潜力。
比如,以色列的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3%,不得不发明出世界领先的滴灌技术,以解决沙漠中种植农作物的世界难题。
以色列人口也不多,只有900万。
于是,在特拉维夫和海法城之间的“硅溪”,数千家创业公司鳞次栉比,每2000人就有一个人在创立公司,是真正的“全民创业”。
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在国际上的“人脉”也非常强大。
这里只有2.5万平方公里,却聚集了谷歌、苹果、微软、华为、小米等270家跨国企业,拥有320多座研发基地。
1974年,英特尔在以色列建立第一个海外研发中心,其决策推动者正是以色列人、英特尔前副总裁多夫·弗罗曼,可擦写可编程只读存储器(EPROM)的发明人。
这使得以色列逐渐拥有了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在全球举足轻重。
而由于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拉里·佩奇犹太人的身份,谷歌也在以色列频频出手,大肆布局。
于是,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数量,仅次于美国、中国。不论是华尔街还是硅谷,都不可能忽视以色列的科创能力。
以色列高校的创新,更是极具特色,主要侧重于纳米科技、生物科技、可再生能源、太空工程及医学等领域。
这些领域一旦突破,很可能颠覆行业,甚至改变人类的生存状况。
这正是李嘉诚青睐以色列的重要原因。
周凯旋曾坦言:“他(李嘉诚)喜欢与我们投资的那些‘颠覆性’企业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见面交流,以便理解他们的观念和背负的使命。”
实际上,李嘉诚早就不是很多人印象中的“地产大亨”。
最近十几年,他时刻关注科技发展的最前沿,甚至不惜投出一些“稀奇古怪”项目,以便把握科技进步的最新方向,决定公司投资和经营的未来。
在李嘉诚看来,“‘科技’本身就是那支迷人魔术棒,内含成就转变的威力,产出成千上万种新选择,新想法与新对策,也能为存在已久的问题带来新的解决方法”。
所以,一旦有机会,李嘉诚就会挥舞起“魔术棒”,为变革者赋能,并将其发挥到极致。
包括这一轮大模型浪潮,李嘉诚也是参与者。最近,他就领投了边缘AI计算公司Kneron耐能9700万美元的B轮融资,支持汽车领域轻量级GPT的解决方案。
今天,无论外界怎样评价李嘉诚,他依然还是“风向标”式人物。哪怕时代变迁、科技变化,人们看到的是,“李超人”依然行走在时代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