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1岁的朱生豪即将从杭州之江大学毕业。他漫步在校园里,一半时间在想莎士比亚,一半时间在想宋清如。


朱生豪热爱文艺,精通英文,两年后,他着手翻译莎士比亚剧作。仅靠微薄的稿费和身边仅有的工具书,朱生豪呕心沥血,用15年光阴,完成了31部莎剧的翻译。很多年后,翻译家许渊冲还记得朱生豪的翻译之妙:《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结尾,直译的话是“世上的恋情没有比得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而朱生豪将其译为“古往今来多少离合悲欢,有谁见过这样的爱怨辛酸”。


宋清如是朱生豪的同学。大学时期,斯文的朱生豪就开始与这位大家闺秀出身的学妹通信。他在信里写道:“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那意境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后来,两个人真的做到了同枕、同梦、同风雨。朱生豪去世后,宋清如用后半生完成了丈夫翻译并出版《莎士比亚全集》的宏愿。


之江大学是民国时期存在的一所教会大学,坐落在钱塘江畔、六和塔旁。后来,之江大学的名字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座依山傍水的校园成为浙江大学之江校区。今天的年轻人在这里求学,在新的年代里许下新的愿望;今天的游人经过这里,感慨钱塘江潮水的壮阔……不知道是否还有人记得,此处的一砖一瓦,刻写着这样一段与爱情相关的往事。


行走杭州,转角遇到爱


杭州是一座爱情浓度很高的城市——至少从地理景观上来看是如此。


在朱生豪和宋清如相识相恋的之江大学的不远处,就是著名的六和塔,即金庸的小说《书剑恩仇录》里红花会囚禁乾隆皇帝的古塔。六和塔背靠群山,山那侧的西湖边,有另一座高塔遥遥相对,那是家喻户晓的雷峰塔,传说中镇压着白娘子的地方。


从雷峰塔出发,西湖沿岸一步一景,不少景观都与爱情相关。


雷峰塔东侧的长桥,是一座横亘在西湖湖面上的小桥。杭州谚语讲“长桥不长”,说的就是它。相传,南宋年间,一书生与一少女相恋,被家人阻挠,这对恋人便双双从桥上投水自尽。故此,长桥也名“双投桥”。


而在另一段更知名的爱情故事里,梁山伯与祝英台依依惜别、久久不舍的“十八相送”,也发生在这座小桥上。顺着长桥所在的西湖沿岸往东南方向走几里路,即可见到万松岭,岭上的万松书院便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相爱的地方。


雷峰塔以西不远处,是苏堤的入口。沿着苏堤由南向北穿过整片西湖,来到游人如织的北山街,稍稍向东几步,有一座不起眼的小亭子,埋葬着传闻中的南齐歌伎苏小小。那首《钱塘苏小歌》,讲述了这个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姑娘对爱情的期许:“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苏小小墓继续向东,便是许仙初遇白娘子的断桥。明朝的《警世通言》里有一篇《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这样描写这场影响中国人爱情观的相遇:“一个妇人,头戴孝头髻,乌云畔插着些素钗梳,穿一领白绢衫儿,下穿一条细麻布裙。这妇人肩下一个丫鬟,身上穿着青衣服,头上一双角髻,戴两条大红头须,插着两件首饰,手中捧着一个包儿要搭船。”


窄窄的断桥,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爱情地标。有新闻报道,今年五一假期的第一天,西湖景区就接待了60万名游客,其中有一多半人都要到断桥上走一遭,生生把断桥变成了“人桥”。


类似的场景一年又一年上演。明知道只是传说,明知道摩肩接踵,但来到此处的游人,无论是文人雅士还是贩夫走卒,都忍不住上桥凭吊一番白娘子的悲剧。这是跨越千年的爱情神话的感染力。


当然,杭州的爱情也不仅仅存在于西湖周边。


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镠的王妃每年春天都回家乡居住。“一剑霜寒十四州”的钱镠悄悄地思念妻子,便写信劝她早归。后来,善解风情的苏东坡记录了信里的句子: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王以书遗妃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然。


于是,哪怕后世的许多人并不知道这句情话出自一位开国君主的手笔,但还是被其委婉绵长的情愫感染,让“陌上花开”四个字以网名、笔名、QQ签名的形式广为流传。


为什么杭州的爱情又甜又虐?


“欲把西湖比西子”,苏东坡这个天才的比喻好像一句谶言,让千百年来诞生在杭城的知名爱情故事,笼罩着一层西施般的哀怨和遗憾。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悲剧性自不必说,以至于年久失修的雷峰塔于1924年坍塌之后,鲁迅还要专门写一篇《论雷峰塔的倒掉》:“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终究要倒的么?活该。”


把囚禁爱情的雷峰塔作为某种陈旧传统的象征,“活该”两个字透露着鲁迅的愤懑。气冲冲的鲁迅,甚至还在文中搞混了西湖南岸的雷峰塔和西湖北岸的保俶塔。


而那个美丽、多才又痴情的苏小小,据后世考证,更像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形象,而非历史形象。在西陵的松柏下,她终究没有等来骑着青骢马的如意郎君,这种求而不得的怅惘,让后世怀才不遇的文人反复吟咏。


最出名的是唐朝李贺的那首《苏小小墓》,讲述化为鬼魂的苏小小孤零零地等在油壁车当中:“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字里行间充满冷寂、萧然、鬼气森森,被传为千古名篇。


纵然将目光从古代挪到近代、从传说挪到现实,江南水乡滋养出来的爱意,也并不总像想象中温婉圆满。


出生在富阳的郁达夫,是土生土长的杭州人。许多年来,人们津津乐道他与王映霞的姻缘。一个是著名作家,一个是“杭州第一美女”,看上去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


当王映霞迫于家庭压力要跟其他男人相亲时,郁达夫用热烈的文字劝告她:“你情愿做家庭的奴隶吗?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放弃……”时隔一个世纪,这话听上去仍有十足的感染力。


于是,佳人顺理成章投入才子的怀抱,郁达夫和王映霞结婚了——但许多人并不知道,郁达夫在追求王映霞期间,迟迟没有处理好自己的上一段婚姻。这种非道德的感情开端,似乎为二人日后一地鸡毛的结局埋下伏笔。


在大时代的动荡中,郁达夫和王映霞的爱情也被颠得粉碎。当初“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的愿望终成泡影,郁达夫精心构筑的新居“风雨茅庐”,终究也和西湖边其他爱情建筑一样,留在漫长的时光里,见证着久久的惆怅。


在梁祝相爱的地方,相一次亲吧


中国四大爱情传说,杭州西湖就独占了两个。但与白娘子早早在杭州“安家”不同,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恋之地,最早并不在杭州。


据说,自魏晋南北朝起,梁祝故事的雏形就已经在民间流传。


晚唐的《宣室志》记载道:“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这倒是距离杭州并不远。唐宋时,梁祝故事的悲惨基调逐渐文学化,歌咏梁祝的曲调成为词牌《祝英台近》,豪放的辛弃疾就填过一阕《祝英台近》:“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 唱起来想必十分哀伤。


明末清初的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写道:“至曲阜谒孔庙……宫墙上有楼耸出,匾曰‘梁山伯祝英台读书处’,骇异之。”山东曲阜的孔庙悬挂牌匾,“抢注”梁祝IP,把绍兴人张岱也吓了一跳。


直到清初的剧作家李渔(就是《笠翁对韵》“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的作者),作为寄居杭州的“杭漂”,才把长桥、凤凰山、草桥门等诸多杭州元素融入梁祝故事当中。其中,梁祝萌生情愫的书院,就选在了万松岭上的万松书院。


万松书院前身为报恩寺,明朝时改建为万松书院,后世屡毁屡建。而在今天,作为人所共知的梁祝爱情圣地,万松书院既是周边老人的健身场所,也是杭州最有名的相亲角。每到周末,平时安静的书院就热闹起来,老一辈人拉开横幅,挂上子女的简历,在学历、户口、房子、车子的试探和博弈中,寻求促成“爱情买卖”的机会。


事实上,这就像今日杭州的一个缩影:从一座古典城市变身为中国新经济最活跃、房价最高、道路最堵、年轻人最忙的大都市之一,爱情和婚姻也不得不随之改变。


火热的经济氛围和匆忙的生活节奏,正在重塑爱情之城的形象,“萧山赘婿”“两头婚”“江浙沪独生女”等概念,是贴在杭州身上的最新标签。正如《新周刊》两年前一篇关于赘婿婚介所的报道中所写:“询问任何一位中国父母,他们必然会把‘两个人合适最重要’挂在嘴上,这像一种政治正确,但在短兵相接的相亲市场里,现实条件的考量,则一直是入赘婚姻不变的底色。”


务实,就像购房摇号、车牌摇号和入学摇号一样的务实,成了杭州新的爱情底色,但让人多少有些伤感的是,最务实的相亲角,偏就选在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书院里。


杭州城里,那些关于爱情的遗迹依旧年复一年地接受感怀。但对于今天这里的男男女女而言,爱情终于成了一件明码标价的奢侈品——和生活在其他城市的同龄人,并没有太大分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苏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