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中国居民家庭越来越焦虑。中国人民银行每季度公布的城镇储户调查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城镇储户家庭的储蓄意愿越来越强,从阶段性低点的49.1%上升至去年末的61.8%,今年略有下降,但仍然保持在高位,今年二季度末的最新数据是58%。与储蓄意愿上升对应的是投资和消费的意愿双双下滑。


最近几个月,一些部委出台了很多政策,鼓励居民投资股市,促进投资,但居民投资的意愿并没有明显回升,事实上居民有更多投资的意愿已经从2015年的阶段性高点的43.2%一路下降到目前的17.5%。不愿意投资,居民财富如何增长?在这种环境下,保卫家庭财富增长成为每一个家庭无法回避的问题。家庭的保守行为本身就是保卫家庭财富的自然反应,低迷的预期之下,投资可能会亏损,只能更多地储蓄以便于家庭应对不确定时代带来的冲击,比如失业、收入锐减等。


然而,家庭层面能做的事情是很有限的,大多是被动应对。如果放任这种趋势的蔓延,不仅会加剧家庭部门的保守情绪,更会因消费低迷影响内需,进而伤害长期经济增长。因此宏观政策必须回应这种情绪,帮助居民家庭保卫他们的财富。


那么宏观政策当如何作为?首先,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劳动收入是财富之本,稳定而持续增长的劳动收入,不仅对于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庭至关重要,他们的收入也是消费和储蓄的基础,储蓄形成投资,是企业扩大经营的根本,因此如何强调就业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每年新增的城镇非农劳动力规模都超过千万人,这么多年有惊无险走过来的核心就是城镇非农就业岗位不断的扩张。


这些就业来自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内生增长,以此刺激制造业和服务业不断派生出新增劳动力需求,进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和每年高达几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尤其要指出的是,外需对于激活内需的重要性,外需创造的直接就业岗位占比虽然不算太高,但外需带来的是增量市场,在满足外需的同时,国内的供应链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参与到手机、汽车等行业的供应链中,并且逐步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


这些环节都是技术研发、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的,能提供更高品质的就业岗位,也是吸纳大学毕业生的理想去处。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城镇就业人员规模连年增长,每年新增大几百万至1000万人,但这个趋势在2018年开始停滞,并在去年开始下降。城镇就业人员规模停滞意味着虽然城市化率一直在提高、城镇人口一直在增长,但城市化的品质开始下降


2020年,中国大城市的失业率低于中小城市,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因为大城市创造就业的能力比较高,就业岗位比较好。但2020年以后,形势发生了逆转,31个大城市的调查失业率总体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大城市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些地区调查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对外来户籍劳动者、新增就业岗位的冲击都很大。


因此,要保障就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需要高度重视外需、外贸和FDI,它们可以边际上吸纳新增劳动力,让中国可以继续维持有品质的城市化,以此刺激内需,拉动内生增长,完成经济的双循环。在这个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大城市的关键角色,进一步消除大城市落户、居住、就业的准入门槛。大城市是中国经济的龙头,只有让龙头抬起来,其他周边城市才能被带动起来,越是在经济低迷不振的时候,就越要坚持这个原则,而不是反过来从农村、中小城镇突围。


其次,在稳定就业的前提下,还要稳定社会预期,让居民敢于做长期打算,比如考虑结婚、生子,为子女积累教育基金,为购买房产而储蓄。只有预期稳定,居民才敢花钱,花钱形成的消费可以拉动就业、提高收入,形成正循环,这是宏观增长的基础,也是家庭部门财富增长的基础。


过往几年,居民家庭在很多关键议题上都缺乏稳定的预期,有一些行业会担心监管政策的变化,这不仅会让从业人员信心尽失,也会影响这些行业的消费者。比如教育培训、学区划分、中考等相关政策调整缺乏充分的社会讨论和酝酿,政策出台以后,不少家长对于子女教育陷入迷茫,无法进行长期教育投入。


社会预期的不确定性变高以后,人们会不自觉求稳,最近几年考公考编越来越热门,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要稳定预期,就要求政策不能出现大的波动,尤其要避免翻烧饼式的调整政策。家庭部门的支出面临的约束是非常刚性的,面临大的冲击失去工作、或者陷入困顿,必然不得不依靠过往积蓄度日,无疑会妨碍家庭财富积累。


中国仍是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政策当然不能保持不变,但出台政策前应该进行足够的公共讨论,让不同利益群体充分表达诉求,在讨论的过程中,政策的负面影响才能充分披露,社会也会逐步妥协,对利益受损群体进行适当的补偿。


这些步骤看起来很难,却是国家治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唯有治理水平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发展的果实和家庭积累的财富才能得到保障,才能留得下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聂日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