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中国居民家庭越来越焦虑。中国人民银行每季度公布的城镇储户调查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城镇储户家庭的储蓄意愿越来越强，从阶段性低点的49.1%上升至去年末的61.8%，今年略有下降，但仍然保持在高位，今年二季度末的最新数据是58%。与储蓄意愿上升对应的是投资和消费的意愿双双下滑。
最近几个月，一些部委出台了很多政策，鼓励居民投资股市，促进投资，但居民投资的意愿并没有明显回升，事实上居民有更多投资的意愿已经从2015年的阶段性高点的43.2%一路下降到目前的17.5%。不愿意投资，居民财富如何增长？在这种环境下，保卫家庭财富增长成为每一个家庭无法回避的问题。家庭的保守行为本身就是保卫家庭财富的自然反应，低迷的预期之下，投资可能会亏损，只能更多地储蓄以便于家庭应对不确定时代带来的冲击，比如失业、收入锐减等。
然而，家庭层面能做的事情是很有限的，大多是被动应对。如果放任这种趋势的蔓延，不仅会加剧家庭部门的保守情绪，更会因消费低迷影响内需，进而伤害长期经济增长。因此宏观政策必须回应这种情绪，帮助居民家庭保卫他们的财富。
那么宏观政策当如何作为？首先，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劳动收入是财富之本，稳定而持续增长的劳动收入，不仅对于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庭至关重要，他们的收入也是消费和储蓄的基础，储蓄形成投资，是企业扩大经营的根本，因此如何强调就业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每年新增的城镇非农劳动力规模都超过千万人，这么多年有惊无险走过来的核心就是城镇非农就业岗位不断的扩张。
这些就业来自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内生增长，以此刺激制造业和服务业不断派生出新增劳动力需求，进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和每年高达几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尤其要指出的是，外需对于激活内需的重要性，外需创造的直接就业岗位占比虽然不算太高，但外需带来的是增量市场，在满足外需的同时，国内的供应链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参与到手机、汽车等行业的供应链中，并且逐步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
这些环节都是技术研发、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的，能提供更高品质的就业岗位，也是吸纳大学毕业生的理想去处。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城镇就业人员规模连年增长，每年新增大几百万至1000万人，但这个趋势在2018年开始停滞，并在去年开始下降。城镇就业人员规模停滞意味着虽然城市化率一直在提高、城镇人口一直在增长，但城市化的品质开始下降。
2020年，中国大城市的失业率低于中小城市，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因为大城市创造就业的能力比较高，就业岗位比较好。但2020年以后，形势发生了逆转，31个大城市的调查失业率总体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于大城市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些地区调查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对外来户籍劳动者、新增就业岗位的冲击都很大。
因此，要保障就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需要高度重视外需、外贸和FDI，它们可以边际上吸纳新增劳动力，让中国可以继续维持有品质的城市化，以此刺激内需，拉动内生增长，完成经济的双循环。在这个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大城市的关键角色，进一步消除大城市落户、居住、就业的准入门槛。大城市是中国经济的龙头，只有让龙头抬起来，其他周边城市才能被带动起来，越是在经济低迷不振的时候，就越要坚持这个原则，而不是反过来从农村、中小城镇突围。
其次，在稳定就业的前提下，还要稳定社会预期，让居民敢于做长期打算，比如考虑结婚、生子，为子女积累教育基金，为购买房产而储蓄。只有预期稳定，居民才敢花钱，花钱形成的消费可以拉动就业、提高收入，形成正循环，这是宏观增长的基础，也是家庭部门财富增长的基础。
过往几年，居民家庭在很多关键议题上都缺乏稳定的预期，有一些行业会担心监管政策的变化，这不仅会让从业人员信心尽失，也会影响这些行业的消费者。比如教育培训、学区划分、中考等相关政策调整缺乏充分的社会讨论和酝酿，政策出台以后，不少家长对于子女教育陷入迷茫，无法进行长期教育投入。
社会预期的不确定性变高以后，人们会不自觉求稳，最近几年考公考编越来越热门，正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要稳定预期，就要求政策不能出现大的波动，尤其要避免翻烧饼式的调整政策。家庭部门的支出面临的约束是非常刚性的，面临大的冲击失去工作、或者陷入困顿，必然不得不依靠过往积蓄度日，无疑会妨碍家庭财富积累。
中国仍是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政策当然不能保持不变，但出台政策前应该进行足够的公共讨论，让不同利益群体充分表达诉求，在讨论的过程中，政策的负面影响才能充分披露，社会也会逐步妥协，对利益受损群体进行适当的补偿。
这些步骤看起来很难，却是国家治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唯有治理水平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发展的果实和家庭积累的财富才能得到保障，才能留得下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聂日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