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质疑和反对声中，8月24日，日本正式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据媒体报道，从韩国到我国一些沿海地区，一波食盐抢购潮旋即出现。舌尖五味咸为首，面对这场没有先例的冒险，我们的食盐安全会受到威胁吗？
问题的答案，潜藏在中国悠久的产盐史和广袤的盐产地当中。
总体来看，我国的食盐中，只有一小部分来自海洋。数据显示，我国食盐年产量稳定在1200万吨，年消耗量不到一半，而海盐主要用于工业。
更具体的数字，如中国盐业协会执行理事长王小青透露，我国食用盐来自海盐、井矿盐和湖盐的比例分别为22%、61%、17%；而中盐集团公布的数据中，井矿盐、湖盐分别占据87%、3%，海盐则仅占10%的份额。
撑起我国食盐主力来源的井矿盐背后，是大量因盐而兴的内陆“盐都”。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去年原盐产量前十省份中，仅山东、江苏、天津三地沿海，其余均为内陆省份。其中，湖北、四川两座井矿盐生产大省，原盐产量分别为581.46万吨和473.78万吨，盐都自贡更因盐发展出别具特色的“盐帮”菜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公开数据，在我国，原盐用于化工领域的比例近90%，其余消费领域则主要有食用盐、轻工业等。
从古代兵家必争的战略物资，到如今进入千家万户的调味品，盐的嬗变已经让“靠天吃饭”的盐都走向不同的道路。而眼下，盐都的故事是否将翻开新的一页？
开端
在漫长的人类产盐史中，中国是有史记载的起源之一，而海盐则是中国盐业的开端。
根据《中国盐政史》描述，“世界盐业莫先于中国，中国盐业发源最古在昔神农时代的夙沙氏初作煮海为盐，号称‘盐宗’”，这也是有关中国产盐史最早的记录。
而早在制盐史的起点，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盐都之一的潍坊就已登上历史舞台。有考据认为，夙沙氏生活于今潍坊寿光一带，也有人借此推断，潍坊制盐历史从原始社会时期就已开启。
到现在，潍坊仍是中国最大的海盐生产基地。数据显示，潍坊全市原盐生产企业28家、盐田总面积达到429平方公里，年原盐生产能力近千吨。不过，原始的“煮海为盐”已不被沿用，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潍坊海盐采用亿万年形成、地下蕴藏的高浓度卤水晒制，和海水关系不大。
在我国绵长的海岸线上，潍坊标定了一个亮点。环绕其周围，天津长芦、辽宁辽东湾和江苏苏北三个北方盐区，均是我国制盐重地。到现在，山东、江苏两省仍是全国原盐生产龙头，天津年原盐产量也在100万吨量级。在海盐作为我国盐业生产主要来源的数千年中，这些位于北方沿海的区域，也贡献了中国海盐的绝大部分产量。
但随着盐业历史进程的推进，海盐逐渐失去往日的光辉。根据张银河所著《中国盐业简史》，伴随20世纪70年代起矿盐产量的迅速攀升，以及2005年后盐田因经济开发区建设而被作为其他项目改建用地，海盐占比逐渐萎缩。到2010年，井矿盐产量第一次超过海盐产量，此后海盐比例不断降低。
海盐生产大省也大规模削减原盐产量。2012-2022年间，山东、江苏两省的原盐产量分别从1775.26万吨、742.66万吨下降至760.18万吨、593.99万吨，降幅分别达到57.2%和20%，相比之下，湖北原盐产量上升34.5%，四川则几乎持平。
海盐甚至还演变成为盐都发展的“障碍”。以盐为名的盐城，因浅海滩涂的地理条件适合晒盐，也因制盐而曾拥有富庶的城市历史。但滩涂地条件让盐城难以形成大港，还限制了城市向海迈进。到如今，制盐重要地位大大下降的盐城，不得不在整治滩涂盐碱地上苦下功夫，为城市争取更好的发展空间。
基石
在海盐“退潮”的同时，井矿盐成为我国食盐结构中绝对的“基石”。作为全世界最大的食盐生产企业，中盐集团食盐产能超过1000万吨/年，其中井矿盐占比95%，而湖盐、海盐只占4%和1%。
所谓井矿盐，即以石盐或地下天然卤水为原料制成的盐。这种盐分布范围较广，受气候和天气影响较小，产能较为稳定。
中国盐矿分布图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刊》2023年第1期 “战略与决策研究”，《中国盐穴型战略石油储备库建设的问题及对策》
说到井矿盐大户，就不得不提“千年盐都”自贡。自贡因盐而兴，从公元1世纪开凿第一口盐井以来，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这座川南城市的命运与盐息息相关，亦以“盐都”的身份跟外界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9年自贡设市，名字便取自当地两大盐井“自流井”和“贡井”的首字。抗日战争时期，沿海盐区相继沦陷，自贡担起“天下盐”重任，一度为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提供食盐，成为维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后方重镇之一。
时至今日，自贡仍是产盐大省四川的“最大底气”，用自贡官方的话说，“原盐产量占四川盐产量的70%”。与此同时，自贡正推动制盐向深加工、盐化工向精细化工延伸，打造中国盐高端日化用品生产基地， 建设食用盐“中国盐谷”。
从更大范围来看，四川、湖北、湖南等地都是井矿盐主产区，也是全国产盐大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湖北、四川、湖南2022年原盐产量分别为581.46万吨、473.78万吨、335.11万吨，分别排在全国第3、4、7位，井矿盐成为重要的支撑。
就像自贡一样，湖南衡阳盐矿、湖北潜江盐矿、江苏淮安等井矿盐储量十分可观，都是当地的“盐都”。
十余年前，江苏省盐务局相关负责人就曾公开表示：“光淮安的井矿盐储量就有2500亿吨，可供开采的储量也高达1300亿吨，江苏人一年消耗的食盐大约36万吨，光淮安的可采储量就够江苏人吃上几千年的。”
8月24日，淮安的苏盐井神、长沙的雪天盐业、南昌的江盐集团等多家龙头盐企回应，食盐产品全部或95%以上以井矿盐为基础生产。这也从侧面说明，我国的井矿盐“底座”十分安全。
转身
除此之外，湖盐在我国制盐来源中也占有一席之地。顾名思义，湖盐就是从盐湖中采掘的盐或以盐湖卤水为原料制成的盐，主要产区在青海、新疆、内蒙古和甘肃等地。
根据前文提到的相关数据，尽管湖盐在我国食盐结构中占比不高，远不及井矿盐，但这并不等于湖盐储量低。
单是青海，就有盐湖150多个，被誉为“盐的世界”。青海柴达木盆地盐矿储量约为900多亿吨，其中被誉为“天空之境”的茶卡盐湖，储盐量4.48亿吨，其中氯化钠含量高达94%，足够全国人民吃上70年。
从原盐产量来看，2022年青海原盐产量为432.70万吨，排在全国第五位。这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湖盐的贡献。
此外，2022年新疆和内蒙古原盐产量分别为347.70万吨、131.57万吨，排在全国第6位和第12位，湖盐产量自然占据重要比重。
不过，随着国家对于盐湖的保护利用不断重视，盐湖更被视为战略资源。作为世界三大硫酸钠型内陆盐湖之一，山西运城盐湖的“转身”就是突出例子。据新华社报道，随着海盐、井盐的大量开发，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千年盐湖逐步停止生产食用盐，转向开发芒硝、无水硫酸钠等化工产品。
与之相比，青海逐渐将目标锁定在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上。最为外界所熟知的便是青海盐湖钾资源开发，对我国钾肥自给率支撑度超50%。在不久前的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暨锂产业发展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绵平如此形容盐湖的价值——
青海的柴达木盆地，除钾资源外，各盐湖还共伴生锂、硼、镁、钠等盐类矿产，具有储量大、品位高、类型全的特点。因此，柴达木盆地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对促进青海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等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盐湖提锂是另一备受关注的领域。过去一年，青海盐湖化工产业完成投资同比增长139.2%，实现产值同比增长103.7%。纵向钾盐、钠盐、镁盐、锂盐、氯碱等产业梯级开发，横向耦合新能源、新材料，竞逐全国锂电材料重镇。
目前，在青海和西藏主要盐湖产区，盐湖提锂技术已开始形成生产能力。比如，蓝科锂业和藏格锂业在青海察尔汗盐湖分别拥有4万吨和1万吨的碳酸锂年生产能力。
在这种背景下，盐湖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逐渐机遇显现。生产原盐只是盐湖产业链中游的一环，而产业链中还蕴含着更多机会。从一粒盐到一个产业，越来越多的盐湖大省有望借此“翻身”。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作者：杨弃非、淡忠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