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7月21日，为躲避八国联军侵华，老佛爷带着皇上仓皇离京。途中口渴，她命太监取水，要么是有井而无取水之器，要么是井内浮动着人头，不得已，只能采来田里的作物的秆，与皇上共嚼。
这个故事是当时的怀来县知县吴永迎接慈禧等人时后者告诉他的。为了接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行人，吴永亲自坐在店门石墩上，还命士兵带着武器，只是为了守护一锅绿豆小米粥不被乱军抢走。老佛爷想吃鸡蛋，吴永四处搜寻，才找到全镇最后五枚鸡蛋。太后吃了三枚，其余两枚赏给了光绪。吃完饭之后，她又在连廊抽着水烟，跟吴永聊天。
这些史料，是历史研究学者谭木声在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一书中读到的。初读这些史料时，他极为震惊，因为历史研究者每每谈及庚子国变，关注的更多是国际形势或义和团等，而对于身处历史中的人物在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如何生活知之甚少。
谭木声说，“在之前几十年的历史叙述里，帝国最高的统治者都是高高在上、不可冒犯的，”到了落难之时，却“和普通的富家老太婆没有什么区别”。在日前出版的《太后西奔：帝国晚期的仓皇与激荡》一书中，他试图复原的，正是宏大叙事背后的鲜活历史。
《太后西奔》 谭木声 著 新星出版社 2023年
太后西奔的背景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1900年6月，八国联军为扑灭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犯，中国险遭瓜分。这一年是庚子年，因此该事件也被称为“庚子国难”。清军节节败退，太后慈禧只能暂时放弃北京城，带着光绪帝逃离。谭木声认为，太后西奔事件令慈禧意识到，祖宗留下的治内驭外之法，在拥有新的政治制度、先进工业技术的国家面前显得无用而落后，中国只能走上实施新政的道路。从此以后，“大清不再讨论开明与保守，而是如何改变，快一点还是慢一点。”
关于慈禧是怎么欺负光绪的，后代的历史加了很多发挥
界面文化：慈禧早先几乎一边倒地被认为是“民族罪人”，后来似乎有所改观。在你看来，对慈禧的评价经历了什么变化？慈禧的执政能力究竟怎样？
谭木声：建国之后对慈禧最早的批判，认为她极为昏庸无能，眼光狭窄，迎合帝国主义，一手葬送了大清，是意识形态很强的社会评价。大概到90年代之后又兴起一种重新评价，认为在晚清危机四伏、挑战不断的情况下，慈禧太后至少撑住了大清40多年的国家稳定，其间还经历了同光中兴，所以她算是一个有能力的女主，只不过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作为不能太大。
评价慈禧能力的一个问题在于怎么理解“垂帘听政”——慈禧听的是什么政？对什么问题发表意见？是具体的政务问题，还是只干涉最核心的权力问题？
依清朝的家法，亲王不能干政，因为亲王本身离皇位很近，如果参与到实际政治中会对帝位形成威胁，所以咸丰死前任命的顾命八大臣中并没有他的兄弟。但慈禧、慈安和恭亲王联手发动了辛酉政变，之后形成了亲王干政的局面，十几年里恭亲王以领班军机大臣的身份做出具体决策。这时的同治皇帝还是小孩子，母亲代替他执掌最高权力，但只在关键的人事变动上发挥影响，不干预具体政事。
1884年，慈禧觉得恭亲王执政时间太长，会对皇权形成威胁，借中法战争的机会迅速换上了醇亲王。醇亲王去世后，慈禧只得把赋闲十年的恭亲王再请出来，可惜他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锋芒，在戊戌政变这个关键的时刻之前去世了。恭王、醇王是咸丰帝的六弟和七弟，此后慈禧想要五弟一系的端王来管军机处，但端王的见识和手段赶不上恭亲王和醇亲王，在这个时候又因立大阿哥发生了误会和冲突，端王昏招迭出，不能服众。朝中因为废立问题形成两派，这样就把以前很少处理具体事务的慈禧推到了前台。
1898~1901年间的决策大都是慈禧太后本人做出的，每一个重大的关头其实都有若干的选择，可她几乎总是选了最不好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之前的同光中兴、平定太平天国、早期的洋务运动的决策并不是她做出的。
界面文化：在慈禧的掌控之下，光绪常常对决策无能为力。但另一方面，他在人们的印象中又是“少年中国”的代表，得到的评价颇高。如果换成光绪执政，大清会不会振作起来？
谭木声：过去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沦为彻底的殖民地是因为地大物博，列强吞不下，这个理由并不成立。印度同样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英国也把它一口吞了。大清被三四个大国分割殖民，其实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换成光绪执政，大清会不会振作起来，也不好说。比如，甲午海战不该打，慈禧也不想打，但那是光绪皇帝要打的。假如说在前台的是光绪，从材料来看，他的性子比较鲁莽，会不会大清亡得更早呢？是不是中国会沦落到彻底的殖民地呢？
光绪是个弱者，历史的看客天然地会同情弱者。要把慈禧太后描述成为恶人，总要有欺负的对象，这欺负对象就是光绪。关于慈禧是怎么欺负光绪的，后代的历史加了很多发挥，光绪逐渐变成了开明有为的形象。他确实是开明的，但是否有为不知道，因为毕竟没有亲自表现的机会，他到底有多大的本事是带给人神秘感的。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慈禧谕旨 受访者供图
界面文化：戊戌变法之后，慈禧为什么想要给光绪立储，进行人事上的变动？
谭木声：在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和光绪母子之间产生了问题，因为康有为玩了一招“围园杀后”。康有为在变法受挫后就想走极端，让谭嗣同去说服袁世凯起兵，但实际上当时驻扎在京师的军事力量有好几个系统，袁世凯一个人是不可能做到的。康有为同时脑洞更开，找到北京的武人大刀王五并告诉他，袁世凯把颐和园围起来的时候，你就带人冲进去，以保护太后的名义，冲到太后的寝宫把她干掉，事后就说乱兵中不知道谁把太后杀死了。
历史学家不清楚光绪皇帝究竟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光绪皇帝肯定是不承认。康有为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坐军舰去了香港，且他并不否认光绪知道这件事。所以，戊戌政变杀六君子时，刑部尚书赵舒翘给太后出主意，说不能审，审细了之后如果供出了皇帝在其中发挥了主动作用，今后母子如何相见？
所以慈禧不经审理，迅速把六君子杀了，但心结已在。光绪皇帝不是她亲生的，本身彼此容易产生猜疑；加之有人为私利在其间推波助澜，误会越来越大，当母子之间的误会进入到国家权力运行的层面，太后就会出昏招。另一方面，光绪皇帝的皇后隆裕是慈禧的亲侄女，隆裕很有可能跟太后说过光绪皇帝身体有问题，不能生子。因此慈禧就想立储，立储这件事再和两年前的戊戌政变关联在一起，就引起了全社会的轩然大波。
界面文化：庚子国变中慈禧的很多决策犹疑不决，反反复复。她有的时候想要打洋人，有时候又要求和。她有没有一以贯之的目的？
谭木声：慈禧太后这时唯一的诉求就是解决光绪皇帝的威胁。她认识到，在光绪皇帝的面前，她的劣势是寿命。其实她死后谁掌权又有什么关系，但太后极为要强，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她在光绪皇帝生前就要立储，可这是违反清朝惯例的。
康熙之后，清朝的规矩是帝王生前不公开建储，慈禧太后在各界压力之下又改为立大阿哥。光绪无子，大阿哥就是唯一的继承人，这跟立太子没有区别。不仅如此，慈禧还不断公布光绪的身体状况，宣布他身体一天比一天差，相当于开启皇帝死亡的倒计时，其用心路人皆知。
慈禧太后的目的还是让年纪很小的、能够绝对掌控的人来当皇帝，让大阿哥的父亲端王当领班军机大臣，就跟当年立光绪又以光绪的父亲醇亲王领班军机一样。这样慈禧就可以继续退到幕后去，一边掌控最后决策权，一边安享晚年。这就是慈禧在1899年的整个战略布局。
这个战略布局之前已经演过一遍了，按理说再来一次驾轻就熟，但是马克思说过，“历史会发生两遍，第一遍是悲剧，第二遍就是闹剧。”
人人都谋求更好的出路，努力和挣扎汇聚成历史
界面文化：之所以变成闹剧，是因为加上了义和团和洋人的因素。
谭木声：之所以会变成闹剧，因为有改革派残余有意无意地利用了外国人的力量。端王是极端的排外派，他是因为无知而排外。这帮人告诉他外国人反对立大阿哥，他立刻把外国人视为自己最大的仇人，采取了种种排外的行动。
他不知道此时各国的对华政策早改变了——经过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大家都很清楚根本不必在乎中国的实力了；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们根本不关心中国国内政治是保守还是开明，重要的是列强之间如何进行利益分配，各国实现势力平衡之后可以在中国予取予夺，所以根本就不关心立不立大阿哥。但对于这个变化，端王不明白，太后也不明白，受了一些人的利用，在他们的敌人名单里加上了洋人，洋人是被莫名其妙卷进来的。
过去讲到义和团的时候，我们是站在历史的必然性上面去看，会谈到国外传教对普通老百姓的影响、工业发展带来了中国的失业潮。比如，北京到天津的火车通了，很多物流行业从业者就失业了；上海到天津用轮船海运了，大运河沿线的纤夫就失业了。而纤夫都是结成帮派的，帮派再和民间宗教串联起来，就一发不可收拾。
其实，义和拳民关心的是自己的生计。华北农村村民之间发生矛盾了怎么办？当时传教士的一种传教手段就是提供保护伞，入教成为教民之后，教会可以在县令那里给教民撑腰。法国传教士最爱用国家力量为后盾来支持传教，县令也不敢跟天主教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义和团可以帮非教民撑腰，所以人们愿意加入。
除此之外也有非常偶然的因素。1898年以来华北大旱，整年颗粒无收，饥饿让人陷于低血糖的状态，特别容易“上神”，也就是大脑的无意识癫狂，脑子里会出现不同寻常的事，在宗教仪式的诱导下就会产生上神的体验。这是人类学家对南美、非洲原始巫术研究做出的结论，可以用来解释义和拳突然的爆发。
就这样，各种因素——似乎反对立储的洋人，好像能够对付洋人的义和团，一心要扶持大阿哥上位的端王集团，以及反对立储的开明官僚集团——纠结在一起，再加上太后本人昏招迭出，就促成了这一年的庚子事变。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强调了庚子国变中诸多的偶然因素，但历史课本可能会强调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是一种必然。
谭木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有它自身的规律，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面对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我们要找出它的规律是什么。不同的历史学家找到了不同的规律，但是一个共同的前提是他们都认为历史是有规律的。其实，唯物史观只是对于历史众多的解释中的一个流派。还有一种历史观认为，历史没有什么必然性，在任何一个历史关头，未来如何发展都有多种可能性，任何一个条件的改变都可能使得历史成为不一样的情况。
还有一种对历史的解释是，历史其实没有一个准确的面貌，发生的历史事实和记载下来的历史并非一一对应。传播学经典著作《乌合之众》认为准确的新闻是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之后本来面貌就已不可准确还原了，留下的都是旁观者对事情的描述，带有主观性和偏见等等限制，即便当事者也如此。而过了几百年，历史发生的那一瞬间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只能努力去接近，但到底是离真相更近还是更远了永远没有办法知道。
界面文化：庚子国变这件事中存在必然性吗？比如列强已经想要瓜分中国，哪怕中间没有慈禧的一系列决策失误，八国联军是否依然会侵华？
谭木声：看你怎么理解“瓜分”一词，一个是划分势力范围，第二种就是彻底搞成印度一样的殖民地。但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想法最后也无疾而终了，因为列强也不知道中国的历史未来会怎么走。在最危险的1901年，皇城都被占了，大清没有亡；到1911年的时候，大清正在搞新政、正在立宪、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武汉新军一小部分军人闹了一下，国家就完了——这谁能想得到？民国成立后，列强的势力范围这个概念越来越不灵了；到1927年北伐成功之后，国民政府甚至想要收回租界。
1900年还存在一个偶然因素，就是熟悉中国情况的驻华公使们纷纷离任，换上的大多数是从非洲殖民地来的，他们把中国看作殖民地，不了解中国政治背后的玄妙性，在总理衙门经常以恐吓拍桌子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这样更是让慈禧误以为他们想要自己归政，把权力交还给皇帝。新来的驻华公使想迅速立功，如果外国人出现损失，就可以借此要求中国给出更多赔偿，甚至签订新的条约。
民国外交部存档的《辛丑条约》签署原件（受访者供图）
不仅是这些驻华公使，慈禧、李鸿章、端王其实也是在谋求现有的限制条件下对自己最好的结果。推动东南互保的盛宣怀想保住自己的地位与洋务事业；义和团的拳民想让自己吃饱饭，进一步最好能当上大师兄；刚毅想的是要当上大学士……所以说，并不是少数几个关键原因决定了历史，在环境推动下，历史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在谋求更好的出路，每个人的努力和挣扎汇聚成了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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