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一学校发生的未成年人欺凌事件，已经过去几天。


舆论聚焦的是，两位施暴者只有9岁，他们的行为应该涉嫌性侵罪，但目前法律上缺乏惩戒9岁孩子及其监护人的相关规定，很多人对此感到不满。


人们也主张，对学校和施暴者父母，应该施以更严重的处罚。昨晚在一个群里，我还看到一个指责受害男孩父母的说法——他们费那么大力气调查取证，却只是要求施暴者家长道歉。假设受迫害男孩的父亲冲冠一怒，用个人方式讨回公道，他很可能会被舆论吹捧为“英雄爸爸”。


我们无法解释9岁小孩为什么那么坏，以至于很多人下意识地得出结论：小孩不一定是“天使”，还可能是恶魔。但大家却不愿意多思考一下，是什么造成了这一恶性事件。


我们愤怒，我们害怕，我们想赶紧逃离。这不是解决校园欺凌的态度，相反，这可能正是造成校园欺凌如此普遍的原因。


在关心大同这个10岁的小受害者的同时，我们应该在更大范围内来反思这个问题：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在整体上改善这一局面，还有没有可能？


一、“打回去”，正在成为家长的新共识


必须承认，现在校园欺凌事件已经相当普遍。


近期有一本新出版的非虚构著作叫《欺凌自杀》，是一个日本纪实作家对校园欺凌事件的调查报告。但在网上搜索“欺凌自杀”这个关键词，却会出现很多关于中国校园霸凌的视频。


《欺凌自杀》是一本非虚构著作，作者采访了12个因被欺凌而自杀的孩子的父母。书中提到，在日本，被同学喊“去死吧”“你真恶心”，就算严重的校园欺凌了。而在我们这里，更多的是可怕的肢体暴力。


《欺凌自杀》（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6月版）封面


过去几年，我在微信群看到过不下10次这样的视频：几个小孩打一个小孩，有时候甚至是几个小女孩打一个小女孩。大家看了很愤怒，很多人会转发，但是这些事很少有调查结果。我们的愤怒，大概只能维持到转发之后的几分钟。


视频往往没有具体位置信息，你甚至都无法报警，这让身为父母者万分焦虑。有一个朋友，让孩子去学习搏击、散打，就是怕孩子打架的时候吃亏；还有一位朋友告诉女儿，被欺负的时候，不用告诉老师，“告诉爸爸，爸爸会处理”。


这次大同事件之后，还有人编起了段子：有人自述，6岁的时候，叔叔给他塞糖，让他去打一个更小的小孩，“他打了你妹妹，大人不能打小孩子，你去帮妹妹打回来”。


“打回来”或者“报复”，正在成为很多家长的共识。现实中也确实发生过，不少小朋友发生纠纷后，大人去“复仇”的事情，有的还成为了全国关注的新闻事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质疑，家长的这种“教育”是否合理？


换一个角度看，那些施暴者，他们在家里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大人们都把自己共情为“受害者”，很少有人会想，自己的孩子可能去打别人。如果有轻微的、攻击其他小朋友的行为，有些家长还会暗暗得意：“自己的孩子才不会吃亏。”


有没有一种可能，正是这种“不要吃亏”的共识，才鼓励了一些小孩子的“暴力倾向”？类似事件中，我们通常看不到施暴者的家庭信息，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如何教导他们的。但是从逻辑上讲，如果每个孩子都被教导不要攻击他人，就不会有人受到攻击。


那些施暴者当然错了，但是他们的父母也一定有错。当然，我们可以为“打回去”一一辩解，这是“还击”，是“自卫”，但是，暴力问题是复杂的，在未成年人群体中就更是如此。甚至有些施暴者最初也被人攻击过，后来他们才“联合起来”，成为校园内的“势力”。


二、老师开始逃避自己的责任


就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大同的这次校园欺凌事件，学校和老师的责任很大：没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寄宿制学校生活老师缺位），在家长开始追查的时候，还试图“公关”和息事宁人。


回顾过去十年的“校园安全”新闻，有一个常见的情况是：家长怀疑孩子在学校受到虐待，尤其是幼儿园。现实中偶然发生的虐待事件，会让家长们陷入一种“集体惶恐”。


这些反过来影响了老师们。


目前老师的普遍心态是：尽量不要“犯错”，不要“惹事”，也祈祷那些坏事不要发生在自己的班级。他们普遍消极、被动，陷入一种“自保”状态。这是教师们对社会事件的应激反应，也可以说是普遍的心理创伤。


这很可悲，它带来的影响可能是全方位的，也会助长“校园霸凌”。大部分校园霸凌都没有发生在教室，不会在老师眼皮底下发生，老师们可以“逃脱责任”。但是，如果一个有爱心、有经验的老师，应该能在课堂上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早一点介入。


教育被认为是敏感的行业，所有发生在校园内的“负面新闻”都不是小事，这种“敏感”反过来塑造了一种更紧张的校园文化。


家长会感受到校长和老师的权威不能被撼动，但是事实上，很多学校都缺乏真正的“爱”和“关心”，缺乏“有效的权威”，并且从根本上缺乏责任心——有的学校甚至不敢让孩子乱跑、锻炼，因为万一孩子受伤，学校就要承担责任。


真正的责任心，意味着不怕犯错，意味着可以批评、管教孩子，在那些孩子流露出暴力攻击可能的时候，果断制止他们。


学校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小社会”（寄宿制学校就更是如此），除了教室内的课堂秩序，学生还有一个自己的“秩序”，而老师“远离风险”的想法，会助长这个“小社会”自发秩序的残酷性。


三、期待监控无死角？


大同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在宿舍的厕所区，没有监控。


很多人都期待校园监控无死角，这是从幼儿园安全事故引申出来的观念。家长们相信，只要监控密布，安全感就会增多。中国有全球人均最多的摄像头，在校园内就更是如此。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校园欺凌事件是否在减少？


实际上，“坏孩子”总是很聪明。网上流传的那些霸凌视频，大部分都不是监控拍下的，而是他们自己用手机录下来，不小心（或者故意）流传出来的。躲开摄像头，对他们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


我读高中住校的时候，宿舍也有人被拉到厕所暴打。对方没有发出哀号，但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人敢去干预。在监控出现之前，那些“坏孩子”就知道要在人少的地方作恶，这说明他们自己内心也有所忌惮。


他们真正担心的是“被人看到”，尤其是被家长、老师和其他责任关联方——那些大人看到。


大人们普遍缺席。他们寄希望于设置更多摄像头来解决问题。有不少“事故”发生后，人们发现摄像头没有拍到，这往往会引发铺天盖地的嘲笑，认为是阴谋论，或者“学校删除了视频”。但是现实就是，摄像头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它总会有死角，这个“死角”，其实是留给责任心的。


两个9岁孩子的恶行触目惊心，他们是如此之小，又是如此之坏，答案再明显不过。除非我们相信他们天生就是坏的，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这就是大人的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到欺凌的“社会结构”，否则恐怕不仅会有“更多”，也会有“更极端”的欺凌发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张丰，编辑：谭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