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逾七旬的凯文·凯利（Kevin Kelly，昵称KK）站在面前，你可能会感到一丝诧异：
这位以“未来学家、互联网观察者、科技乐观主义者”闻名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使用任何科技产品。他身上只带了一台iPhone8，“手机上会记录屏幕使用时间，我每天只看5分钟；也没下载任何社交媒体，里面只有时钟、日历和打车软件”。
凯文·凯利，美国《连线》杂志创始主编、第一届黑客大会发起人，以及科技网站Cool Tools主理人，著有《失控》《必然》等畅销书。他第一次为公众熟知，便是电影《黑客帝国》主演基努·李维斯在采访中提到，剧组将《失控》列为必读书目，“我也因此在好莱坞获得了15秒的名气”。
的确，科技是他身上最大的标签。《失控》出版于1994年，在书中凯文·凯利提及物联网、虚拟现实、网络社区等概念，其中不少关于未来场景的预测，在当下一一应验，他也因此被誉为“互联网预言家”。
他也是一个科技乐观主义者。当人们担忧AI将取代人类工作、引发一波失业潮的时候，他表示，AI只是一个辅助工具，“人工智能更像是由不同音符组成的交响乐。比方说，计算器在数学运算上比人类聪明，GPS的空间导航能力远胜我们，但是人类将这些功能组装到汽车里，才实现了自动驾驶”。
《失控》（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封面。
中国读者认识凯文·凯利，也是因为《失控》——2010年，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引进内地。彼时，中国的社交网络刚刚起步，凯文·凯利也因此赶上了走红的时机，正如他自己所说，“出现得太早或太晚都不会有这种效果”。《失控》豆瓣评分达8.6分。“微信之父”张小龙曾表示：“如果有一个大学生来面试，说他看完了这本书，我一定会录用他。”
当然，这并不是凯文·凯利与中国的唯一渊源。
早在上世纪70年代，二十出头的凯文·凯利便背上一部尼康马特相机，在亚洲展开了近10年的背包客旅行。最终，他用4万张照片记录了亚洲各国的文化和传统。
在中国，他拍下烟雾缭绕的黄山，也拍过白族人的笑颜。“我一直以为中国画家绘制的岩层以及云后隐藏的隐居之地，是一种浪漫的表现手法，直到亲眼见到这些景象，才知道并不夸张。”
1979年，他前往耶路撒冷拍摄当地的复活节仪式，因为回去太晚而被关在旅馆外，只能在教堂的石板上度过一夜。醒来之后，他突发奇想，决定给自己设置6个月的死亡倒计时——“我一开始以为自己会做些很疯狂的事，比如攀登珠穆朗玛峰、去深海潜水，但最后我发现自己真正想做的是陪伴家人，6个月的时间里都在做这件事。”
从那时起，家人成为凯文·凯利的生活重心。度过68岁生日的时候，他沿袭爱尔兰的古老习俗，为孩子写下了68条简短的人生建议，同时发布在自己的博客上——没想到，这些建议在网络上走红。之后，他持续撰写这些人生建议，数量达到500条后，被集结成新书《宝贵的人生建议》。
9月上旬，飞机落地还不到12小时，凯文·凯利已经准时出现在上海图书馆东馆，和我们聊了聊他的新书、对科技的观察和世界观。
《宝贵的人生建议》（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9月版）封面。
一、“如果你的工作会被AI取代，说明你做得很糟糕”
新周刊：你在中国有很多读者。在互联网上输入你的名字，会出现“互联网之父”“未来学家”这样的标签，你觉得它们准确吗？
凯文·凯利：并不都准确，我都不知道“互联网之父”这个说法从哪来的。我听过“未来学家”这个标签，我的确喜欢思考未来，但其实没有做过太多预测，我并不是要和别人打赌未来一定是什么样子的，而是试图用一种有效的方式去谈论当下和未来的可能性。
比起“未来学家”，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记录者，或者像一个创意收纳袋——我自己是一个主编，经常归纳别人的想法，同时还在运营一个播客，每周都会介绍各种新兴的科技工具。
新周刊：听说《黑客帝国》剧组将《失控》列为必读书目。《黑客帝国》所描绘的未来世界，符合你的想象吗？
凯文·凯利：我不认同。我觉得《黑客帝国》主要的问题在于它的背景设定——用人类给母体供电，包括其中一系列反乌托邦的情节，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这种乐观，并不是说盲目相信我们遇到的困境会比想象中小，而是相信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会比想象中大。这不是人类想要的未来，你会想生活在这样的未来里吗？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还没有科幻小说或者电影描绘的未来是我认可的。《星际迷航》中的情景有一点符合我的想象，但是它发生在太空，不是在地球上。
新周刊：ChatGPT的出现，引发了一波AI讨论潮。你怎么看它的前景？
凯文·凯利：我现在每天都会用ChatGPT做各种事情，回答问题、提炼内容、提出建议等；还会用Midjourney和DALL-E2来创作图像。几年前我用iPad画画，现在我和AI共同创造艺术。
我觉得ChatGPT的革命性进展在于，它实现了对话的功能。如果你去谷歌搜一个东西，它会在海量内容中提取一段文字，并附上来源链接。但ChatGPT的不同之处在于，如果你还弄不明白一件事情，你不需要退出页面重新检索，而是可以跟它一直对话。比如：“蝙蝠有几个肾脏？”“大一点的蝙蝠呢？”“我听说好像不是这样？”从一个作家的角度来看，ChatGPT也非常有价值，它是检索资料的好助手。
新周刊：有很多文字工作者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取代。在你看来，为什么新技术的出现总会引发担忧？
凯文·凯利：我只能说，如果你的工作可以被ChatGPT取代，那你一定是个糟糕的作家，因为它写出来的东西也只是平庸而已，还谈不上优秀。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说过具体哪一个人是因为AI而失业的，我只听说过有人用AI做一些重复性较高的工作、生成体育赛事比分这类的快讯报道。大部分时候，人们只是想象其他人被AI解雇，而不是自己。
我的朋友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人们所担忧的“科技”，其实是在自己出生之后发明的任何东西。这当然不是事实，但很多人都这么觉得。我理解人们对科技的担忧，这可能是因为大部分人不愿意学习新东西——尽管人们总是将作出改变挂在嘴上，但实际上他们并不喜欢作出改变。
大多数人不喜欢改变，因为这需要付出努力——你有成形的观点、固定的习惯，新事物的出现意味着你需要改变想法，而这会让人感到不舒服。如果你习惯了在路边拦一辆出租车，现在出门需要在手机上安装一个应用程序、学习如何使用优步打车，看上去的确很麻烦。当ChatGPT出现的时候，也会有人说，“我要继续用谷歌，我不需要改变”。
我现在还是习惯使用现金支付，对于外国人来说，用微信或者支付宝进行电子支付的确很难。但是，当你真正学会一些东西，你会明白这样更好。
二、“世界互联网将融为一体”
新周刊：很多人相信科技本身是中立的，取决于人们如何使用它。《奥本海默》导演诺兰在中国媒体的采访中提到，“科学家们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的……如果他们不建造这个装置，纳粹将建造它并且会用它对付他们”，并觉得这是一个无解的困局。你怎么看？
凯文·凯利：我在《必然》中谈到过这个话题。大部分科技在当下的环境里是必然会诞生的，比如说人工智能一定会出现；但具体到谁拥有这项科技、谁将它进行国际化推广，以及它面向公众开放还是关闭，这些不是必然的因素。
《奥本海默》中的情景也一样。我觉得，核科技的进展未必会在一声巨响的爆炸中结束。在不同的世界和历史中，我们仍然会发明原子弹并且证明它有效，但是把它扔出去还是用于政治博弈，是不同的选择，大家可能最终达成一致，决定永远不使用它。
银河系中的任何行星文明都可能发现核能、用核能研发原子弹，但不是每个文明都必须部署它。我说过，最邪恶的事情，反而往往是认为自己在与邪恶斗争的人做出来的，像纳粹真的觉得自己在“消除邪恶”，反而让事情变得更糟糕。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觉得自己在试图消除邪恶，要谨慎行动。
新周刊：社交媒体的出现，会加剧社会原子化和信息茧房出现吗？马斯克说要限制推特用户的使用时长，让他们多陪陪家人。
凯文·凯利：首先，你可以无视马斯克的言论，那些话看看就好。但我觉得大家高估了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我不认为它会导致严重后果。
有很多人担心青少年沉迷社交媒体，但我觉得，人在青少年时期，就是会好奇和痴迷某件事情，你很难把教育的责任归咎于某个科技或者年轻人使用它的频率上。你可能会建议孩子缩短看手机屏幕的时间，但这轮不到政府或者企业来做。
当然，我认为信息茧房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们可以接触到更多元的观点会更好，就像美国人可以看《环球时报》，中国人的新闻也出现在《纽约时报》上一样。你也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类似的、收集了各国主要出版物的新闻网站，在一个页面上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我觉得，如果你想了解其他地方的文化或观点，并没有想象中难。
新周刊：你怎么看待中国互联网和科技的发展？你曾经有一个观察：中国互联网从照搬国外的商业模式，进化到了如今开始实现自主创新。但未来还要培养一种中国社会所缺乏的文化基因，即宽容、容忍失败和质疑权威。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
凯文·凯利：通过多年的观察所得吧。我和中国读者交流的时候，发现他们会更关注事业的发展，比如应该从事什么工作、怎么把事情做成功等。很多中国青年企业家在美国学习、交流过，有人选择留在硅谷，有人选择回到中国创业——同样的人接触同一种文化，会产生不同的选择，所以这个结论也不是绝对的。
当然，中国的科技发展的确迅速。我看好中国的电动车行业前景，我觉得中国人会做出性价比更高的电动车，比特斯拉好。此外，我也有听同行讨论过中国的大疆无人机，它在业内做到了顶尖水平。
大疆运载无人机。（图/dji.com）
至于互联网的发展，中国喜欢用一个App实现所有功能，在互联网构建统一的标准和规范；美国的互联网形式则更加自由，竞争也很激烈。我觉得有竞争是好事，但从长远来看，我认为世界互联网将融为一体，如果20年后你告诉我还有两个独立、平行的互联网存在，我会很惊讶的。
我认为互联网也需要一定的监管，但是不宜过早，应该晚点再出现。毕竟它依旧是一个新生事物，我们对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的了解程度，还没有足够到开始监管的地步，对吧？
三、“我也有不听劝的时候”
新周刊：你在新书中一共写了500条人生建议，其中有不少是你希望自己年轻时能早点明白的道理。你还记得从别人那里学到的第一条建议吗？
凯文·凯利：我不太记得了。现在还有印象的，是我10岁左右学到的第一个道理：如果有人要拿走你的夹克，你就把自己的衬衫也给他，再多给他们一些；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应该转身让他们打你的左脸。这可能是我们所说的宽恕吧。
新周刊：你的每条建议都尽可能压缩在140字以内，像原推特那样，为什么这么做？
凯文·凯利：当代年轻人获取信息的渠道，大部分都不是书本，而是推特、微信等社交媒介。我希望自己的建议被尽可能多的人看到并记住，这也意味着它们要以更容易被转发的形式呈现，变成一段段简短的文字后，如果你喜欢其中一条，就可以马上发给别人。长文很难做到这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会越来越碎片化，你很难看到它们的全貌。
同样，我认为一个作家未来也不仅仅是写书，还要学会制作短视频。我也在学习制作视频，希望以后能成为一个YouTube网红，哈哈。
新周刊：很多人喜欢向他人寻求建议，也有很多人觉得“听完了很多道理，依旧过不好这一生”。你有过不听劝的经历吗？
凯文·凯利：有。我年轻的时候，不太相信乐观这件事情，或者说很难去想象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发生。当时的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觉得去想这些事情没有意义。但现在我的观点完全不同了，我认为，相信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会发生，才是实现它们的第一步，这一点很重要。
有些经验和教训，确实要等年轻人自己试错之后才能更好地体会，但你也可以避免犯一些别人犯过的错误，两者并不冲突。人生的路还很长，你可以一边学习过来人的教训和经验，一边自己去发现新的智慧和道理。
年轻时的凯文·凯利（左）与弟弟在登上珠穆朗玛峰5550米处时合影留念。（图/@Vanishing Asia）
四、“中国现代化的速度难以置信”
新周刊：你提了很多有趣的建议，比如说有机会要去最遥远的城市和地区旅行，还有在年轻的时候花6个月时间体验低成本生活。这与你年轻时的经历有关吗？
凯文·凯利：是的。不仅仅是旅行，我年轻的时候在条件艰苦的地方长期生活过，住在一个狭小的单间里，每天只吃燕麦片和米饭。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自己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我平时也会去徒步旅行或者露营，要把所有东西都背在身上，这会迫使你去思考：自己真正需要的、用来生存的东西到底有多少？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你在以后的冒险和尝试中，会有一份安全感和底气。比方说你得到初创公司的一份工作，这意味着你有可能创业失败、一无所有，但你知道自己会没事的——最糟糕的情况，大不了就是回去吃米饭，对吧？
我鼓励人们在年轻的时候去旅行，去不同的地方生活两年，多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里，事物是如何运作的；面对同一件事情，人们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理解。
2021年，凯文·凯利为自己的旅游画册《Vanishing Asia》展开众筹。（图/@Vanishing Asia）
新周刊：你确实喜欢旅行，1970年代就走遍了亚洲。那个时候互联网还没发展起来，有没有遇到什么挑战？
凯文·凯利：语言隔阂是很大的问题。我在日本的时候，没有人会说英语，我的日语也很差，所以沟通起来非常麻烦，一方面靠手语，另一方面尝试用英语把要说的话写下来给他们看。现在情况好多了，在亚洲，很多地方的路牌上有英文，在火车站、邮局之类的地方都有工作人员会说英语。
以前信息匮乏，关于一些偏远地区的资料很少，你去之前甚至没有详细的地图，也没有关于当地餐馆或者景点的评价，更不可能提前预订旅馆。你会遇到很多突发情况，大多数时候是真正地四处游历，临时决定下一站要去哪儿。
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人们更习惯于在网络上制定行程计划，提前订好酒店和机票。虽然大家掌握了更多信息，却也少了随心所欲地探索一个地方的乐趣，不会有即兴旅行，有得必有失吧。
新周刊：你来过中国很多次，有没有感受到比较大的变化？
凯文·凯利：我第一次来中国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我带着两个女儿从广州坐大巴去桂林，再去昆明等地方旅行。我们坐了整整一天的大巴，最让我惊讶的是，这里太辽阔了，你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不同地区的发展存在巨大差异，部分城镇还停留在中世纪的村庄模样，一些农户在田里耕作，而有些现代化的城市已经足以让人感受到未来主义。
后来我和家人一起重返丽江，那里和我最初看到的模样相比，已经是全然不同的景象，变得现代化了。中国现代化的速度确实难以置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建成了高速铁路网络。
1990年代，凯文·凯利途经茶马古道时拍到的一幕。（图/@Vanishing Asia）
五、“不要做最好的一个，要做唯一的一个”
新周刊：书中还有多少建议源于你的亲身经历？
凯文·凯利：基本都是。我写建议的时候遵循一个准则，就是它必须能准确地代表我的想法、价值观和经历。大部分建议来自我的经验，有些别人说过的话，我亲身验证过、明白这个道理，也会把它们转化成自己的体会，放到书里。
有一条建议是：“不要做最好的一个，要做唯一的一个。”根据我对成功人士的观察，他们往往是在无人涉足的领域取得成功——就像我喜欢的音乐家布莱恩·伊诺（Brian Eno），他创造了“氛围音乐”这个概念，当时没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是独一无二的。
一旦你想和别人竞争，比如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会计师，你就会发现人太多了、竞争太激烈了，你不太可能成为第一名，因为第一名只能有一个。我的建议是，与其和别人竞争，不如去尝试没人玩过的游戏。
凯文·凯利说，与其说自己是未来学家，不如说像一个“创意收纳袋”。（图/kk.org）
新周刊：你有一条建议：人们应该趁父母在世的时候，用录音软件去采访他们，再把它变成个人史、纪录片或自传。你自己在这么做吗？
凯文·凯利：是的，我采访过自己的父母，这很有趣。你以为你了解自己的父母，但其实你并不真正了解他们——如果我不做这次采访，我永远不会知道父母还有很多我闻所未闻的故事。
现在你甚至不用自己操作全部流程。我有一个助理是墨西哥移民，她雇佣了一家专业公司来拍摄剪辑，花几个小时坐下来聊聊她父母的故事，最终做成纪录片，送给她的父母做礼物。
其实人们一直等着告诉你他们的故事，他们有倾诉欲，但是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们的故事。一旦你问他们，他们就会开口讲述，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是多么波澜壮阔，而这会给双方带来力量。
我的父母已经去世了。我是在30岁左右做这个事情的，先采访了我父亲，从一些简单的问题问起，比如：你在哪里出生？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你最初的记忆是什么？你所在的社区环境是什么样的？你和你的朋友呢？
就从这些问题开始，然后一直问更多问题。如果你有兄弟姐妹，还可以让他们从另一个视角谈谈自己的感受，比如他怎么看待家庭中发生的一件大事？最好的问题是：请告诉我更多（关于你的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朱恺，编辑：谭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