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0日的那场直播变成了一场风暴。


因为评论里提到花西子的眉笔太贵了，李佳琦轻飘飘地说了句：“有的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 ”


就因为这句话，李佳琦的微博掉粉超过百万，网友们也开始将这个场景制作成“哪李贵了”等梗图，让它传播到了互联网的各个角落。


比如用来调侃微软XBOX订阅服务涨价的时候就很好用


李佳琦出身工薪家庭，粉丝觉得他应该更能理解普通人生活的辛苦。长时间的直播陪伴也让他跟直播间的观众建立了亲密的连接，所以这句话一出来，直播间的核心观众的被背叛感极其强烈。


过去的李佳琦几乎不可能对他的核心观众说出这样不专业且冒犯的话，到底是什么改变了他？他真的只是简单的“飘了”吗？


很遗憾，哪怕出身贫寒，“富一代”也不会因此共情穷人，这背后其实是人性中的幽暗弱点在作祟。


白手起家和天生就富，谁更同情穷人？


在人们的朴素观念中，比起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那些出身底层却能收获成功的人往往更能收获普通人的好感。


一方面他们的出身跟普通人相近，更容易被普通人当成“自己人”，让普通人接受他们的成功；另一方面普通人也会期待他们更多地和草根阶层站在一起，能够理解并支持普通人的人生。


李佳琦就是这种人，他曾是普通美妆柜员。即使后来经手的营业额以亿元计，在直播间他依然是亲切亲民、用自身影响力给观众实惠的“老李头”。


但研究发现，这种朴素观念其实很可能是一种幻想：在欧洲国家的调查表明，经历过社会向上流动的人往往更支持收入差距的存在，并且更有可能将贫困归因于内因（个人自身的能力与努力等），也就是“你穷是因为你不努力” [1]。


2022年的一篇研究系统性地研究了这个问题[2]。研究者首先比较了普通人心目中“白手起家”（Became Rich）和“天生富人”（Born Rich）这两类人对穷人的看法，包括“在美国很难改善一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造成贫困的更多是缺乏机会等外因”、“穷人会牺牲很多东西（个人生活、睡眠、时间等）以改变自己的生活”等。


研究里，大部分人认为，相比生来就有钱的富N代，白手起家者应该有更多的支持穷人的观念，尤其是“共情穷人”和“穷人牺牲了自己的生活”这两项，超过八成的人认为白手起家者会在这些问题上更支持穷人。


但对真实社会中家庭年收入超过8万美元的上层阶级的调查显示，过去属于下层阶级至中产阶级的白手起家者对这类观念的认同程度只有2.85分，可以粗略理解为介于“不同意”与“中立”之间，相比之下，出身中上阶层的天生富人对这些观念的认同程度反而有3.30分，显著高于白手起家者。


研究者通过中介检验发现，出现这种反常识现象的原因在于两种人感知到的向上流动性不同。换句话说，白手起家者更可能认为改善生活条件、获得成功并不是一件难事，这种倾向会进一步地降低他们对穷人的同情。


文献中用了一句话，很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心态：“I Did It， So Why Can’t They?”（我做到了，所以为什么他们不能？）


不止是财富，在很多事情上人类都会出现这种“我都行，为啥你不行”的心态，例如成功完成一道难题会让人们低估该任务的难度，进而减少对挑战失败者的同情；成功摆脱失业的人更可能弱化这件事的困难，进而对一直找不到工作的人作出更多负面评价[3]等等。


同样的， “成功很容易，穷是因为不努力”这种观念，并不是李佳琦一个人的问题，而是过去几十年间在民众视野里活跃的新兴富豪的通病。


马云在提及996是福报的内部交流稿中也说过：“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成功，都希望美好生活，都希望被尊重，我请问大家，你不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和时间，你怎么能够实现你想要的成功？”这跟李佳琦在直播间表达的意思如出一辙。


“如果我能做到，那么他们也能”的思维模式已经深深地嵌在了这些成功人士的脑中。客观上来说，这些人辛苦吗？确实辛苦，所以马云说“我后悔创立阿里巴巴”，李佳琦说“头痛到死掉每天坐在这儿”，也不是不能理解。


马云曾经的讲话


可问题在于，无论哪个社会，都有人付出和李佳琦们同等程度的努力，却没有办法挣到那么多钱。


以直播为例，占比 2.16%的头部主播，往往占据着整个行业近 80%的市场份额[4]。


直播再磨人，它也为李佳琦等超级主播带来了不菲的收入。但在聚光灯外，那些在行业中被充当燃料、耗竭后又被公会与平台抛弃的小主播们，他们的辛苦换来的只有微薄收入和身心俱疲。


崩溃的主播，不止李佳琦


在此次事件的讨论中，有博主提到李佳琦的表现其实是一种倦怠（burnout），他已经不想直播了，但依然被绑住直播。


相关微博节选，原博主已删博


一方面，李佳琦确实可能存在耗竭等职业倦怠的问题，类似倦怠的现象任何一个普通的打工人都可能遇上，这个事件也确实是我们关注自己职场心理健康的契机。


另一方面，李佳琦的情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主播这个职业的结构性问题所带来的。


如果你仔细回忆的话，直播中崩溃的主播真的不少见，比如中国渔民因福岛事件在直播间被评论攻击到泪崩，阿迪达斯、耐克等品牌名下主播因新疆棉事件被骂哭，基金主播因净值大跌被弹幕攻击，乃至网红在直播间弹幕怂恿下喝农药自杀等等。


不像李佳琦，那些事件中的主播往往是小主播、弱势方、受害者，直播带给他们的创伤，绝不比带给李佳琦的要少。而比起李佳琦，这些小主播甚至无法用金钱来购买舒缓自己身心的服务。


网络直播是一项极为特殊的工作，过去从没有人在镜头前独自向数以万计的人同步自己的样貌、姿态、表情、话语，并且实时地与数以万计的人互动，这样的互动还不是偶然，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如今直播现象如此普遍，人们却很少意识到直播生活并不是人类文明生活的常态，它会为主播带来超常的心理压力。


简单来说，这些压力来源包括：


1. 永远在线的心态（‘Always on’ mentality）[5]


主播必须一直在讲话，持续不停地讲话，观众可以离开直播间，但主播不行，他一天的三分之一乃至更长时间，都必须一直在镜头前讲着看上去永无尽头的话。这些话既不能无聊无趣，又不能出格出错，可以说是一种超高难度的“语言走钢丝”。


这种情况李佳琦也在直播间中表达过，大意是：“你们都说过一句话，‘我们可以不买，李佳琦必须要播’，这句话字面意思不太好听，但我对你们的理解，你们把我当作一个随时看可以陪伴的状态，这就是我坐在这最后的意义。”


任何一个主播都需要面对这种关系，并且深陷其中，高科技、低生活，非常赛博朋克。


2. 大量负面反馈[6]


一直讲话的职业并不少，比如教师、导游等（这些职业也是职业倦怠的重灾区），而主播不仅要讲话，还得时时刻刻关注弹幕与评论的互动，因为互动是影响数据的重要因素。


如果学生在课堂上吵闹、不听话，老师很容易情绪不佳甚至被气哭，主播也是类似。一百条弹幕中的一条负面评论就很刺眼，直播行业的弹幕环境更是不行，有相当多的乐子人以攻击/阴阳主播为乐。


看主播破防、生气乃至痛哭，是直播对一些人的吸引力之一。能带来流量的东西，平台是不会管得太严的，换句话说，主播们面对的互动环境，在可预见的未来并不会有太大的改善。


3. 亲密关系的商品化[7]


大量的观众进入直播间与网络主播进行互动，寻求情感满足与情感支持。相应地，网络主播在直播互动过程之中，会或多或少地付出自己的情感能量。


人格亲密是直播创造经济价值的法宝，所以主播们才会称呼自己的粉丝为“家人们”，但这种亲密关系却和经济收益有着极强的绑定。


直播平台看似是在“帮助草根”，提供给草根的普通用户一个展示自己的才华与魅力的舞台，通过技术赋能创作者。不过，最终能够在直播平台上取得关注度、获得物质回报的群体，往往是经过专业化指导并服从于这种关系“异化”的主播。


真心与表演之间的界限，对大多数主播来说很难把握。迈不过那道槛，就只能离开这个行业，这也是主播职业流动率异常高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主播还会面临很多其他问题，例如会受到线上与线下的跟踪与骚扰、受到平台与公会的多方挟制、面对数据即时反馈很容易产生焦虑等等，可以说没有不辛苦、不面临心理问题困扰的主播。


我国仅仅是带货主播，其从业人数就已超过123万[8]，其中绝大部分是月薪六千至八千的普通人[9]，他们的生活在《风口之下：底层带货主播生存录》这篇论文中可见一斑[4]：


对于主播们而言，365 天超负荷运转，没有节假日，每天直播分上午、下午、晚上三场，每场直播至少两个半小时，且必须一刻不停，时刻保持热情。他们的生活里似乎没有一点喘息。


在这样的标准下，主播们像永动机一般不分昼夜，投入了大量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来让自己的直播间能够获得更加好看的数据，一个人下播了就换另一人，大家三班倒一茬接着一茬轮着来。


反正直播间里分辨不出白天还是黑夜，他们每天清醒的时候几乎都是在镜头面前度过的，忙的时候连外卖都边播边吃。


……


相比于大主播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下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天文数字的时候，这些素人主播同样扯着嗓子对着镜头讲了八个小时，但甚至都不会被几个人看到，而如果不能将观看量转化为销量的话无异于竹篮打水一场空。


李佳琦曾经是这些底层主播中的一员，是每一位在李佳琦直播间消费的普通人，最终把李佳琦从过去直播的那个狭小隔间中拉了出来。


过去李佳琦挣得多，这些支持他的人并不会反感，而是会真诚地为他高兴。因为观众们有看到他的兢兢业业，所以会为他熬出头而欣慰，会骄傲而亲密地称他为“老李头”，会在努力生活一天后，点开直播间与他开心地共度时光。


但在9月10日的直播后， “你为什么不努力”，恐怕会成为观众心头一根永恒的刺。


普通人的生活也需要很努力，并且努力也不一定能让人发大财。希望新晋的富一代们能够真切明白这一句话的含义，理解到自己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努力，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幸运。


参考文献

[1]Gugushvili A. (2016).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and popular explanations of poverty: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29(4)， 402–428.

[2]Koo， H. J.， Piff， P. K.， & Shariff， A. F. (2022). If I could do it， so can they: among the rich， those with humbler origins are less sensitive to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poor.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4(3)， 333-341.

[3]Ruttan R. L.， McDonnell M.-H.， Nordgren L. F. (2015). Having “been there” doesn’t mean I care: When prior experience reduces compassion for emotional distr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4)， 610–622.

[4]周震洋.(2021).风口之下：底层带货主播生存录(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

[5]https://getstream.com/blog/streamers-mental-health-why-content-creators-sometimes-go-nuts/

[6]https://streamlabs.com/content-hub/post/mental-health-for-live-streamers

[7]董晨宇， & 叶蓁. (2021). 做主播: 一项关系劳动的数码民族志. 国际新闻界， 12， 6-28.

[8]https://www.ndrc.gov.cn/fggz/jyysr/jysrsbxf/202210/t20221031_1340500.html

[9]https://tianmunews.com/news.html?id=2445686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果壳 （ID：Guokr42），作者：苏七年，编辑：游识猷、黑jio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