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称“邮购新娘”网站的“玫瑰新娘”就是这样将乌克兰女性作为有吸引力的结婚对象来宣传的——针对西方男性罗列了诸多“亮点”。
成功率高达91%，平均花费3350-10000美元，甚至还有了解当地婚恋市场的约会专家提供陪伴式服务？要说，邮购新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一产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14年的美国，当时边境上没有伴侣的男人会在报纸上发布广告，寻找女性为伴。
随着这一产业越发壮大（早在网络巨头出现之前） ，在代理商目录和杂志广告中都可以找到邮购新娘的信息——配有她们光鲜亮丽的肖像照。
如今到了2023年，数字时代让邮购新娘行业进一步兴起。在接受《卫报》采访时，南卡罗来纳大学法学副教授玛西亚·祖格解释说，“邮购新娘之所以仍然受欢迎，是因为在一些国家，女性的处境仍然很糟糕。她们会到其他地方寻找伴侣，以组建家庭、开启新生活。”
01冲突期间，当“邮购新娘”成为逃生机会
卡蒂亚·苏沃罗拉在和她的母亲逃离苏联解体到墨西哥的时候只有三岁，她的母亲找到了一个愿意帮她们偷渡过境并娶她的美国男人。
直到16岁那年，她发现了一本邮购新娘目录，里面有她母亲的肖像照，她才完全明白她们当初是如何逃出去的。
“我记得看过这些照片，根据上下文线索和她朋友后来告诉我的信息，我所知道的是，她基本上是加入了一家大型邮购新娘经纪公司，这家公司将西方男性与想离开其所在国的女性联系在一起。”她解释说。
没有比乌克兰更好的例子了。正发生在乌克兰的冲突引起了数百万人的注意，而希望能用钱买到爱情的单身男子也不例外。从英国男性迫切提出收容乌克兰女性难民，到对在线趋势的关注，显示出对乌克兰女性的兴趣激增。
根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数据，“伴游”“色情”“强奸”加“乌克兰”以及“乌克兰难民色情”等组合词的搜索量以一种令人担忧的方式上升。
《赫芬顿邮报》采访了祖格，她现在是《购买新娘：邮购配对的迷人历史》一书的作者，她也认为俄乌冲突会对邮购新娘需求产生影响：“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一开始是女性试图离开不安全的环境去过更好的生活，而婚姻促进了移民过程。这是糟糕情势下一个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显然，这里有一些复杂的权力动态在起作用。”
一家为寻找邮购新娘的男性提供建议的网站大胆宣称，现在是找个乌克兰新娘的最佳时机，并列举出了大量因冲突而离开乌克兰的年轻女性，她们目前正寻找与外国男性配对的机会。然而，女性遭遇战争破坏、死亡和流离失所，会成为男性利用提供庇护、成功娶到老婆的好机会，这样的观念引发了人们对剥削弱势妇女以及对“邮购新娘”产业的道德影响的深切关注。
02
“邮购新娘”背后的悲哀与危险
但是为什么男人们要花那么多钱去寻找一段本可以在当地“免费”获得的恋情呢？
根据祖格的说法，“这些男人通常在他们原本的国家没有很好的结婚资本——不管是因为他们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吸引力，还是因为他们在和女人交谈方面有问题，等等。”
“当他们看到邮购新娘时，他们的婚姻市场竞争性会增加，因为他们有一些东西可以拿上台面讨论，而在他们的国家，这些东西是不能成为面对本国女性的优势的，比如他们的护照。”
许多女性签约成为“邮购新娘”的原因与此密切相关：对安全和稳定的承诺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激励因素。正如祖格告诉我们的那样，与试图在外国获得证件的单身移民相比，与当地公民结婚会使移民过程更容易、更快。
谈到母亲的动机时，苏沃罗拉说：“当时我们别无选择，母亲希望我们能离开那里去美国。她看的所有这些电影和电视剧都设定在美国，这让你感觉他们的生活似乎触手可及，比我们所拥有的生活要好得多。我们身处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几乎是身无分文。”这引出了一个大多数人在听到邮购新娘时会想到的问题：对剥削的担忧，通常是对女性的剥削。
虽然有些女性确实偶尔会通过这样的安排找到爱和满足，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慰藉，但我们不能忽视那些受骗、心碎和情感创伤的受害者的故事。
“这关乎这些男人对我母亲所施加的权力动态。说到底，依靠一个你并不真正了解的人来供养你是很危险的。”
苏沃罗拉非常清楚成为一个邮购新娘会让人陷入什么样的危险境地。在她七岁的时候，她和她的母亲被一个本该保护她们安全的男人绑架了。
由于在国外是非法移民，苏沃罗拉的母亲遇到了一个愿意帮助她们的男人，他把她们都带回了家。
她分享道：“他锁上了所有的门。整整五天，我们都出不去。我躲在壁橱里，我妈妈被绑在床上。这是我最早的记忆之一。有一天，他去上班，我们逃了出来，拿走了我们所有的东西，然后跑了。”
03
“新娘”不应成为“商品”
在现代邮购新娘产业中，有三种不同的渠道：大多数是通过在线网站，但也有一些以旅游为基础的公司，它们会组织人们去某些国家旅行，让人们进行快速约会，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精品旅行社。
这些公司根据被物化的东欧女性刻板印象推销乌克兰女性。预先包装好的、性感的、外国但仍是白人的女性对男性凝视有着确凿的吸引力。
苏沃罗拉分享了她对东欧女性有害刻板印象的担忧，她说，自乌克兰陷入冲突以来女性被物化的方式，让她想起苏联解体后，她在试图帮助她母亲的男人身上看到的“救世主情结”。从伦理上讲，这场辩论还引发了女权主义、父权制控制以及这些安排可能造成权力滥用的危险等问题。
正如祖格所解释的那样，如果一个男人虐待了其中一个女人，这些机构是不会负责任的。归根结底，参与这些服务的男性才是作恶者。
苏沃罗拉对此表示赞同，但她认为，相比单一的行动，现有的更广泛的体系更需要改变。她认为，让男性觉得可以这样做的文化需要改变，而年轻的、外国的、有吸引力的女性被视为商品的性化和物化观念也需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