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面临的内外环境仍然复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任务仍然较重，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各种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国有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有企业在保民生促增长，推动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责任。
2023年上半年，随着我国经济常态化运行，宏观政策显效发力，国民经济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宏观经济恢复性增长。今年1-6月完成国内生产总值59.3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5%。城乡市场有所恢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8万亿元，同比增长8.2%。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2023年1-6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4.3万亿元。外贸平稳运行。2003年1-6月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0.1万亿元，同比增长2.1%。金融运行平稳，2023年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87.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狭义货币（M1）余额69.56万亿元，同比增长3.1%。
一、经济运行仍存在深层次问题
首先，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虽然我国经济上半年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但这建立在去年二季度GDP增长仅为0.4%的低基数上。从环比看，今年一季度GDP环比增速2.2%，二季度GDP仅增长0.8%，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性在下滑。此外，由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今年上半年平均下跌了6.43%，如果以美元计算，上半年我国GDP为8.56万亿美元，而2022年上半年我国GDP为8.68万亿美元，那么我国上半年的GDP反而是下跌的。上半年企业所得税收入同比下降5%，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1%，消费税同比下降13%，工业利润大幅下降（1-5月同比下降19%）。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压力仍然巨大。
其次，外部市场结构可能发生较大变化。虽然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20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但6月份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6.0%，其中，出口降8.3%。与前5个月数据相比，上半年进出口及出口增速分别下降2.6个百分点和4.4个百分点；和前4个月相比，上半年进出口及出口增速分别收缩了3.7和6.9个百分点。如果以美元计价，我国2023年上半年进出口总额2.92万亿美元，下降4.7%；其中出口1.66万亿，衰退3.2%，进口1.25万亿，衰退6.7%。未来随着美联储的持续高息环境、需求下滑以及去中国化的进程加快，出口增速可能会进一步降低。虽然我国对“一带一路”和非洲部分地区的出口增长较为显著，但对新兴市场的出口可能难以对冲对发达国家出口的下滑，下半年面临的出口增速压力依然不小。再加上去年同期基数较高，所以近期出口压力较大，产能过剩的问题可能将趋于严重。
其三，国内市场约束可能进一步增强。疫情三年，我国居民部门收入受到较大冲击。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由疫情前的8%左右的同比增速下降到2022年的3.9%，居民部门的消费能力受到制约。居民部门资产增速同样下降明显，从2019年的10.1%下降到2022年的2.4%。青年作为社会消费的主力军对消费拉动力下降的问题值得高度重视，2023年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6月份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高达21.3%。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20.1万亿元，同比多增1.3万亿元，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由4月的18.5%下跌至6月的3.1%。下半年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内需的任务仍然艰巨。
其四，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效率降低。2023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增率为3.8%，继续创2021年以来的新低，同比增速由1-3月的 5.1%下跌至 1-6月的3.8%。2023年的赤字率、专项债安排均高于去年，新增赤字5100亿元、专项债增加1500亿元，但基建投资增速从2018年前的20%以上降至当前10%以内。2022年约有4万亿增量资金流入基建，专项债2.5万亿、政策性开发金融工具投入7400亿，新增政策性开发银行基建贷款8000亿，但这些资金投入仅带来了8%的狭义基建投资增长。说明了我国传统基建项目已经基本饱和，新基建尚未能接续，导致基建投资效率大幅降低。
其五，货币政策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2023年6月末我国M2余额287.30万亿元，同比去年增加了近30万亿元，比年初增加了21万亿元，但上半年我国GDP增量为3万亿元，也就是说，21万亿流动性仅带来了3万亿元的GDP增长。从社融情况看，也存在低效问题。上半年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1.5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4754亿元，但2014年以来，利息支出占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比值始终保持在40%左右，个别年份甚至接近50%。过去三年，累计利息支出占累计新增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为36%，说明我国有部分企业和地方举新债还旧债。资本市场上，2022年全年，A股股东净减持金额为3310.85亿元；2023年上半年，A股重要股东净减持金额为1710.62亿元。央行降息降准，持续发力，货币增速远远快于经济增速的同时，资金在金融系统内空转，货币政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减弱。
其六，地方及企业债务问题仍然突出。当前地方债务问题仍然突出，据测算，2022年底，全国只有5个省市杠杆率低于60%，处于稳健水平，其他省市均处于偏高或高水平负债。2023年上半年累计发行180只企业债，发行规模合计1346.5亿元，企业债净融资为-385.4亿元，较上年同期净偿还规模增加196.6亿元。下半年，企业债待偿还规模为2107亿元，较上半年增长375.1亿元。2023年上半年城投债发行4786只，共计3.38万亿元，但净融资额从一季度的5497.4亿元下降到二季度的2808.8亿元。2023年下半年尚在存续期的债券余额为4361.6亿元，境内债务偿债压力较大。2022年末以来，虽然有部分地产企业完成信用债或海外债重组，将偿债压力延后，但是仍有为数众多的出险房企仍未完成债务重组，偿债压力较高。
其七，出口格局改变导致产业链重构现象已经出现。2022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出口增速放缓的同时，外商直接投资明显回落。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2022年下半年外商直接投资降幅超过70%，今年1-5月同比下跌5.6%。同时，由于去年下半年以来欧美国家贸易投资“去中国化”趋势加速，贸易结构与产业链格局正发生变化。2023年中国对美出口份额迅速下滑，今年上半年我国对美出口贸易额被墨西哥和加拿大超越，首次失去保持了15年美国最大进口来源国的地位。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美国今年1到5月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额，较去年同期减少约25%，下降部分由东盟、加拿大和欧盟商品占比提升填补。2010年以来，中国对东盟出口份额快速上升，目前已经超越美国与欧盟成为中国出口第一大目的地，从2010年的8.8%到2015年的12.2%，再到2022年的15.8%。尤其在今年1-5月，中国对东盟出口份额进一步上升至16.2%，同期对欧盟、美国以及日本出口份额下降至 15.4%、14.3%与4.8%。由于美欧等发达市场仍然引领高端产业发展，仍是高利润市场，短期之内，我国境内企业投资布局东南亚以及“转口贸易”影响，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快速增长对中国出口仍构成支撑，但产业链外迁可能在进一步削弱我国直接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同时，对国内产业形成降级的威胁，也直接影响中国产业体系的完备性和稳定性。
其八，人民币汇率下降压力较大。近10多年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变化，与中美五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利差变化关系最为密切。在美联储加息的同时，美元国债收益率持续抬升，相比之下，我们的国债收益率则持续下降，导致离岸人民币持续贬值。5月末，我国外汇存款为8518亿美元，比上年底减少0.4%，比美元加息的去年3月减少18.7%。境外机构持有中国债券余额比上年底减少5.4%，比2022年3月底减少17.4%。2022年度，美元对离岸人民币涨幅达8.7%，2023年上半年，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上涨了5%。
二、国内企业面临的挑战
一是市场与资源约束将加强。在今后一段时期财政货币刺激政策作用趋弱，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宏观环境下，市场及资源对企业发展约束将进一步增强，产能过剩问题可能进一步凸显，并可能导致企业两极分化，资源和利润均向优势企业集聚，弱势企业将面临生存危机，转型升级缓慢的企业可能遭到市场的淘汰。优势企业对劣势企业的并购重组将重塑市场竞争格局，经济转型缓慢的地区可能由于企业破产倒闭等问题加剧财政困难，进入恶性经济循环。
二是稳增长压力增大。近年来，我国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年下降，但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却大幅上升，2022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1%，其中国有控股增长10.1%，民间投资仅增长0.9%。2023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8%，民间投资下降0.2%。今年1-6月，中央企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房地产）1.4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完成投资同比增长超过40%，占全部投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国有投资在稳宏观经济、升级产业结构中起到关键作用。
三是企业利润空间收窄的同时，对财政加大支持任务趋重。在当前财政运行紧平衡，收支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需要国有企业在保障财政稳定、提供社会保障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8.8%，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同比下降17.7%。2022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5689亿元，比上年增长10%，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2343亿元，比上年增长17.2%；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3346亿元，比上年增长5.5%。国有企业亟需进一步提高资本经营效率，实现高质量发展，承担起稳定财政收入、促进民生的责任。
四是技术进步压力增大。近年来，我国的制造业正处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关键阶段，在当前国际竞争大环境下，中国制造遭遇了三面夹击：国内制造业面临着要素成本全面上升的挤压，传统制造面临东南亚国家追赶并替代，从2018年开始高技术制造又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围堵。通过技术引进吸收，实现产业升级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五是发达国家市场不乐观。当前，中美关系、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政经关系仍然不够稳定，西方发达国家打压我国高新企业趋势仍然明显，对我国高技术、设备等限制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不仅影响我国产品向高附加值的地区出口，也影响高技术、关键设备进口，部分产业链环节外迁也可能对我国产业链生态产生影响。
三、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促进国民经济转型升级
今年4月份召开的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指出，要加强和改进国有经济管理，要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国有经济肩负的使命任务和功能定位，从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完善国有经济安全责任、质量结构、资产和企业管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构建顶层统筹、权责明确、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国有经济管理体系。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国资央企要深化改革发展，在保安全、稳增长、稳信心、促转型等方面贡献力量。
一要承担并落实好国家经济政治安全的重要责任。国资国企要牢记“国之大者”，牢牢把握国资国企新使命新定位，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集中，向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和公益性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集中，切实保障和促进我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供应链安全。同时，国有资本要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坚守主责、做强主业，提高国有资本整体配置效率，聚焦重点领域，提升产业链韧性、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推动国资央企真正成为堪当时代重任的大国重器、强国基石。
二要加强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建立健全企业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集中攻关掌握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前沿技术，抢占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制高点，以新技术、新需求、新业态为导向，着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实现产业技术自主可控，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在实现科技创新引领发展的同时，国有企业还要通过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建立健全促进科技创新的经营机制，实现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和商业创新的有机融合，打造发展新动力、培育竞争新优势，持续引领行业技术进步，推动我国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
三要努力提高资本效率。要加快解决国有企业经营效率长期偏低的问题，以国际先进企业为对标，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022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与美国的比值大体在40%左右，日本和韩国在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后，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达到美国80%和60%的水平。我国要在2035年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有企业需要力保全要素生产率年增速达到2.5%-3%，才能接近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四要大力提升核心功能，培育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要在不断提升核心功能的同时，打造主业的核心竞争力引领国内产业的转型发展。要学习国际跨国公司聚焦自身核心产品、核心技术的提升能力，学习他们高效的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和品牌建设与培育能力，不断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实现由“做大”向“做强”“做优”的转变。
五要全面加强风险管理。面对复杂困难的内外市场环境，企业要加强全面风险管理。越大型企业要把风险管理融入每个重要的业务领域和关键环节，通过强化经营过程的监管以强化资本管控，加强合规体系建设，实现企业稳健经营，保障国有资本运营安全。此外，在目前市场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一定要加倍重视企业价值链管理和资金链、现金链管理，科学研判重大投资并购的经济可行性，加强资源整合能力建设，避免出现重大系统性经营风险。
（作者为资深国资国企改革研究学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王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