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纽约时报》“首席书评人”角谷美智子卸任。作为过去几十年间美国书评行业的“首席大法官”，角谷和书评人这个职业相互成就，推举整个书评行业进入了美国国家智识生活的重要层面，她本人也成为了这个行业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代名词。
离开书评行业，角谷得以回归爱好者的身份，用难得的温情脉脉第一次让我们了解“职业”态度背后的她——那个“陌生土地上的陌生小女孩”，文学和书籍曾带给她最大的温情、慰藉和教育。同时，她得以脱离了点评一本或几本书的桎梏，转型为书写更复杂也更宏大的美国乃至全世界社会问题的“观察家”，就像跃出冰箱的大象，用更大的能力去履行更大的责任。
一、温情脉脉的“爱好者”，严厉疏离的“批评家”
在过去三十八年作为“书评人”的职业生涯中，角谷美智子从未像在这本《角谷的藏书架：100本值得一读再读的经典》（《ExLibris:100+Books to Read and Reread》）中，这样温情脉脉地袒露过自我。
在纽约时报首席书评人的漫长任职上，角谷美智子的名字紧紧地和“权威”但“严厉”（重点落在了后者）联系在一起。有相当多美国人在大众文化的潜移默化中，学会了Michiko Kakutani这个拗口的罗马音名字：她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钦佩的座上宾，在他离任之前特意请她来白宫共进晚餐、并在餐后接受了她的独家专访；
电视剧《欲望都市》里的女作家Carrie一本书被角谷评论了（当然，是虚构的），她崩溃地向吐槽这位评论家名字难念的闺蜜们大叫，“别再说她的名字了——那会把我逼上绝路的”。最终，她的名字成为了一个被收录进词典里的“动词”，“to be Kakutanied”，意思是“受到了尖锐严厉的批评”。
角谷美智子的评论，确实是严厉的。她评论桑塔格的《关于他人的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是一本“微妙甚至矛盾”的书，对于那些对桑塔格不感兴趣的人来说，桑塔格全篇自我对话式的行文相当“稠密”，“有时令人烦恼”。对于在全世界的都市读者间卷起旋风的村上春树，她相当直白地认为，“艺术不该仅仅是反映世界的混乱”，而《奇鸟行状录》的问题的混乱超出了村上的艺术选择问题，更像是村上“简单的懒惰”，“不愿最后用打字机或电脑来誊清他的手稿”。
即使是已有诺贝尔文学奖加身的奈保尔，她对于他的《魔种》（Magic Seeds）的批判也毫不留情，她将这本小说称之为“本该写成一系列散文或专栏文章，却被拙劣伪装而成虚构作品”，指出这本小说被“批判性的言论和无法遏制的愤怒”所夺舍了，却“令人遗憾地缺乏洞察力、同情心和智慧”。
但在另一方面，这位因“严厉”突破文化圈而被大众所知的书评人，却是相当面目模糊的。大家模模糊糊地知道，角谷是一位日本裔女士，除此以外，没有人更多地了解她书评以外的形象。
角谷相当有意识地维持着一种“疏离”。在漫长而越发变得家喻户晓的职业生涯中，她一直相当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拒绝采访，很少拍照，也不参与任何需要抛头露面的会议。在角谷的职业写作中，这种“疏离”同样被贯彻到底。几十年来，她从来没有在她的书评中用过第一人称代词“我”，实在有指代需要时，出现的永远是“读者”一词，以保持评论的距离和客观。
开个欢笑，她或许将这几十年来没用过的“我”这个词都倾倒进了这本她卸任后出版的第二本书《角谷的藏书架》中，“如果我遭遇海难，流落到一个偏远的岛上，我会选择带在身边的书——我的回答总是莎士比亚戏剧。”看看这个句子中“我”的含量！
比这更进一步的，在《角谷的藏书架》中，角谷前所未有地袒露了自我，“这样的描述完美契合了我的自身经历。”她点评印度裔作家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的《同名人》（The Namesake）时，出乎意料地跳入到了她的童年，也就是她父母作为日本移民的早年生活，“拉希莉捕捉了那种小心翼翼的谨慎，我父母做决定时也往往如出一辙”。
角谷相当细致地分享了那些会让她父母焦虑的细节，图书馆的书可能会过期、车辆登记会失效，家中永远要囤积着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得上的空饼干罐和果酱罐。当然，这些并不是些“柜中骷髅”，更像是邻居间琐碎聊天时会共情的温暖细节，但一旦考虑到这竟然是由向来对自己个人和评论之间的界限严防死守的角谷写下，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到有如天方夜谭。
我们可以给她这种难得的温情脉脉找到原因——在同样难得的采访中，她声称她决定在这本小书里只谈论自己喜欢的书和她自己认为重要的书，不必再像在从事了几十年的书评工作中那样，向读者提供那些她自己不甚感兴趣的书是否值得阅读的“诚实评价”。因此，《角谷的藏书架》里只会洋溢着“作为粉丝的热情”和“快乐”。
“阅读”，是角谷最大的“热情”和“快乐”的本身。在序言中，她用类似“精神分析”的方式追忆起自己为何从童年起就沉迷阅读，成为了本书最温情和最能感染读者的段落。
“孩提时代，书籍既是我逃避现实的好去处，也是为我遮风挡雨的庇护所。”自小没有兄弟姐妹的独生女角谷，习惯于一个人呆着阅读。她的父亲、数学家角谷静夫，为她制作了一个由冰箱外包装硬纸箱改装出来的“游戏屋”，她静静地在里面看书。
晚上，她会躲在毯子下，打着手电筒看书。在学校里，她也将课间休息的时间全给了学校图书馆，“以避开操场上那些横行霸道的学生”。甚至在餐桌边时，她也在“阅读”——虽然她的母亲禁止她边看书边吃东西，她会抓起手边的随便什么东西来读，“麦片盒子、工具说明书、超市传单、‘莎莉牌’碧根果咖啡蛋糕或是‘恩特曼家’脆皮蛋糕的配料表”，她甚至熟读到能背下来一款饼干盒后面的食谱。正如角谷为她的阅读痴狂症所总结的症候，“我一直极度渴求文字”。
角谷罗列了那些她在青少年阶段沉迷的书籍：“存在主义的书（《局外人》《禁闭》《地下室手记》《无理之人》《非此即彼》《悲剧的诞生》）；黑人历史（《马尔科姆·艾克斯自传》《下一次将是烈火》《应许之地的老男孩》《假如我是黑人》《黑皮肤，白面具》）；科幻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1984》《动物农场》《沙丘》《文身人》《华氏451》《童年的终结》《发条橙》《猫的摇篮》)”，并且坦诚她那时的阅读“毫无系统性”。
而在几十年后，她以一种不惜揭露伤口的精神分析法来分析自己的杂乱的阅读狂热，“回想起来，作为学校里为数不多的非白人孩子，我一定是被那些讲述外来者试图认清自己身份和归属的书吸引的。”她就像《绿野仙踪》中的多萝西、《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爱丽丝、《纳尼亚传奇》中的露西，是“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试图在所有正常法则都不适用的世界里找到方向”。
从这样的亲身经验出发，角谷重新审视了书籍和文学对人类的重要作用：书籍让人们“不再囿于成见”，通过赏析“细节和语境”，来“取代‘我们与他们’的反身思维”；文学所给予人们的“惊奇和感动”，则能“挑战我们原本确定无疑的想法”，重审包括政治、宗教、传统在内的固定思维，“接触到多样化的观点和声音”。这也正是文学和书籍给她这个陌生土地上的陌生小女孩，所带来的最大的温情、慰藉和教育。
二、角谷之于书评，相互成就的“职业”
在有着不太悠久历史的美国，书评行业的历史却称得上相当悠久。《纽约时报》的书评增刊（《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已经有127年历史之久，不过这也是目前美国为数不多保留下来的书评增刊了。
作为过去几十年间美国书评行业当之无愧的门面人物、“首席大法官”，角谷并不属于每周发行的《纽约时报》书评。1983年，在耶鲁大学文学系毕业7年之后，她被任命为每日出版的《纽约时报》的“文学评论人”（literary critic），接下来就是她辉煌的、延续了几十年的《纽约时报》“首席书评人”的职业生涯。
和她一同工作的是《纽约时报》的编辑们，以及几位和她各司其职、负责不同领域的“全职评论人”（fulltime critics）。这不同于每周刊发的《纽约时报》书评的工作形式，在那里，并没有全职书评人的存在，只存在编辑的职位，来协助处理自由书评人的来稿和推出每年最受关注的年度书籍榜单。不过，两者都属于书评业务条线，也都属于新闻部门，正如1896年《纽约时报》书评创刊时所宣称的，“作为新闻的书籍”。
作为一项悠久行业而存在的书评，给了角谷个人最佳的发挥场地。虽然在此之前，她已经在《华盛顿邮报》和《时代周刊》从事了多年艺术和文化记者的工作，但报道的形式桎梏了她强烈的个人特质：公正、直率、明晰而又强硬。而书评和一般文化报道形式最大的不同，就是需要这样个人化的却又深思熟虑的意见。这也正是她刚刚转入书评人工作时，纽时的编辑所给她的指点：“把书评看作是一种报道形式，但要加上你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
相互成就的是，角谷也将书评人这个职业和书评行业的影响和地位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角谷这样的书评人，既是新人作家的“挖掘者”，也是每个作家（即使成名已久）都渴望的“目的地”。她准确敏锐的书评，帮助被她评论时仍寂寂无名的乔纳森·弗兰岑（Jona than Franzen）、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和玛丽·卡尔（Mary Karr）一跃获得了巨大关注。
角谷在1995年评论玛丽·卡尔（Mary Karr）的回忆录《骗子俱乐部》（The Liars'Club）时，不吝夸赞其为“多年来最令人目眩神迷、最感人至深的回忆录”，并抓住了玛丽·卡尔作为诗人“以语言为最有力工具”的特质，恰如其分地评论她“以一种奇妙而不伤感的视角，在纸上重现过去的同时，也对过去进行了救赎”。《骗子俱乐部》成为了那一年多的畅销书，并被评为《纽约时报》年度最佳书籍之一。“这就像善良的仙女用她的魔杖触碰了你的肩膀。”在2017年角谷退休时，NPR就此采访了卡尔，卡尔不出意外地对角谷充满感激。
角谷和乔纳森·弗兰岑之间则是一个更复杂漫长的故事。在2001年她初次评论弗兰岑的《纠正》（The Corrections）时，帮助弗兰岑从一个出版过两本小说不受关注的作家登上了大众聚焦的舞台，并最终获得了当年的国家图书奖——通过揭示他的小说和美国国民时代画像之间的紧密关联。正如角谷在对《纠正》的评论中所写到的，“它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美国家庭两代人挣扎求索的生活，还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一个沉闷的国家正蹒跚地迈向千禧年”。
五年之后，弗兰岑出版了回忆录《不适地带》（The Discomfort Zone），角谷对其的评价则相当不留情面，将其称为“一个年轻蠢货艺术家的可憎自画像：娇气、浮夸、执着、自私和过度自我陶醉”。不过她在2001年的评论中，也指出过弗兰岑“自我陶醉、啰嗦冗长”的这个缺点，只是那时她认为尚瑕不掩瑜，是弗兰岑所找到的自己独特声音的一部分。弗兰岑的回应是，在两年后哈佛大学的一场文学活动上，直诉“《纽约时报》的小说主审”，也就是角谷，是“纽约市最愚蠢的人”。
到此，故事还没有完结。2015年，弗兰岑推出了他的第五部小说《纯洁》（Purity），角谷的评论几乎同时到场了。“这是弗兰岑先生迄今为止最敏捷、最没有自我意识和最亲切感的小说”，角谷似乎抛却了（更有可能从来没在意过）她和弗兰岑之间的恩怨，热情洋溢地评价了这本明显在写作技巧上大有进步的小说。她在评论中具体阐述了弗兰岑没有再像之前一样，将刻板的道德主题强加于主人翁，而是“表现出一种更高的能力”，允许笔下的人物自发地在情感中挣扎，让主题从“众多故事线索中有机地生长出来”。
无论是得到她的夸赞还是批评，对新人作家而言，都是通过文坛的一张行之有效的通行证。对于成名已久的作家而言，得到角谷的评论，则更像是最终达到文学“目的地”的“通关证明”。早在1998年，角谷就获得了普利策评论奖，评审委员会称赞了她的“无所畏惧和权威”。
当然，角谷对美国书评行业的最大贡献在于她为整个行业树立了一个相当难以企及的标杆，并让美国国民对此心悦诚服，使得书评行业的重要性和权威性达到了国家智识层面。
角谷以非常“职业”的态度来对待书评人这份工作，让这份职业有了一个值得敬畏的标杆，反过来，这又让这个行业以外的更大多数人，甚至是那些并不热衷阅读的美国民众，对书评行业、书评人这个职业也心怀敬畏和尊重。就像《纽约时报》的前执行总编辑迪恩·巴奎特 （Dean Baquet）在2017年她退休时发给员工们的说明邮件中所写道的，“没有人比角谷在引导读者了解国家的文学生活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三、新任“观察家”：书评的窘境
《角谷的藏书架》是角谷卸任首席书评人之职之后的第二本书。在她卸任后的第一年，她就推出了《真理之死：特朗普时代的假话笔记》（The Death of Truth:Notes on Falsehood in the Age of Trump）。
可以说，《真理之死》是角谷对“书评人”的角色的真正告别，她不再囿于一本书进行评论，而是专注于分析“特朗普后真相时代”是如何铸就的这个更大的主题。
如书名显示，当时还在总统任上的特朗普是这本书最大的主角。“如果一位小说家炮制了一个像特朗普这样的反派人物，一个集自恋、狡诈、无知、偏见、粗野、蛊惑人心和暴虐冲动于一身的浮夸形象，很可能会被读者指责为极度臆造和不可信。”角谷将炮火集中轰向了特朗普的政治生涯，引用了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和政治记者兼历史学家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Applebaum）的著作和观点，在用谎言吸引大众、塑造主流化的仇恨言论的层面，将特朗普政权和希特勒政权相提并论。
有些媒体因此认为角谷正在转型为“政治观察家”（politcal observer），但她的视野和野心绝非仅仅囿于政治领域，更准确地来说，她正在创造“观察家”（observer）这个职业并且从事于它。
在《真理之死》中，角谷审视了特朗普上台之前就破碎的文化语言（并将之推演到上世纪60年代的文化战争）、不断挤往同温层（也就是极化）的民众、互联网所造成的注意力缺陷和水军，以及假新闻，将众多时代现象串联，并从中敏锐地发现那个真正的、关乎所有人的“真问题”：“真理和理性是如何成为如此濒危的物种的？它们即将消亡，对我们的公共话语以及我们的未来又预示着什么？”
作为观察家的角谷，试图给出一个更纵览全局的答案。她带领我们了解虚拟现实先驱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蒂姆·吴（Tim Wu）对社交网络是如何操纵我们的精妙观点，也带领我们回溯了上世纪60年代美国极右翼势力泛起的脉络，在她看来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对之的分析，能帮助我们理解人们为何会支持特朗普。
角谷没有抛弃“文学”，相反，她将一切的落点回归到了文学：她剖析了学院中被文学教授们所广泛教授的、左翼文学批评家们所滥用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是如何被吸收进大众文化、继而被极右翼势力“挪用”，从而让真理消失的。
“后现代主义认为，所有真理都是片面的（并且是个人视角的函数），这导致了一个相关的论点，即有许多合法的方式来理解或表述一个事件。”角谷认为，鉴于“这些思想中一些愚蠢的推论已经渗入大众文化”，在这个被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所开创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时代，极右翼分子得而堂而皇之地“质疑进化论、否认气候变化的现实或宣扬另类事实”，特朗普的支持者则得以“用相对主义的论点为他的谎言开脱”。
当然，这样的结论让角谷的这本书陷入了一种尴尬之中，会对她书中大量文学理论的跋涉感兴趣的读者不幸正是那些已受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浸染多年的文学业内或相关人士，但很少有人会认真思考去推翻自己所受教育和群体信念的可能，即使“破防”了也会假装这本书不存在；而对于那些在她看来需要阅读这本书的大众读者而言，这些艰涩的文学部分显然会让他们退避三舍；至于那些极右翼分子和特朗普的支持者，会不会拿起任何一本书来看一看，都很值得怀疑。
转过头来看，这也正类似角谷届以离开的书评行业所正在遭受的困境：原本的书评受众或因不再感兴趣、或被其他内容撕扯而流失，讨好那些原本不读书的新媒体受众却也溅不起水花。
在后角谷时代，纽时的书评条线遭遇的大概是某种创新者的窘境。他们的通过邮件来往达到“在线对话”形式、用专栏作家的头脑代替推荐算法的新栏目“匹配书籍”（matchbooks）在2019年悄无声息地结束了。2020年他们推出了线上图书俱乐部形式的“群文”（Group Text），一月一次给付费的读者们推荐阅读主题和简短地介绍相关书籍。
2021年，他们招募了热门的阅读Newsletter“像风一样阅读”（Read Like the Wind）的作者莫莉·扬（Molly Young）作为书评人。这位新世代的书评人和角谷大概可以算作两个物种，在扬的个人网站页面的大头照下面，列满了她的Instantgram、blog、Substack、zines的链接。
这些折腾显然并不能算是成功，正如《国家》杂志（The Nation）的一篇专文的辛辣点评，“他们似乎一心想打败社交媒体，通过榜单和推荐功能与算法抗衡，为吸引那些可能对文学并不感兴趣的人的注意力做最后一搏”——尽管，“就最近的历史来看，几乎没有迹象表明，这样做能增强《书评》的影响力或权威性”，以至于该文作者不得不质问，“与其这样，为什么不发表为那些不需要说服就会阅读长篇书评而不是观看电视节目的读者撰写的书评呢？”此外，共同挤在“联合首席”的称号之下的评论家们也不再有“首席评论家”角谷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至于角谷离开书评行业之后的事业呢，目前来看，她继续开拓和担任“观察家”这个角色的决心强烈。她卸任后的第三本书，《巨浪：激进颠覆的时代和局外人的崛起》（The Great Wave:The Era of Radical Disrup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Outsider），视野更加宏大地“迫切探讨了颠覆性的政治、技术和艺术如何在当今世界的巨大变革浪潮中，颠覆旧有的假设、创造机遇和风险”，已经在美国各大图书网站上预售，预计明年1月30日正式出版。
说到底，她的“观察家”新角色也并不是对“书评人”轨道的背离，更像是“书评人”法则和精神的延续，书籍就像新闻一样，从未和文化、政治、社会乃至整个世界分开，而是点评和理解这一切的“最深思熟虑的措施”。
既然大象已经跃出它的冰箱，“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角谷女士或许是那个能带领我们，去阅读这个已经撕裂、崩塌、让人读不懂的世界的“观察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冯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