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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的崛起,是东西方文明激烈碰撞下所带来的失衡与再平衡的结果,因为英美制衡沙俄的需要,日本被扶持。又因为朝鲜战争,美制衡苏联的需要,日本被再度武装,开启二次工业化。日本在地缘意义上,是美国经略欧亚大陆的马前卒,为了压制东方出现强权国家。


在经济史上,日本作为一个不可多得的宏观样本,为世界贡献了诸多孤例,泡沫经济、失去的三十年、日元的套期交易、QE的鼻祖、乃至BOJ购买国债到了GDP的总量,其绝版程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中,维持着既利用又遏制的双重原则。其中的分水岭,就是日本的国力,不能达到威胁美国的全球统治利益。从1950年到1990年的40年间,日本企图突围5次,全数战败。



受到80年代金融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日本上层建筑被全体洗脑。广场协议,并不是城下之盟,不是在美国的逼迫下签署的,相反,是日本大藏省的强力推动。日元升值-国际资本涌入做多日元-继续推高日元汇率-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本土产业空心化。


贸易战的结果,让日本面向全球的产能被龟缩至本土的内需市场,因为内需不足,期间又用低利率货币手段进行货币扩张(大水漫灌),造成了载入史册的经济泡沫。同期德国,作为另外一个本币升值的经济体,则开始走向紧缩。十年之后,两个相同起步的国家走向了截然相反的道路。



而研究日本衰退,成了学术圈的显学,被热炒的“资产负债表衰退”:企业从“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模式,转为“负债最小化”的行为模式,货币政策失效,央行放水也无济于事。其实这是典型的倒果为因,衰退造成了悲观的预期,而不是悲观预期造成了衰退。


从宏观层看上,日本长达数十年的衰退、日本居民的高杠杆率、日本少子老龄化、低欲望社会,都是日本金融战败的结果,是美国对日本从肉体到精神全方位深层阉割,所造成的征服者对殖民地进行直接掠夺的结果,也包括文化改造。



进一步,这种掠夺传导到产业中观层,是日本产业升级被美国打断。《美日半导体协议》,才是真正的城下之盟。泡沫经济之后的数年间,僵尸企业债务挤占生产性部门的资源,彻底锁死了产业升级之路。在这个过程中,日企陷入有钱还债、没钱研发的窘境,永久性降低全要素生产率,错过产业升级,让三星、台积电在主导产业实现了超车。同样,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产业的崛起,是美国平衡日本的一个结果。(《大国工业的硬核史诗:京东方》)



日本人没有整体最优意识,倾向于追求局部的最优化。日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制造工艺,而短板在于市场营销;日本人擅长对技术的持续改进,而不适应技术的频繁变更;日本人擅长在生产中积累隐性知识,而不擅长标准化、平台化、模块化的竞争——《失去的制造业:日本制造业的败北》


日本民族固有的偏执性和内耗属性,又使其持续点错科技树。过去数十年,中国经历了半导体、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新能源革命的大周期,包括接下来的AI,但日本基本上完美错过了。日本在老动能衰减的过程中,新动能从未起来。


日本创业精神缺失,是因为日本经济是一个高度垄断且自闭的经济体。日本曾经有六家财团,占日本总资产的近60%,占就业的20%。日本所有国计民生的行业(除农业外)都被这六家财团所垄断。日本企业员工的终身雇佣制,也使科技人员处在相对的“舒适圈”中,不像中国现在这么“卷”——《繁荣与停滞:日本经济发展和转型》



90年代以后,日企终于放弃本土产业升级,而是追随美国走向海外。日元成为避险(奴仆)货币,通过海外投资对冲产业上升空间被阻断后的增长停滞。在新的美日交易中,日本本土的核心资产让渡给美国(标志性事件是05年小泉内阁《邮政民营化法案》)。作为回报,美国把东南亚和拉美的资产让渡给日本,相当于美国把自己的经济版图中的东南亚和拉美分封给了日本。



从昭和男儿到平成废宅,日本的资产负债表停止奋斗,是日本无法实现去依附、产业输在供给侧的悲哀往事。而我们14年后一样重走日本金融化自由化的路径,差一点踏入“后人哀之而不鉴之”的致命陷阱,却能及时悬崖勒马,先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反垄断,不得不感慨国运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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