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美国陆军的一名高射炮士兵。美国当局因战时需要,决定培养一批军人学习世界语言,他选择了中文,由此与中国结缘。

1947年,他来到中国,融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被国民党搜捕的中共人士,为地下组织提供接头场所,帮助运送药品到解放区……

他说,我看到中国共产党是进步力量的代表,我敬重他们,希望帮他们做一些事。

新中国成立那天,他应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亲历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激动万分,决定永久留下来。

之后,经周恩来总理批准,他如愿加入中国国籍,成为第一批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

凭借着母语优势,他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新儿女英雄传》《家》《林海雪原》……其中《水浒传》英译本堪称巅峰之作。

他的名字,叫沙博理。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翻译界最高荣誉“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他以满腔热情,向世界介绍中国,讲述新中国发展的历史巨变。

他这一生,充满着令人惊叹的传奇色彩。



“美国大兵”的中国梦

沙博理原名Sidney Shapiro,191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就读于圣约翰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成为一名律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沙博理应征入伍,服役于美国陆军部队。



他表现优异,多次获得表彰,被派往专门的学校,学习中文和中国的历史文化。

那个遥远东方的神秘国度,让沙博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深深为之着迷。

战争结束后,他利用退伍津贴,继续到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中文和历史。

在耶鲁大学,沙博理认识了许多中国同学,熟了之后,他们开玩笑说:“你学的那个中文,到底是普通话还是广东话?”

● 1946年,沙博理在耶鲁大学学习汉语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意识到,要想学好中文,必须得到中国去。

1947年春,怀着对东方国度的向往,为“见识一下真正的中国”,沙博理踏上了这段横跨半个地球的遥远旅程。

他的身上只有500美金,买不起大客船的票,就用300美金搭乘了一艘小货船。

那船很小很慢,从纽约坐到上海,花了整整一个月。

晕船,呕吐,吐得昏天黑地。

当中国广播的声音终于从船舱中响起,他爬起来,兴奋地冲上甲板,朝着远方的黄浦江岸望去。

然而,满怀期待的心,却一下子沉入了谷底。



黑暗世界的曙光

“一个中国男子穿着长袍,沿着江岸飘过,浑身散发着中世纪般的老旧气味。”

这是沙博理第一眼的中国,带给他巨大的时代割裂感,也成了纠缠他相当一段时期的黑白色梦魇。

他上了岸,越往城区走,内心越沉重。



周围的一切,和他想象的完全不同,大上海光鲜的外表下,到处掩藏着贫穷和苦难。

“我在上海亲眼看到了国民党的残酷,老百姓苦得不得了。

“很多农民打仗的时候流亡到上海来,没有工作没有钱,就睡在地上,饿死的、冻死的不计其数。

“每天早上都来一辆大垃圾车,把这些尸体运到郊区烧掉,富人们则极度挥霍享乐……”

他感受到了极大的心理落差,想就此离去,却又实在不甘心。

靠着手中仅剩的不到200美金,沙博理重操旧业,开了一家律师行,暂时安顿下来。

在耶鲁大学同学的介绍下,他认识了改变他一生的人,也是他后来的妻子——凤子。

● 凤子

凤子比沙博理大两岁,毕业于复旦大学,主演过《雷雨》《日出》等多部话剧,是上海文艺界的活跃人物,《人世间》杂志主编。

凤子的出现,驱散了沙博理脑中那个关于“长袍”的黑白色梦魇,她感情丰沛,愤怒的时候,眼睛里会冒出火,高兴的时候,笑得像个孩子,这让沙博理感到中国人不再是虚无缥缈,而是同样的真实丰富。

他跟随凤子学习中文,中文水平突飞猛进,并且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文化。

他给自己取中文名“沙博理”,意即“博学明理”。



● 刚认识不久的沙博理和凤子

随着两人接触得日益频繁,沙博理渐渐发现了凤子的另外一个身份——中共地下党员。

“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从事这么危险的工作,很了不起。”

沙博理对凤子非常敬佩,在凤子和她朋友们的感召下,也投入到革命工作中。

他主动利用自己美国人的身份为大家提供掩护,律师行成了地下组织接头的场所,更时常冒着危险,为解放区运送药品……

这些工作风险很大,但他从来没有胆怯。

他说:“我在美国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来到中国,看到中国共产党是先进力量的代表,我敬重他们,希望帮他们做一些事。”

在与凤子相识一年后,1948年5月,两人步入了婚姻殿堂。



● 1948年5月16日,沙博理与凤子在上海结婚

然而,就在两人婚后不久,凤子的地下党身份暴露,国民党开始了对她的抓捕。



“把解放区给你们送到家门口”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抓捕,凤子带着沙博理,一路北上来到北平,又辗转奔赴解放区。

虽然已经非常谨慎,但他们还是受到了严格的盘查,沿途凶险重重。

最终,组织上安排的向导告诉他们:“算了,别玩命了,你们留在北平吧,我们把解放区给你们送到家门口去。”

几个月后,北平和平解放。



那天,沙博理蹬着自行车,到西直门迎接解放军入城。

1949年10月1日,沙博理和凤子应邀出席开国大典,在观礼台上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

直到几十年后,他对当时那一幕还记得清清楚楚。



● 1950年“五一”游行,沙博理和凤子在天安门观礼台

“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历史时刻。毛主席不是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吗?当时的感觉确实如此,跟旧社会是完全不同的。在旧社会,中国人有自卑感,总觉得低人一等,新中国一成立,就像变了个人,精神上也站起来了。”

那一刻,沙博理虽然不是中国人,但他能感觉到,激情与感动像电流一样传遍全身。

他突然下定决心,在中国能比在美国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他要永久地留下来!



“是宋江救了我”

新中国成立后,沙博理被安排在对外文化联络局,从事翻译工作。

他同时精通英语和汉语,以满腔热情投入到工作中,翻译出了大量优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巴金的《家》《春蚕》,老舍的《月牙儿》,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曲波的《林海雪原》……一个个中国故事,在他的笔下变成了另一种语言,向着全世界推广传播,努力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那时,为了进一步提高国家软实力,中国外文局决定将四大古典名著翻译为英文出版,其中翻译《水浒传》的任务落在了沙博理的肩上。

这是沙博理从事翻译工作以来,遇到的最大挑战。

半文言文的中国古典文学,就连很多中国人读起来都有些吃力,更何况一个美国人?沙博理几乎相当于重新学习了一门语言。

他细斟慢酌,一字一字爬完了百回《水浒传》,把原文的意思吃烂嚼透,在肚里翻滚十遍百遍,“传其神而不限其形”,前前后后历时8年,终于完成了这部“中国翻译史上里程碑式的绝妙译作”。



回忆当年从事翻译工作的那段日子,沙博理颇为感慨。

他曾因外籍身份,在“文革”时期被扣上了“里通外国”的帽子,但正因为《水浒传》的翻译工作是一项重要而光荣的任务,才没有人敢继续找他的麻烦。

“是宋江救了我。”沙博理说。

凭借着诸多优秀的翻译作品,2010年12月,沙博理获得了中国翻译界的最高奖项——“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此前,只有季羡林和杨宪益获得过该奖项。

除了译作之外,沙博理还著有《我的中国》《中国封建社会的刑法》等多部著作,先后在中国、美国、以色列、新加坡等国出版,引起极大反响。



“我的根在这里,我是一个中国人”

1963年,经周总理批准,沙博理加入中国国籍。



● 沙博理的入籍许可证书

他在自传中激动地写道:“我感到我对自己的工作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都增强了责任感。我不再是一个关心的帮忙者,而是成了一个完全的参加者!”

他曾见过旧中国的样子,如今,又看到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出新中国繁荣富强的奇迹,而他自己也参与到了这一奇迹中。

“我一生中第一次感觉到成就感,我不仅仅需要个人的进步,还要成为这个生气勃勃的社会的一分子,和中国一同进步!”



● 沙博理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

1983年,沙博理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于此后连续六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成为全国任期最长的“洋委员”。

他始终积极参政议政,经常到全国各地考察,对一些问题提出议案,在98岁高龄之际仍然十分关心政协工作,被称为“陪伴中国人民走过半个多世纪的真诚朋友”。

2014年10月18日,沙博理在北京家中安详辞世,享年99岁。

此时,距离他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已然过去了67个年头。



67年间,革命,翻译,写作,研究,考察民生,上交提案……在中国的旅行,他持续了一生,而在这趟旅程中,中国变成了他的家园。

他将毕生精力,都奉献在了这片大地上,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国人民共度风雨、并肩前行!

正如他在获得“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时所说:“中国就是我的家,我的根已深深扎在这里,我是一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