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出生在2000年之后的网络群体而言，这一段时间霸占热搜的刀郎自然是陌生的。他们既没有经历过“2002年的第一场雪”，也不知道“冲动的惩罚”是什么。
刀郎对于那个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在那些年的手机彩铃里、县城小店震耳欲聋的音响里、出租车司机的广播里，刀郎是名副其实的国民歌手。哪怕是他的成名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发布三年之后的2005年，赵本山在春晚小品《功夫》中化用其中一句歌词“2003年的第一场雪，比2002年来得稍晚了一些”，依然立刻引起满场欢呼。
《2002年的第一场雪》专辑封面
但这种时隔多年的不熟悉，并不妨碍年轻网民在刀郎新歌《罗刹海市》发布后，熟练地选边站队。他们迅速地回顾历史，几天之内就对当年的八卦细节如数家珍，然后脑补出一场复仇大戏：早年刀郎在高点后沉寂，就是出于主流乐坛的打压；如今这首新歌，充斥着对黑白不分、美丑颠倒的讽刺；十年磨一剑，新歌狠狠地回击了当年的质疑。
有关《罗刹海市》的逐句解读以及八卦旧闻的整理分析，网络上已经有相当多讨论，在此不必再作赘述。倒是由这出“刀郎复仇记”延伸的一些问题，值得稍作思索：
刀郎的新歌是不是一首好歌？支持刀郎的网民，就一定是“对”的吗？今天的刀郎，与世纪初流行的那个刀郎，究竟还有多大关系？以及，雅和俗的标准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
对于这类问题，公众总是期待简单而坚决的答案，但现实往往复杂又暧昧。比如当刀郎的“十年打磨”“由俗变雅”成为一种流行叙事时，人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事实：2020年、2021年，刀郎接连推出《弹词话本》《世间的每个人》这两张专辑，已显露风格转型的端倪；但直到今年专辑《山歌寥哉》爆火之前，这一系列作品关注者寥寥，是实实在在的“山歌寥哉”。
所以，尽管不愿意承认，但正如很多评论所说，相比于刀郎的音乐，大多数人还是更爱他的“复仇故事”。
“报仇”的刀郎，可不是当年的刀郎
《罗刹海市》取材于蒲松龄创作的同名小说，融合民间音乐的韵律，再配上唢呐等民族乐器，很符合近些年“大俗即大雅”的审美风向。尽管歌词第一时间听不明白，旋律乍一听也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动人，但把叙事性和民族性糅进音乐的尝试，是近些年文化自信格外高涨的公众所乐见的。
换句话说，这样的音乐很容易让人感到一种“高级感”。当然，刀郎并不是此类风格的开创者，远有把摇滚与二人转结合的二手玫瑰、与西北花儿结合的苏阳，近有热衷于在各类流行歌里插入民歌的龚琳娜、谭维维。但这种高级感出现在刀郎身上，还是让人感觉耳目一新，毕竟，20年前，他传唱度最高的歌里唱的还是“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
看上去，刀郎的音乐造诣提高了，配合当年所受的委屈，哪怕当事人从未表态，大家也愿意相信他完成了一场扬眉吐气的复仇壮举。在这次热热闹闹的站队中，相当一部分人沉浸于朴素的“娱乐圈正义感”：由下而上的突破者，击败了由上而下的俯视者，后来者打败了前者，被讽刺者回击了讽刺者，大众喜欢的击败了自诩高雅的，统统应该得到支持。
但就像歌里所唱，“听歌的人最无情”，这种群体性的支持往往并不坚固。
比如，谁还记得，这次位列被刀郎“报仇”的四大音乐人之一的杨坤，在三年前一场极其相似的争论当中，还是受到网民鼎力支持的一方？
2020年，杨坤在直播间里怒批喊麦神曲《惊雷》：“太恶心，俗气……要旋律没旋律，要节奏没节奏，要律动没律动，神马玩意儿。”作者MC六道回应杨坤：“如果没人喜欢的话，它也不可能这么火。”随后引发网民的口诛笔伐。
在流行音乐的审美品位一路俯冲向下的时代，MC六道的问题在于“丑而不自知”，不仅没有立正挨打，还要一再反驳，结果说得越多，暴露的问题越多。要是他一开始就明白流量无分好坏都能变现的道理，大大方方地自嘲，甚至下场和网友一起调侃，画风或许又不同了。
如果说两场争论中的MC六道和刀郎都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大众文化，那前者遭到挖苦、后者受到支持的一大原因，应该是刀郎的《罗刹海市》是雅的——准确地说，是看上去雅。公众发自内心地支持一种能被广泛接受的、看上去雅的音乐，而更雅一些或者更俗一些、更大众一些或者更小众一些，都有随时被推到舆论对立面的风险。
刀郎此前对于那英评论的回应截屏
《惊雷》的确如MC六道回怼时所说的那样，“比杨坤任何一首歌都火”，喊麦的受众够广，但是观感实在太俗。刀郎早期的歌曲也是一样，“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而你是我的猎物，是我嘴里的羔羊”，和今天的《罗刹海市》放在一起，观感大相径庭。
所以说，大众的音乐审美偏好，本就模糊，当其中掺杂了一些道德判断之后，就更加多变了。有很多人听，却被批评低俗的MC六道，挨骂；拥有众多粉丝，但被指责不谦虚的说唱歌手小鬼，挨骂；曾经被评论俗气，但又带着一首高级的讽刺歌曲归来的刀郎，被夸。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复仇”的刀郎，已经不是当年唱遍大街小巷的刀郎，他早就换了一套表达方式。消解当年“俗气”质疑的办法，是用了十年时间变得更高级、更高雅，这大概是这场看似一边倒的“复仇”中，值得玩味之处。
当年的那英、杨坤、汪峰，也曾是“非主流”
雅俗之争在乐坛由来已久，如果只将这种争论理解为上位歌手对草根歌手的压制，那就太庸俗化了。这种争论的背后，是审美话语权的拉锯：到底谁才有资格定义什么是好音乐？
从这个维度来看，今天被网友放在刀郎对立面的那英、杨坤、汪峰等，都经历过从非主流走向主流的历史，也是特定时代的草根歌手。
先说那英。
上世纪80年代，那首日后广为传唱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因为太过轻快、太过讨好年轻人而受到批评。作者谷建芬索性办了一个培训班，培养通俗歌手，那英以及之后成名的孙楠、毛阿敏等人，都曾在她这里接受学习。那时，年轻的“那英”们，会思考自己的音乐是俗气还是不俗气吗？
再说杨坤。
1991年，爱好唱歌的杨坤19岁，唱了两首当时正流行的童安格的歌，顺利考入内蒙古武警文工团。在这之前，他是工厂的工人，也是文艺骨干。两年后，怀揣更大梦想的杨坤告别家乡，闯荡北京，在酒吧里唱了近十年，终于在新世纪初赶上了唱片业的落日余晖。2002年的专辑《无所谓》和2003年的专辑《那一天》，卖了上百万张。
至于汪峰等人的故事，则已经被更多人知晓。他曾是“大院”的异类，从中央音乐学院的科班体系中跳出，走上摇滚之路，更有甚者刷新了一代人对校园歌曲的认知。
崔健挽着裤脚走上舞台，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吼出一曲《一无所有》，成为80年代的一个注脚。对音乐的解释权从此被下放，什么是好音乐，人人都能说上两句。在随后漫长的雅与俗、精英与草根的话语权碰撞中，不断有人下沉，又有人上浮，曾经的好歌后来听上去俗不可耐，曾经的口水歌日后却成为经典，连大众的口味也在时代中走马灯般转换，谁又能说自己总能占领雅俗共赏的高地呢？
所以，如果一定要说“那英”们犯了什么错，就是话说得太早也太满，没有想到刀郎们也有变雅的一天——也许，站在顶点的人，总会或多或少地误以为自己来到顶点的过程独一无二、难以复刻。
就像一些网友揶揄的那样，今天回过头看，同样是世纪初的流行音乐，“城市那么空”“回忆那么凶”的杨坤，又比“站在八楼前等二路汽车”的刀郎，高级到哪里去呢？
“草根时代”的回响
几乎每一轮时代变迁、媒介转换，都能在乐坛催生一批屠龙少年的故事。八九十年代，流行音乐、摇滚乐从非主流挤进主流之后，新世纪以来，互联网和选秀节目又生长出新的变量。
2004年《老鼠爱大米》一个月的下载量，就抵得上一张销量数十万张的唱片。此后“草根歌手”作为一个群体，陆续登上舞台，有过许多省份流浪经历的刀郎只是其中之一。
放羊娃出身的阿宝，2004年通过央视的《西部民歌电视大赛》出圈，次年获得《星光大道》总冠军，又过了一年登上春晚。
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记得的“西单女孩”任月丽，她在西单地下通道唱歌的视频被上传网络，于2008年意外走红。三年后，这个河北姑娘也上了春晚。
2010年走红的旭日阳刚，也有相似的经历。两个农民工兄弟光着膀子，翻唱汪峰的《春天里》的视频在网上流传，一炮而红，春晚的大门由此向他们敞开。
2011年，山东台《我是大明星》在济宁海选，穿着破旧军大衣登台的“大衣哥”，用极具反差效果的一首《滚滚长江东逝水》征服了评委。作为地地道道的乡村歌星，他也在第二年走上春晚。
从阿宝到“西单女孩”，从旭日阳刚到“大衣哥”，这些草根歌手背后都关联着不同的社会议题，也都有正向的解读空间。无论是农民歌手还是民工兄弟，抑或是城市平凡的打工者，他们的歌唱被听到、他们的努力被看到，都是足够动人的事。
草根歌手们的崛起，是大众热爱的逆袭故事，也代表着民间话语的力量闯入专业歌手们占据话语权的主流乐坛。网友愿意为他们欢呼，综艺节目愿意挖掘、包装他们，以春晚为代表的主流舞台也向他们发出邀请。
但谁都没有想到，互联网按下加速键，也为音乐审美的更迭按下了加速键，关于旭日阳刚、“大衣哥”等的讨论，在短视频里迅速沦为家长里短、人情世故的围观，名利像潮水一样涌来，草根歌手很快消失于中国音乐的版图，一批幸运儿之后再无后继者。
网络几乎无限地下放了音乐的解释权，不会再有主流和非主流，不会再有专业歌手和草根歌手之争，雅俗的边界也连同“乐坛”的边界一起模糊。人们对于“刀郎复仇”一厢情愿的解读是一场网络狂欢，背后是音乐品位的彻底平权，以及几乎沦为BGM、饭圈符号和手机铃声的流行音乐。
尽管新歌已经几乎听不出当年的味道，但刀郎的回归，仍像是草根时代的余音和回响，也提醒我们稍稍回忆起“那英”们的草根经历。那么，这场风波能留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大概就是，一首歌和一个歌手的命运，要考虑到时代的进程，任何关于庸俗的指责，都应慎之又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曹吉利，编辑：谭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