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高滔滔,原文标题:《经济学家管清友:扛过去,静待周期切换》,题图来源:《山河故人》


如今,大众对中产阶层的群体印象已经出现了扭转,他们似乎不再是幸福指数高的一群人了。


随着“中产返贫三件套”,即千万元的房贷、不工作的全职太太、读国际学校的小孩等网络热梗的走红,中产阶层的滑落开始成为人们谈起中产时绕不过的话题。


在人们眼中,如今的中产,特别是新中产,十分脆弱。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是乘时代的风口而上,踩中了互联网、房地产等技术或投资红利,从而实现了阶层跃迁。


但这世上大多数行业和投资的红利期都是限时的,风口一过,就难免有人要开始坠落。


站在更宏观的时间维度来看,中产阶层的洗牌、换代,并不是当下特有的现象,而是在任何地域、许多时代都曾出现过的阵痛。


在当下,找到中产阶层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找准他们在如今的经济大环境中的应对之道,至关重要。


为此,《新周刊》专访了经济学家、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


(图/《西虹市首富》)


新周刊 :你认为哪些人称得上是新中产?哪些行业催生了新中产?他们身上具备哪些共同的特质?


管清友 :近些年,主要是三驾马车——技术、货币环境、产业政策的驱动下,造就了一批新中产。


技术的变迁让固定的群体从中受益,移动互联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过去十年互联网的快速扩张,使从业人员收入增长很快,他们除了工资性收入外甚至还有股权性收入。


第二个是金融领域,过去十几年的金融环境是很宽松的,一直在鼓励大家创新创业,市场活起来了,就势必会出现一批受益者。


还有一种情况是政策驱动,比如说在教培行业被整顿之前,有很多人在这个行业里赚到了钱,包括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全球化,其实在本质上也给大家带来了机会。


(图/《三十而已》剧照)


什么算是中产呢?国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虽然说收入和财富是界定中产的一个主要指标,但我认为不能仅靠对资产的量化来下这个定义,它还包括社会保障、个人生活的尊严和体面、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的维度。


我认为中产实际上描述的是一个群体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和状态,每个城市的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情况都不一样。


你看北京海淀的中产阶层和云南小城市里的中产阶层,他们的生活一定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我不认为把中产阶层用统一的标准来界定是科学的。


大概有几个条件:一是收入有保障而且是可预期的;二是除了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外,还有闲暇的时间和收入来进行自我投资;三是社会的基础保障,像子女教育、个人医疗及养老等问题都包括其中,要有避免因病返贫的能力,这也一直是重要的社会议题。


新周刊 :近两年,人们开始更多地讨论中产阶层的不稳定性,你怎么看?


管清友 :中产阶层一定是动态变化的,因为它跟整个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都有很大的关系。


举个例子,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围绕着一个产业工人就会形成一个中产家庭,比如一个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他的老婆不用上班,有两个孩子,还有一栋带泳池的房子,可能家里还有两辆车,因为当时这个产业是朝阳产业嘛。


但随着日本、德国、法国,包括后来我们中国车企的崛起,汽车产业发生了一个转移,你看底特律现在都成为一座死城了,所谓的北美五大湖区也成铁锈地带了,这就是产业转移对一些社会阶层带来的影响。


(图/《底特律的崩溃》)


2000年左右,中国的媒体产业也经历了一个高速成长期,那时候的编辑、记者中也出现了一批新中产,但现在互联网自媒体的发展把这份红利挤没了。


任何时代都有踩中风口的人,但这些人并不一定具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当潮水退去以后,必然会发生滑落的现象。


新周刊 :那中产应当如何应对?


管清友 :我们经常讲不要把时代的红利期当成自己的本事,不要把时代的β当成自己的α。


技术变迁导致一个产业的红利期消失,我们称之为毁灭性创造或者结构性失业,这种情况下就只有转型和升级这两条路了。


比如说你只是一个普通的产业工人,你是无法阻挡一个产业的衰落的,你的生活也势必会受此影响,那么你就需要有适应经济周期波动的能力,并且有较强的认知能力。


能不能从普通的工人成长为更高级的工程师?或者这个行业我不做了,我能不能去做人工智能、去做文化?当然,转型和升级这两条路都很难。


新周刊 :在一线城市的中产群体之外,还有“县城中产”这样的存在,你觉得县城中产是否更具抗风险能力?


管清友 :移动互联网及其涉及的很多产业业态,不大可能会辐射到所谓的四五线城市,像我们说的大厂基本都集中在一线城市、省会城市,所以因为技术变迁而实现阶层跃升的中产,在县城是几乎不存在的。


县城涌现新中产,基本都是因为货币环境和产业政策,比如前些年很多人买了房,在房地产中赚到了钱,也有一些人是因为产业而致富,比如开幼儿园、教培机构,等等,这些并没有绝对的地域差异,在过去这些年里,房地产可能是唯一一个给大家都提供过红利的行业。


县城中产和一线城市中产的生活状态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他们所享受的公共服务是不一样的,生活成本是不一样的,收入和预期收入也是不一样的,抗风险能力也不一样。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县城中产的抗风险能力是比一线城市中产要更强的。


(图/《山河故人》)


新周刊 :有专家认为“中产阶层崛起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文化消费、奢侈品消费,跟生活质量、跟审美有关的消费将大幅度提高,它会彻底改变中国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你认同吗? 


管清友 :对于个体而言,当然会涉及起起伏伏,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中产阶层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这个社会的稳定器,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本盘。


一方面,中产阶层有一定的资产,他们的收入和消费稳定,有利于整个社会形成稳定的资产市场。


另一方面,他们生活相对稳定,不愿意折腾,对未来的生活也充满了希望,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是愿意加班、愿意做房奴、愿意养孩子的,这是一种群体心态,所以他们也是这个社会的动力。


新周刊 :2020年上半年,你在谈到新中产的投资之道时提出要“静待周期切换”,你现在依然这么认为吗?在投资、创富、资产增值上,你有什么建议?


管清友 :我依然是这个观点,慢慢等吧,这个周期可能会很长,对个体来讲,毕竟是要养家糊口的,所以在这一时期尽量还是要有一份稳定的职业,在投资上更适合保守一些的策略,从配置上看应该更多是对冲式的,而不是说你准备了多少钱,可以亏多少钱,一定要保障资产少缩一点水。


当然,最重要的是努力提升自己,可以去读书开阔视野,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


虽然现在机会少了,而并不是说没有机会,只不过以前的机会是普惠性的,而现在真的是偏爱少数有准备的人。


大家要务实一点,要学会“过冬”。


(图/《重版出来!》剧照)


新周刊 :中产焦虑有破解之道吗?


管清友 :我们要用系统性的思维去看待这个问题,当下中产阶层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希望的问题,经济增长好不好,它只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印象中美国有一部大片叫《兵临城下》,讲的是一个狙击手的故事,当时赫鲁晓夫在前线想要给士兵们做个典型、指挥作战,有一个很年轻的政委看到了这一点,就对赫鲁晓夫说:“要给他们希望。”


我对这一幕印象很深刻,其实现在中产阶层面临的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这个就和家庭一样,收入多一点、少一点,有时候困难日子过得苦一点,但只要家里和谐,就都能扛过去。


新周刊 :关于中产群体,你还发现了哪些有趣的新现象?


管清友 :最新的现象就是大家确实更佛系、更躺平了,现在的中产阶层也在往躺平的方向走,中药、彩票和上香,是现在疗愈系经济三件套。


有很多人认为现在的中国和日本一样,来到了一个低欲望社会,但我觉得二者在本质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规模大,我们还有很多机会,用专业的话来说,中国经济的空隙度还很大,所以在很多地方,大家仍然在热火朝天地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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