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 (ID:new-weekly),作者:张明扬,编辑:谭山山,题图来源:《长安三万里》


正在热映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安史之乱后数年。吐蕃大军入侵西南,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适交战不利,退守泸水关,长安岌岌可危。朝廷对按兵不动的高适起了戒心,派来监军太监询问。高适向对方讲述了自己与诗人李白数十年的交往,一幅描述大唐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就此展开。


安史之乱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节点。历史写作者张明扬著有《弃长安——安史之乱前后的内廷、诗人、政争与叛乱》(天地出版社2021年12月版)一书,我们请他撰文,梳理这场动乱对那个时代的诗人及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在安史之乱中,诗人不再仅仅是诗人,或困蹙、或悲泣、或记录、或显达、或死难,李白、王维、杜甫、高适、王昌龄等人都以各自的方式进入平叛史。”张明扬写道。


一、“诗圣”的诞生


《长安三万里》基本没有涉及安史之乱爆发后的杜甫。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当安禄山在幽燕敲响乱世的鼙鼓时,44岁的杜甫正从长安赶往奉先(今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探视家小。


到家时,他发现幼子已经饿死,万箭攒心中写下《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待杜甫安顿好家人,马嵬驿兵变已经爆发,唐玄宗李隆基与太子李亨分道扬镳,李隆基入蜀避难,李亨“遮道请留”。


杜甫决定去投奔李亨的流亡朝廷。谁料在途中,他意外遭遇了安史叛军,被俘押往长安。据洪业在《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书中所写,“叛军可能把他洗劫一空,然后让他作为挑夫进入京城。即使他们发现他是一名诗人和官员,他的名气和官阶都不足以引起叛军的尊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被留在长安,而不是被押解送往安禄山所在的洛阳”。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5月版)封面。


在被拘长安期间,杜甫写下了两首名作:一首是中秋怀念家人的《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一首是《哀王孙》,他在长安可能碰见了一名刀口余生的李唐宗室,“金鞭断折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


还有一首是写于至德二年(757)春的《哀江头》,杜甫独自来到长安东南角的曲江池缅怀盛世,还写到了杨贵妃,“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


这之后没多久,杜甫就觅得机会逃了,出走方向不变,还是继续找李亨。至德二年(757)四月杜甫找到流亡朝廷时,已在灵武称帝的李亨任命他为左拾遗,这就是“杜拾遗”这个著名称呼的由来。


《述怀》一诗中记录了这一场景:“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


看起来,“从龙”的杜甫在仕途上将迎来一飞冲天,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但仅过了几个月,杜甫为失势的宰相房琯仗义执言,上疏叫屈,因此卷入了太上皇李隆基与皇帝李亨的权力之争,险些锒铛入狱。


乾元元年(758)六月,杜甫被贬华州(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但杜甫此时可能还没意识到,由于在最敏感的问题上得罪了李亨,他的政治生涯已然就此终结。


政治失意与天下大乱共同成就了“诗圣”。乾元二年(759)年底,弃官南下的杜甫一家抵达成都,在西郊盖了一所草堂。这一年,杜甫写下了伟大的 “三吏”“三别”,沉郁顿挫的杜诗从此具备了“诗史”的意味。


广德元年(763)春天,杜甫在蜀地听闻安史之乱平叛成功的消息,惊喜欲狂,写下了“生平第一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如果杜甫没有被贬斥,以他的才具,他的政治人生或许更为辉煌,但中国文学史很可能就少了“诗圣”和“诗史”。道理也很简单:身在朝堂之上,他又怎么能看到那些民生疾苦乱世离散?


《长安三万里》中的青年杜甫。


二、成了“落水文人”的王维


杜甫一生都在仗义执言,除了宰相房琯,他也为王维鸣不平。


在《长安三万里》中,王维出场寥寥几次,且都是以贵公子的形象出现。


安史之乱前的王维,富贵闲适,与至友裴迪在辋川山谷中的别居写下了《辋川集》二十首。至今,辋川仍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家园。王维此时诗名满天下,杜甫固然远远不如,名声甚至超过李白,隐隐有盛唐第一诗人的气象。


但安史之乱的爆发改变了一切。


与杜甫一样,王维也做了安禄山的俘虏。但王维的不幸在于,他诗名过盛,安禄山专门派人将他从长安接到洛阳,不知用了什么手段,逼迫王维做了大燕朝的官。


王维就这么成了“落水文人”。


仅过了一年多,唐军光复洛阳,王维作为陷伪“贰臣”,进了监狱,甚至有性命之危。他的弟弟王缙“削己官位以赎兄罪”,那首著名的《凝碧池》(“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也证明了他在陷伪期间仍然有故国之思,王维这才逃过一劫。


在王维的至暗时刻,杜甫写了一首诗为他叫屈:“中允声名久,如今契阔深。共传收庾信,不比得陈琳。一病缘明主,三年独此心。穷愁应有作,试诵白头吟。”(《奉赠王中允(维)》)


大劫之后,王维登上了他这一生的仕途顶峰:当上尚书右丞;与至友裴迪共同寄情于辋川山居,其晚期诗作充满了遁世感,被后世称为“诗佛”。


但王维远没有做到“诗佛”的太上忘情,晚年的文章中他翻来覆去反省自己为何不能自杀殉国,直至去世。


没有安史之乱与被俘陷伪,就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王维的“晚期风格”,而我们所知道的王维,将与《长安三万里》一样,只有山水、交游与盛世。


三、至死都是“谪仙人”


杜甫为在流放中的李白写过一首鸣不平的诗: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不见》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带着妻子宗夫人逃出睢阳,一路南逃。再晚走几个月,睢阳即将爆发安史之乱中最惨烈一战。


南逃中,李白碰见了“草圣”张旭,也听到了无数兵败的消息,他一度深感复国渺茫,欲效申包胥哭秦庭而无人可哭。一直到天宝十五年(756)秋,李白才与宗夫人在庐山隐居下来。


但乱世与修道并没有湮灭李白一生炽烈的入世之心。永王李璘起兵后,57岁的李白不顾宗夫人的强挽,加入了永王阵营。此时,他的心气直追14年前的二入长安,幻想来日像苏秦一样拜相归家,“归时倘佩黄金印,莫学苏秦不下机”。


在永王军中,李白写下了《长安三万里》中出现过的《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他在这组诗中表现出来的忘乎所以与昧于大势,完美体现了他一直以来在政治上的幼稚,以及求官心切。


永王起兵虽得到太上皇李隆基的幕后支持,但因为与皇帝李亨分庭抗礼,被时人视作“叛乱”,除了李白,举国几乎没有其他著名文人加入。


偏偏李白加入了,更惨的是,仅一个多月后,永王就败亡了。这一个月的政治投机,就让李白身陷囹圄,甚至有性命之忧。在狱中,李白给各路友人及权贵写信以求脱罪,其中一封诗是寄给此时已经为高官的高适。


高适本是李白的旧交。天宝三年(744)前后,李白、杜甫与高适在梁宋(今河南省商丘市)一带同游,杜甫多年后曾作诗回忆当时情景:“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


高适并没有回信,更没有救李白。这固然可以说高适冷酷无情,但他若是担心被李白逆案牵连也是人之常情。当然,《长安三万里》给高适安排了一个忍辱负重的理由。


但李白还是足够幸运的,很多与他并无深交的人都参与了对他的营救,最终被轻判流放夜郎。


更幸运的是,乾元二年(759),李白至白帝城遇赦,立即返舟东下江陵,途中快船快意地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早发白帝城》。


李白的伟大无处不在,其中一处是,安史之乱对他的创作风格没有本质性改变,李白至死都是那个放浪不羁的“谪仙人”,绝笔仍在自比大鹏鸟,“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而在民间的传说中,世人也给了李白一个更符合他身份的死法:大醉后,跳入水中捉月而死。


“诗圣”需要关切吾土吾民,一枝一叶总关情,写诗也要合为时而著,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而“诗仙”呢,只要做他自己就可以,一生的情不自禁,一生的放诞不拘,一生的求官心切,都可以。


《妖猫传》截图,辛柏青扮演李白。


四、高适和王昌龄


同样是旧友,高适没有救李白,但他对落魄于蜀地的杜甫却尽力照拂。


据说,高适曾给杜甫寄过一首诗,杜甫当时没有看到,等到高适去世8年后无意发现,顿时“泪洒行间,读终篇末”。


在安史之乱中,李白附逆,王维陷伪,杜甫失官,年过五十的高适在仕途上则横空出世,凭借平定永王之乱乘风而上,官至节度使,如《旧唐书·高适传》所言:“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在安史叛军兵临长安城下时,杨国忠与朝中诸大臣都惊慌失措,相顾垂泪,只有跟随哥舒翰守潼关的低层官员高适挺身而出,建议紧急动员,死守长安。


《旧唐书》给他的评价是:“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


高适的仕途固然比李白、杜甫和王维更为顺遂,但很多也是运气成分,更因为他站对了队:高适曾追随李隆基入蜀,但很快就回到李亨身边,在永王之乱中展现了对李亨的忠诚。


高适的政治军事才华远不如《长安三万里》中那么高明。在政治上,《旧唐书》说他“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新唐书》只是改了几个字眼;在军事上,高适也不是什么军神,“吐蕃取陇右,适率兵出南鄙,欲牵制其力,既无功,遂亡松、维二州及云山城”(《新唐书》)


与仕途成就完全相反的是,高适作为诗人的文学成就基本上发生在安史之乱前——准确地说,是追随哥舒翰在河西任掌书记期间。


这段经历,成就了高适作为边塞大诗人的文学史地位,正如《旧唐书》所言,“适年过五十,始留意诗什,数年之间,体格渐变,以气质自高,每吟一篇,已为好事者称诵”。


作为在盛唐熠熠生辉的诗歌品类,边塞诗的辉煌随安史之乱而终。安史之乱后,大唐边军从河西、陇右等地内调勤王,宣告了唐帝国退出在西域和中亚的上百年经营,昔日的世界帝国收缩为一个“小中华王朝”。


没有了盛唐军功,没有诗人从军,又哪里还会有什么边塞诗?


与高适齐名的边塞诗人还有王昌龄。


天宝八年(749),李白听说时任江宁县丞的好友王昌龄远贬龙标县(今湖南省洪江市黔城镇),挥笔写下《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安史之乱爆发后,至德二年(757),王昌龄从龙标辗转回乡,路过亳州时被濠州刺史闾丘晓莫名杀害。原因可能仅仅是,闾丘晓嫉妒王昌龄的才华。


也是在这一年,睢阳城陷,张巡被俘后殉国。而原因之一是,闾丘晓畏敌不进,刻意放慢救援速度,导致睢阳在孤立无援中失陷。


事后,宰相张镐召见闾丘晓时以贻误军机罪杖杀了他。行刑前闾丘晓曾以家有老母为由乞活,但张镐冷冷地回答:“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乎?”


如王昌龄与张巡的奇妙历史相遇一样,在安史之乱中,诗人不再仅仅是诗人,或困蹙、或悲泣、或记录、或显达、或死难,李白、王维、杜甫、高适、王昌龄等人都以各自的方式进入平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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