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郑依妮题图 | 《小欢喜》“房贷近千万、配偶不上班、二娃上国际”被戏称为当代中产“吃土三件套”。
新中产抱怨月薪三五万元撑不起孩子一个暑假里的开支，在子女教育上左支右绌、捉襟见肘。
中产父母最害怕的事，是“小镇做题家”出身的自己耗尽一身力气，却养出了一个“城市做题家”。
2016年3月19日，北京，参加舞会的富家学生。（图/视觉中国）
10年前，谢嫚在香港大学读完MBA以后，就留在了香港工作、结婚生子，成为“港漂”一代。
谢嫚的儿子果果在香港出生，成为了“港漂”二代。
（图/《陪你一起长大》）
香港恒生银行曾公布一项调查报告，在香港养育一个孩子平均每年需花费28.4万港元，养育一名孩子至22岁的总开支为600多万港元，教育成本是全球的2倍。
可即便这样，仍有许多家长担心自己没有为子女做到最好。
随着内地经济的崛起，谢嫚和先生看到了内地的前景，两人经过商量后，决定离开香港北上，回深圳发展，从“港漂”变成了“深漂”。
那一年，谢嫚的儿子果果6岁。因为果果属于香港户籍，无法在深圳入读公立学校，于是谢嫚给儿子报读了深圳一家口碑不错的私立学校，依旧是纯外语教学的。
谢嫚说：“就算能读公立，我也还是会给他选择私立学校，毕竟教学方式还是有很大不同。这里的老师都要求英语教学，除了教学大纲的课程外，学校还有丰富的课外兴趣班，如足球、游泳、棒球、骑马、编程、网球等。果果每年学费在15万元左右，如果算上其他校外培训班的支出，每年在教育上的花费大概是20万元。”
（图/《三十而已》）
在谢嫚对孩子的教育规划中，大学出国留学板上钉钉。比起大部分还在“鸡与不鸡”之间摇摆不定的家长来说，谢嫚有着清晰而明确的育儿目标。
私立学校给谢嫚最大的感受就是大部分家长都很优秀，孩子也很成熟，“都是一群志在出国的人”。
学校配合着家长，从小学开始就已经明确规划出一条“爬藤之路”。
在私立学校的初中生，理想的大学不一定是清华、北大，可能是哈佛、耶鲁、伯克利音乐学院或者帝国理工学院。
有过留学经历的谢嫚深知，留学之路并不容易。如今国内本科留学市场早已白热化，能被美国“藤校”录取的学生，除了要拥有亮眼的托福成绩和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分数，还要有精彩的社会实践、课外活动、国际奖项、科研赛事。
至于钢琴、舞蹈、书法之类浅尝辄止的兴趣班，在谢嫚看来都是无用功，“因为这不能给孩子简历带来任何帮助，除非你的孩子能学到天花板级别”。
2023年4月8日，广州，在红土球场参加网球培训的孩子。（图/高菲）
谢嫚从小就是在所谓的中产精英教育下长大的，学过的兴趣班、特长班不胜枚举，从体育、绘画到音乐，都学了个遍。
所以她成为母亲时开始反思：如果对升学无益，让孩子花费大量时间去学那么多兴趣班是为了什么？
谢嫚说：“很多孩子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家长要的往往是一个名校文凭。对于私立学校的学生而言，出国总是比一本线可控，如果对留学的国家或排名要求不高，一定可以录到前100名的名校。你以为的因材施教，最终还是因‘财’施教。”
在谢嫚看来，“爬藤之路”不但要看孩子本身的性格和能力，还要看“包装能力”。
她说：“每年暑假是一个很好的包装社会实践经历的时间，最好专注在一个领域，果果从4岁开始学习编程，如今已经坚持学了10年，也去参加过不少比赛了，这个经验可以帮助他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写出一篇出色的简历。当然，这种包装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让学校看到你十几年的坚持，而不是最后冲刺阶段才来硬凑一个成绩。”
减负之后，中产孩子卷起了体育特长
体育是实现阶层流动的另一个通道。
根据阿斯彭研究所的统计，美国有约3/4的适龄儿童参与至少一项有组织的体育运动。少儿运动市场的规模被认为超过170亿美元。
在某项运动上具备高水平竞技能力意味经济和荣誉的双重好处，一名成绩出色的高中运动员可以获得进入名校的机会，有可能改变人生轨迹。如今，不少中国父母也在带着孩子“卷”体育运动。
在不少家长眼中，体育特长似乎是一条另辟蹊径的“藤校”之路。
前有哈佛毕业生林书豪，后有奥运滑雪冠军、斯坦福学生谷爱凌，以及保送清华的苏翊鸣。
奥运滑雪冠军、斯坦福学生谷爱凌。（图/视觉中国）
家长们心想，也许自己的孩子不一定能成为谷爱凌或苏翊鸣，但作为家长，至少得先给孩子投入到体育成长的环境中去，才能让一切皆有可能。
2022年12月，年仅11岁的中国女孩王子今代表中国参加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办的斯巴达勇士儿童赛世锦赛，在9—11岁女子组比赛的最后时刻逆转夺冠，并创造了新的历史。
在美国赢下世界冠军头衔之前一个月，王子今还打破了斯巴达旗下室内体能赛10—13岁年龄组的女子世界纪录。
从2018年第一次踏上斯巴达赛场至今，王子今已参加过数十场比赛，从赛场“常客”逐渐成长为赛场“常胜将军”。
除了斯巴达比赛，铁人三项、马拉松、跑酷、游泳等体育项目也是她十分喜欢的运动。
王子今的父亲王冬一路伴随女儿参加各种比赛，女儿从“体育差生”变成了如今的冠军，他也经常被不少家长请教培养体育冠军的育儿之道。
王冬说：“几乎每个周末，我会带着她飞各个城市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今年暑假，她还要去美国读一个月的夏校。”
自从中国引进斯巴达勇士儿童赛后，该赛事吸引了众多中产家庭的参与，每次只需一两天名额就爆满，多数情况下都是一票难求，且一年比一年火爆。
（图/Unsplash）
回顾近十年，中国体育培训机构确实迎来了历史以来最快的爆炸型增长期。
在“双减”政策和体教融合等系列政策的加持下，家长对体育教育的认知正在被重构和升华，高附加值、强社交型的体育项目在新中产中尤为出圈，滑雪每年需要投入10万元，而冰球则是20万元起步。
“体育鸡娃读者调研”显示，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家长“鸡”体育最猛，孩子从幼儿园起人均报1—3个班，多则六七个班；有最热门的运动界“四大金刚”游泳、羽毛球、击剑、网球，也不乏冰球、巴西柔术等小众项目；63%家长每年花费1万—5万元，其他家长少则几千元，多则几年花了100万元。
（图/Unsplash）
《一激到底》的作者是美国社会学家希拉里·弗里德曼（Hilary Friedman），她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
她访谈了美国95个中产家庭，这些家庭的孩子大多参与了足球、国际象棋、舞蹈等竞争性课外活动。
访谈结果发现，在家长们的“报班狂热”“鸡娃焦虑”背后，原来隐藏着很多理性的决策机制。
他们通过让孩子参加“竞争性童年活动”，来让孩子获得参加普通儿童游戏所无法获得，但对未来读大学和工作大有帮助的“童年竞争资本”。
90后中产育儿，不再盲目内卷
随着90后加入育儿大军，不少人是从小被“鸡”过来的，反而越发懂得反思何为正确的“鸡娃方式”。
不少人曾经在“鸡娃”的路上身陷焦虑的旋涡，后来逐渐能够正视自己的焦虑来源，最后找到教育的“初心”，李娜就是其中之一。
李娜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儿子今年7岁。他原本和一个好朋友约好周末一起去动物园玩，结果对方因为要上网课没来。
李娜作为心理咨询师，第一反应是，这孩子真可怜，他应该更想和朋友一起玩而不是去上网课；第二反应是，为什么他的父母认为对于孩子而言，上网课比出去玩更好？
（图/《陪你一起长大》）
在和不少家长的交流中，李娜发现，许多家长花费大量的精力为孩子安排紧密的补习课程，已经成为一种隐性的教育趋势。
李娜说：“在青少年心理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家长这些目标和信念是否真正对孩子有帮助，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李娜说：“曾经我也在教育孩子的路上走火入魔，孩子发烧了，我脱口而出的竟是‘赶快好起来吧，补习班请假很麻烦啊’。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本末倒置了。我开始问自己，我的焦虑感到底从何而来。‘鸡娃’是中产避免阶层跌落的唯一方式吗？”
樊登说，孩子就像是父母的“复印件”，如果“复印件”出了问题，那么一定是“原件”出了问题。
在“觉悟”后的李娜看来，焦虑的家长容易急功近利，只关注眼前的育儿成效而忽略了孩子本身的发展。
但是，成长是一场马拉松，如果因为一时的得失而不长远考虑，其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的。
（图/《三十而已》）
在中国，有千千万万个中产家庭为孩子的教育而发愁。这些父母深知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在那个“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里，孩子未来的生活品质如何，牵动着许多父母的心。
保罗·福塞尔在《格调》中写道：“那些刚来的、精力充沛、不断追求上进的人，在攀登社会阶梯的战斗中已经汗流浃背了，却突然吃惊地发现，通向被上层社会完全承认和接受的门仍然是关着的。”
在他看来，富裕阶层的孩子主要靠“继承财产”，中产阶层的孩子主要靠教育。
中产的子女是否还能保持中产，往往取决于他们是否能顺利获得足够好的教育文凭。
（图/《小欢喜》）
在中产阶层的教育竞赛中，如果上了“清北”，还要上“藤校”，上了“藤校”，还要留在硅谷。
在不少人看来，他们进退失据的样子体面全无，可笑又可悲。
但如果从功利和务实的角度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的确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里最不坏的选择了。
很多90后、00后认为“儿孙自有儿孙福”，如今在年轻的父母中，“鸡娃不如鸡自己”的论调越来越高昂，正如纪录片《出·路》中所说：“在弱肉强食的社会法则面前，孩子教育的决定性因素绝不是学区房，而是父母的言传身教，父母越不努力，孩子越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