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孙树强，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2007~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渐渐平息之后，2010年5月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继之而起。受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影响，欧元区部分国家财政形势难以为继，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等经济体主权债务面临违约风险，对全球经济形势造成了又一波冲击。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除了对欧洲及全球经济产生冲击之外，对欧元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对于国际货币来说，发行者的政府债券要足够安全，从而可以作为国际投资者持有的投资标的，若政府债券都可能违约，必然会对此种国际货币产生严重打击。受主权债务危机影响，投资者对持有欧元心存顾虑，欧元汇率走弱，国际储备规模下降，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欧元前景一片暗淡。因此，这次主权债务危机也被视为欧元危机。当时，为了挽救国际社会对欧元的信心，欧洲中央银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承诺：“根据我们的使命，欧洲央行将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欧元，相信我，我们能够做到。”
欧元诞生之时，部分人曾非常看好其未来前景，甚至有人认为能够挑战美元的国际地位。但金融危机以来的实际情况表明，欧元似乎存在很大的缺陷，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并没有如预期那样大，前景也似乎并不乐观。
最近，有两本书对与欧元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值得仔细阅读。马库斯·布伦纳梅尔、哈罗德·詹姆斯和让—皮埃尔·兰多合著的《欧元的思想之争》对欧元区两大经济体德国和法国的经济理念差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着重分析了这种差异对部分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救助进而对欧元危机的影响。这本书理论功底深厚，但在讨论问题时又深入浅出，让读者清晰地看清了欧元背后的经济理念差异和政治博弈。阿绍卡·莫迪所著的《欧洲悲剧：欧元如何一步步将欧洲推入深渊》则探讨了欧元产生的来龙去脉，并对欧元危机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欧元是一个经济错误，也会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莫迪认为，欧元不仅难以整合欧洲，如果由欧元产生的一些问题继续恶化，甚至会撕裂欧洲。
欧元危机后，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斯蒂格利茨也出版了一本名叫《欧元危机：共同货币阴影下的欧洲》的书来探讨欧元存在的问题，斯蒂格利茨也对欧元的前景较为悲观。本文的内容主要根据《欧元的思想之争》和《欧洲悲剧》写就，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认真阅读斯蒂格利茨的书籍。
一、欧元的前世今生
欧元产生于欧洲人加强政治和经济联系从而避免再次发生战争的愿景。历史学者基思·罗威在《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一书中指出：“作为战争的余波，复仇和惩罚的浪潮席卷了欧洲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历史的伤痕未被抹去，战争的余波却放大了社区之间、民族之间的怨恨情绪。”二战之后，欧洲人的一个想法是要在经济和政治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会提高战争的成本，从而避免再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从1951年的煤钢共同体到1957年的《罗马条约》，再到1967年的欧洲共同体，欧洲各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提出单一货币，便利欧洲内部贸易，似乎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法国最先提出了创立欧洲统一货币的倡议。1969年12月，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提议在荷兰海牙召开欧洲领导人峰会，在这次会议上，蓬皮杜提议建立一个欧洲货币联盟，也即在欧洲实行单一货币。海牙峰会决定成立由卢森堡首相皮埃尔·维尔纳领衔的专门委员会，负责制定欧洲单一货币计划。蓬皮杜之后的几任法国总统，也都对欧元持积极态度。
当时，德国是反对建立货币联盟的，德国比较倾向于市场化，也愿意采取浮动汇率（此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尚未解体，但已时日不多），德国担心实行统一货币会为经常发生危机的国家买单。1982年上台的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开始对统一货币持反对态度，但在德国统一之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转而支持单一货币。对于为什么科尔态度会发生转变，目前的记录没有明确的解释。莫迪在《欧洲悲剧》一书中写到，他（科尔）或许认为，单一货币能保障和平；或许，是他本人想被写进历史，也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其他部分欧洲国家也反对单一货币。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是单一货币最尖锐的反对者。她认为，单一货币缺乏明确的收益，却存在很大的风险，而且会侵蚀国家主权。撒切尔的继任者约翰·梅杰秉持撒切尔对欧元的反对态度。后来，当欧元推出之时，虽然英国留在欧盟内部，但并没有使用欧元。1992年6月，在丹麦举行的全民公投中，多数选民反对加入单一货币体制，最终丹麦也没有加入欧元区，而是继续使用自己的货币克朗。
实际上，虽然法国总统支持统一货币，但法国人民并不是对欧元求之若渴。1992年9月，法国就采用单一货币进行投票，有近半数选民不赞同历届法国总统梦寐以求的单一货币。如果当时法国投反对票的选民再多一点，那么也就不会有欧元存在了。
纵然有多种反对意见，纵然其成本和收益很难估算，纵然其前景并不明朗，但欧元背后有强大的政治愿景，而且政治愿景胜过了经济考量，这就够了！欧洲人需要欧元来阻止欧洲再次发生毁灭性的战争。最终，在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二、欧元危机的起源
从1999年初欧元发行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前，欧元的国际地位是不断提升的。从国际储备来看，欧元占比在2009年三季度末一度达到27.98%，在欧元危机之后逐渐下降，目前只有20%左右。
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主权债务危机，2010年10月8日，法国总统萨科齐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位于法国诺曼底的度假小镇多维尔举行会谈，双方达成一份协议，大概内容包括：德国放弃之前对于欧元区国家预算进行事前控制的要求，法国则同意处理主权债务危机应允许私人债权人充分参与，这实际上意味着持有欧元区国家政府债券的债权人需要承担一定损失。
这是从官方的角度证实，持有欧元区国家政府债券并不是高枕无忧的。时任欧洲央行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万分不安，并说：“这是要毁掉欧元”。《多维尔协议》对市场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由于市场的恐惧，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的政府债券收益率明显提高，与德国政府债券收益率之差显著扩大。
从国际货币承担的职能来看，投资功能对于货币国际使用至关重要，而在投资功能中，国债也就是中央政府债券又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目前，美国政府之所以能持续扩大债务规模，就是得益于美元的国际地位，由于持有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全球的投资者都在投资美国国债。对于私人部门参与欧元区部分危机国家的债务处置，多方都持支持态度。例如，经济学家支持的原因在于这为债务可持续性提供了明确的框架，政治家支持的原因在于它要求投资者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债务国支持的原因在于可以减少财政支出，但投资者反对，因为这会使投资者遭受损失！
实际上，对于国际化货币来说，经济学家、政治家、债务国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投资者，如果投资者用脚投票，那么货币国际化也就无从谈起。欧元危机之前，在投资者的意识里，债权人遭受损失这种选择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投资者认为政府一定不会坐视主权债务违约而不顾。然而，《多维尔协议》提出了主权债务违约的可能性，投资者需要重新审视投资欧元区部分国家债务的安全性。
欧元危机是由欧元区部分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引起的，其本质是投资者对于曾经认为是安全的资产失去了信任，连带着对欧元也失去了兴趣。深入来看，欧元危机起源于货币一体化背景下，欧元区各成员国财政却各行其是，而且没有明确的财政协调和救助机制。《稳定和增长协定》对欧元区各成员国的政府债务和赤字水平做出了严格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并没有发挥作用，结果就是在成员国失去货币政策自主性和财政救助的条件下，债务问题无解，必然会发生债务危机。
三、德国和法国经济理念存在较大差异
如果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发生财政危机之后，政府会做出应对决策。但对于欧元区来说，问题要复杂得多。欧元区是由不同主权国家组成的，对西方国家来说，一国之内出台一些重大政策都困难重重，设计涉及到多国的政策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不同的国家政策理念迥异，对同一个问题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就使得出台应对之策要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讨价还价、争论、妥协。
理念的力量非常强大。张维迎在《理念的力量》一书中指出：“理念是重要的，人的行为不仅受利益的支配，也受理念的支配；社会的变革和人类的进步基本上都是在新的理念推动下出现的，没有理念的变化就没有制度和政策的改变。”对于个人来说，我们很多行为都是在理念的驱动下做出的；对于国家来说，很多政策和制度也都是在理念的作用下出台的。欧元区的两大经济体德国和法国在经济治理理念上存在很大差异，这也导致在欧元区的很多议题上争论不断。
德国强调规则和稳健的重要性，趋向于让经济自由发展，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规则和稳健反映到财政上就意味着要量力而行，不要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大卫·科波菲尔》中有这样一段话：“年收入二十镑，年支出十九镑十九先令六便士，结局是幸福；年收入二十镑，年支出二十镑零六便士，结局就是痛苦。”从调控经济的角度看，德国人认为政府应该避免过多干预经济，阿绍卡·莫迪在《欧洲悲剧》一书中提到了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德国对刺激政策的态度，时任德国财长的施泰因布吕克在回应其他国家的财政刺激政策时说到：“转向愚蠢的凯恩斯主义，让人很无语。”从危机救助的角度看，德国人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在德国人看来，危机发生后，政府会帮助一些社会群体的认知将导致事前行为的严重扭曲，这就为下一场危机埋下了伏笔。也就是说，德国人更关注道德风险，更害怕坏榜样的示范力量。从历史渊源上看，德国也并不一直是规则和自由市场的拥趸，其最近的诱发原因是20世纪20年代失控的通货膨胀和纳粹对国家经济的控制。
法国则重视自由裁量的空间，趋向于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必要时要果断出手干预经济。在法国决策者看来，世界存在多重均衡，政府和货币当局的仁慈行动，可以使整个经济从不好的状态转变为好的状态。法国人认为，与迫在眉睫的经济和金融灾难相比，道德风险的考量要退居次位，在必要的时候要对经济和金融施以援手。例如，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的一个普遍共识是，在一个统一的共和国中，存在一个独立的央行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从中央政权的控制中脱离，而中央政权恰恰直接反映了人民的意志。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努瓦耶指出，央行的独立性不符合法国的共和国传统，因为共和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从地理位置上看，由于德国位于欧洲北部，法国位于南部，且部分欧洲北方国家拥护德国的理念，而一些南方国家则认同法国的理念，以德国和法国为首的两派大致可以分为南方和北方两个泾渭分明的理念集团。理念的差异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即使对同一个概念，德法决策者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例如，“经济治理”这个词对德国来说意味着朝一个共同的稳定文化不断靠近，在法国则意味着指导经济发展的各种措施。
从欧元区部分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处理措施来看，德国倾向于不救助，债务国要实施财政紧缩，勒紧裤腰带；法国则倾向于对债务国伸出援手，帮助其渡过危机。正是差异如此之大的经济理念，导致在欧元区出现问题时争论不休，较难达成一致意见和行动。
一个直接的想法是，既然成员国已经出现这么严重的债务危机，已经危及到欧元的国际地位，对成员国进行救助难道不是必然的选择吗？实际上，对于陷入危机的成员国是否救助，欧元区早有文件做出了明确规定。
四、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埋下的“祸根”
加入欧元区的各经济体存在很大差异，为了使单一货币体制能够顺利地运行，需要在制度上做出保障。1991年12月，第46届欧共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二者统称为《欧洲联盟条约》，也被称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条约要求，在欧盟内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真正实现统一市场，并使经济政策完美地协调起来，并于1999年初在签约的成员国发行单一货币。
为了防止各成员国不负责任的财政行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有一条所谓的“不救助条款”，该条款明确规定，禁止欧洲央行和欧元区各成员国央行向成员国或共同体的公共部门提供透支，或类似透支的贷款；禁止欧洲央行和成员国央行直接向这些机构购买债券；禁止欧洲央行接受或者寻求其他机构的救助指示等。
当然，只规定不救助是不够的。为了保证《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规定是有效的，需要对各国政府的财政行为做出限制。1997年6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首脑会议上通过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欧元区各国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一国财政赤字若连续3年超过GDP的3%，将被处以最高相当于其GDP的0.5%的罚款。《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及《稳定与增长公约》主要是为了货币和财政稳定，金融稳定几乎未被纳入考虑范围。当时，金融系统的规模还较小，金融危机及其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尚未塑造决策者的思维理念，彼时的观点认为，只要中央银行能够保持价格稳定，微观审慎监管就足以确保金融稳定。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金融的破坏力越来越大，全球各国发生的多次危机都与金融密切相关。
对于加入欧元区的国家来说，货币政策失去了自主权，财政政策也被戴上了“紧箍咒”，经济向好时不会出什么问题，当经济下行时，若完全遵守关于赤字和债务总规模的规定，财政政策也将无所作为，政府似乎只能对经济袖手旁观。然而，无所作为是经济不正确的，对于民选政府来说，在政治上也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事前设定的规则很难被严格遵守，这也就引出了动态不一致性问题。
五、规则与动态不一致性
在经济学中，动态不一致性（也称为时间不一致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基德兰德（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Prescott）对货币政策的动态不一致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动态不一致是指虽然事前有各种承诺，但事后来看，遵守承诺并不一定是最优的，这也导致了承诺的不可信性。承诺是廉价的，若缺乏规则约束，承诺就很可能不会被遵守。从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来看，各国政府在事前肯定会承诺严格约束政府行为，控制债务规模，主权债务不会违约，从而促使投资者购买政府债券，并降低债券融资成本。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财政行为很可能会将事前的规则抛之脑后，这也导致赤字和债务规模持续扩大。当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政府无力偿还债务，违约就有很大的诱惑性。特别是，如果遵守承诺，实施财政紧缩，可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么违约的诱惑性更大。因此，遵守财政规则、不违约都具有动态不一致性。
既然成员国的财政行为产生了主权债务危机，那么，将各国的财政政策也统一由欧洲的超国家机构来实施呢？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根本没有可行性，欧元区的各国都极力反对。首先，货币政策已经没有自主权，财政政策再统一实施，那么欧元区成员国在管理自己的经济方面将彻底无所作为。例如，法国就非常反感对国家预算施加任何多边控制。其次，对于预算盈余的国家，如德国，根本不愿意将自己的财政资金交由别人管理，甚至拿自己的资金去补贴别的国家，这在政治上根本行不通。
在欧元区成员国财政自主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欧洲央行对各国财政赤字和债务提供救助，需要保持欧洲央行的独立性。实际上，德国在欧元的酝酿过程中就极力确保欧洲央行的独立性。欧洲货币联盟的创始人（尤其是德国）希望，独立的欧洲央行和严格的通胀目标制能确保央行与财政绝缘，避免政府赤字和债务货币化。
六、欧元的未来前景
目前，欧元在国际货币中位于美元之后，居第二位，但与美元的差距较大。例如，从国际储备份额来看，2022年末，美元的国际储备占标明币种国际储备的份额为 58.36%，而欧元仅为20.47%。2022年9月，法国《世界报》网站刊登题为《欧元诞生23年后仍然难以与美元匹敌》的文章，文章表示，欧元在诞生23年后，仍远远无法真正与美元竞争。那么，欧元的前景如何呢？
一般来看，实行统一货币的地区之间经济差异不能太大，否则货币政策很难实施。有些地区经济发展较好，不需要太宽松的货币政策，有些地区则经济形势差强人意，需要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这就会产生矛盾，货币政策难以兼顾。退一步讲，即使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差别较大，但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可以在财政政策上以丰补欠，也会对采取统一货币提供一定支持。但目前来看，欧元区不同经济体发展差别大是现实，实现财政统一无法逾越政治障碍也是现实，不同国家的经济理念差异之大更是不可忽视的客观现实，这使得欧元的前景迷雾重重。
一方面，德国等国家的居民对于救助受困国家有较大的反对意见，另一方面，部分国家的居民将国内的经济问题归结于因为使用欧元。《欧元的思想之争》作者认为，在极端负面事件发生时，过分强调责任会适得其反，在极端情况下，团结的原则应高于一切。因此，欧元区各国应讨论为成员国承担尾部风险的意愿。如果危机时团结高于一切，那么很有可能会刺激一些国家的不负责任财政行为，产生道德风险问题。
对于主权债务危机，欧洲最终对希腊等国家实施了救助，但这种救助附加了苛刻的条件，被救助国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实施财政紧缩，这会对经济和民众的生活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以希腊为例，在2015年左翼政府上台之后，希腊国内放弃紧缩的呼声骤起，要求实施凯恩斯式的刺激政策。
欧元的本意是要让欧洲各国联系的更加紧密，但效果似乎并未如愿，欧元并没有消弭民族性和主权意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主权意识。在一些经济体需要其他经济体救助并需要花费纳税人的资金时，政治压力会陡然上升，在可能出资救助的国家，民众会强烈反对，甚至有让陷入困境的国家退出欧元区的声音。然而，如果让一个国家退出欧元区，那么欧元区就有解体的风险，因为市场会对下一个可能退出的国家进行投机，最终导致经济形势较差的国家陆续退出欧元区。
无论是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的角度，还是从现代货币理论所宣扬的有些极端的赤字货币化来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很难彼此完全独立。欧洲央行执掌着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各行其是必然还会出现问题。目前，已经成立了欧洲稳定机制（ESM）来为各成员国提供金融救助，但使用稳定机制的资金面临着较为严苛的条件，其在极端情况下能发挥多大作用还需要检验。欧元未来发展如何，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欧元区各成员国在财政行为上能做出多大妥协、改进和协调，从而避免发生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 （ID：eeo-com-cn），作者：孙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