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李子的人间博物馆（ID：museumofus），作者：李子，题图来源：unsplash
亚特兰大的夏天总是来得措手不及，城市每一个角落都在耀眼的阳光下渗着汗珠。逆向开在车流奔涌的 I-85 上，我默默地和这个城市道别，再一次北上，目的地是纽约曼哈顿。
“北上”一词，在我的世界里，总有一丝洒脱和一点愁绪，仿佛离开温暖舒适的南方，带着憧憬和不安，奔向陌生寒冷的境地。大学的北上是这样，五年多前去北京筹备博士申请亦是这样。申请落定之后，我在我的公众号（以及那时候还活着的）微博上，发了这么一篇文章：《“我，一个和科学死磕到底的‘文科生’”》。
那时的我，正结束了自己第一阶段的媒体工作，在28岁的年纪，调转方向投入博士阶段的学习。那时候，我抱着的理想，是作为一个媒体出身的学者，去研究人和科学技术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特别是人如何理解科学，如何与技术相互塑造。在因缘际遇下，我接受了佐治亚理工大学的 offer，来到了我从未踏足的亚特兰大，进入这所老牌理工科学府的历史与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
一转眼，我已在这个坚硬又葱郁的美国南方城市生活了足足5年——大学之后，我还从未在一个地方连续呆这么久。离开这座城市，我的名字前多了一个 Dr. 的前缀。而充实了我的经历与生命的，远比这个前缀更加宝贵。
一、科学与技术
在进行博士课程的学习之前，我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也仅有粗浅的了解。在系统学习之后，我获得的，不仅仅是一些理论框架，而是一副全新的、观察世界的镜头。
透过这个镜头看见的，不仅仅是社会的结构纹理，技术的运转和逻辑，还有人、社会和技术之间的交错关系，这些关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物质与社会的网络，将每个成员纳入其中，亦左右着任何一个技术的命运。（比如，某个系统用一种数据去定义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又不断强化着这种数据的有效性，这一对相互印证的关系，决定了这个数据在人群中的所谓“权威”。）
更强烈的感受是，人们经常挂在嘴上的“文科”“理科”，其实并不是对于世界本质的划分，而是对世界运转机理的询问方式。比如，一个机器是否运转顺畅，科学会问温度状态是否适合，技术查看零件是否安装得当，而 STS 作为“文科”，则会查看人和机器之间的关系是否融洽——技术是在什么背景下诞生，交互发生在什么场所，谁受益、谁又被边缘化。
在一段时间的摸索之后，我将目光投向一个新兴技术之上：可穿戴。它在过去几年成为许多人生活的一个有趣的注脚，告诉你今天又走了多少步、燃烧了多少卡路里。但它却能在不经意间，量化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改变着我们对于健康的认知方式。而它背后的商业驱动力，以及与中产身份、健身消费与自律文化的交错，亦左右着我们与可穿戴设备之间的关系。
为了深入研究这个现象，我用一年时间筹备了博士生资格考的三大领域——健康社会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社会理论，以及医学史。前两者意图明显，我想分别用社会学和技术哲学的框架来看当下可穿戴的潮流。而医学史则为我提供了理解身体作为一种建构的历史，各种技术发明在历史上如何深刻改变了人对于身体的洞察和解读（例如X光的发明将人的“体内”展示出来），从而影响着社会对身体的态度（身体从自我感知的对象，发展成了科学剖析的对象）。
2021年中通过资格考之后，我开始了博士论文的研究。我分析了当下流行的可穿戴设备的设计趋势、互动模式，以及背后的商业逻辑；而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则是与用户进行深入的交谈，了解他们健康状况和生活境遇。
虽然碍于疫情我无法回国进行田野，但通过接近100个线上访谈、好几个健身打卡群的观察之后，我深刻地感受到用户对于可穿戴设备的爱与恨——爱，是技术手段将一切都直白地“翻译”成为数字，给了人们洞察和认识自我的契机；恨，则是那些健身 app 里永无止尽的任务，永远达不到的目标，成为了数字牢笼，困住在疲于奔命的生活和工作夹缝中逐渐失控的身体。
这很大程度上又是数字产品的增长的逻辑带来的——当下的商业逻辑对于用户数据的渴求，对于用户消费的依赖，使算法和交互不断去强化这样的模式。
而在对于技术的分析中，挥之不去的大背景，是这个社会对于“个人”的要求——要美、要强，要能996，也要有马甲线。不容许失败的内卷和社会压力，被技术和设计语言包装成自我成长和蜕变。但这些并不能解决问题。人们需要关怀，需要容错，更需要陪伴——这些不是技术能够一劳永逸解决的，需要人和技术的共同成长。
当然，近三百页的毕业论文，里面还有更加丰富的内容，以及多种多样的用户画像，三言两语无法穷尽。于我而言，这个研究还很稚嫩；越做，越感知到自己的不足，待挖掘的问题也无法一一回应，错漏和遗憾也永远无法完满。但幸运的是，我对这个选题有100%的掌控，两位导师也极尽可能地给予了他们的支持和鞭策。
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一个主要由求知欲与表达欲驱动的研究，即使最终没有多少突破性的贡献，至少也是对我独立学术能力的培养。我能感受到自己看待社会与技术的目光更加成熟、锐利。不管我之后是否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洞察力、分析力和对材料的驾驭，都是关键的能力。
二、博士，博士后，以及……博士之后
如果有人问我，你写这些东西都是为了什么，那么五年前的那篇文章就是答案。这几年来，陆续有人跟我提到，因为我那篇文章而认识到了 STS，影响了他们的研究方向，甚至决定进入这个专业深造。除去点击率和曝光，这也算是我作为一个（准）学者，能够对其他的个体做出的真实贡献吧。
但如果有人问我，我该不该去读博士，我的回答则是——“如果你还在问该不该，那么答案一定是不该”。
读博士，特别是文科/社科的博士，没有足够的内驱力，没有清晰的问题意识，或者没有一个“我想要把xxx问题研究透彻”的决心，那这动辄五年往上的日子将会极其痛苦。
课程学习和资格考时期，我像一个海绵一样每天吸收新知识，而且都是我感兴趣的内容，日子十分愉快。但要将这些输入转化为自己的输出，难度就大了很多。尽管从体力精力上来讲，读博不如很多996的工作强度大，我甚至有很多时间去攀岩、下厨、装扮，但说实话，每天在一个问题上兜兜转转，也是很消耗的。
很多时候，工作不是在桌子前完成的，而是无数次的深夜发呆、一圈又一圈在公园里漫步思考、吃饭吃到一半突然灵光一现于是跑去打字的时候完成的。对我这种任何事三分钟热度的人来说，能读完博士简直是奇迹了。
而另外一个劝退的问题，则是就业。文科/社科的 job market 一年比一年严峻，高校的教职永远奇缺，博士生又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又不像理工科，文科/社科博士不能很好地被业界消化。即使是哈佛的文科博士，找工作也要掉三层皮，更别说我们这种非藤校了（是的，即使是佐治亚理工，在学术圈这个等级社会里也占不到多少好处）。
我的导师之一 Dr. Amit Prasad，一个极其能言善辩的中年印度裔大叔，在就业上帮了我很多忙。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 strategic。既然你无法凭出身获胜，那么就得想清楚自己的独特性，学术圈的工作尤其如此。也就是说，你必须去给不同的机构，用精准的话讲清楚自己的研究由头、长处和所拥有的资源，去说服对方选择自己，把自己“卖”出去。
由于 fieldwork 的耽误，我写好 sample paper、进入 market，已经是去年12月了，错过了很多学术圈职位的招聘时间线。不过，还剩一些博士后的职位，其中不乏知名大学。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白天写论文，晚上投简历，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渐渐地明白了“定位”一词的重要性。
我的优势是跨学科的、贯穿技术和社会的思考，它在一些传统的社会学系反而是劣势（他们走的是既定的研究套路）。我应该关注的，是那些新兴的、前沿的、自由度大的项目，而学科本身反而次要了。
当然，我也准备好了Plan B、C、D，准备好了持久战的可能。我参与了一些就业的 workshop，厘清了一些自己应用方向的技能——例如，针对理工科学生的社科教学；跨学科传播、沟通和组织；科学技术市场的定性研究。比如，许多公司和组织都需要定性研究的岗位，还有一个叫 EPIC 的组织，专注于 Ethnography 在业界的应用。
这些事情都是我一个人琢磨出来的，现有大学的博士培养体系，依然是严重的路径依赖，都在假定学生一定会变成教授，对“灵活”的就业形势可谓是无能为力。还是那句话，如果没有内驱力和探求的主动性，或者没有过硬的成果（不一定是学术的），那找不到工作很可能是非藤校文科博士的结局。
一封拒信的时候失望，两封的时候麻木，之后的拒信我看都不看就直接删除了。终于，我等来了面试邀请——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Columbia University Irving Medical Center）的人文医学系伦理组（Division of Ethics）在招博士后，项目组长（PI）、医学伦理博士 Dr. Sandra Lee 亲自面试。PI 告诉我，她看了我的材料，对我的实证研究很感兴趣。面试中，我还聊到我之前写科普文章时候对 AI 和算法的深入研究，展示了自己在技术领域的跨学科潜力。
不像是其他的学术机构要推荐信，她直接分别约了我的三位推荐人（两位导师，一位相熟的教授）线上会议。后来我才知道，她和我的导师之一 Dr. Jennifer Singh 曾在斯坦福共事。做民族志医学伦理的这个圈子其实不大，或许我的研究经历和技术取向，也对上了她的胃口。
而哥大医学院人文医学系，则符合了我上面提到的机构的所有要求：跨学科、边缘、前沿、规模很小却有自己独特的领域洞见和自由度。而我算是用尽了我所有的运气，撞到了这么一个萝卜坑，至今想起来也还是心有戚戚焉。
于是也说回到开头——接下来2~3年的日子（如果运气好申到 grant 可能又是下一个5年），我会在哥大的人文医学系，作为博士后研究员，进一步思考技术对于健康带来的影响。而基于哥大医学系的特殊定位，我的研究将会更加关注实际临床和医学研究中的技术伦理。
这是一个乍看非常窄，但问题也十分丰富、甚至有几分紧迫的领域。在AI技术不断用于诊断的当下，对于医生的培养、医患关系会如何变化？可穿戴技术在临床中是否能够给予病人更多自主，还是增加了病人的负担？技术语言翻译为临床语言的过程中，会产生哪些缺失。
或者说，技术对于“性能”（performance）的追求，和临床对于“照护”（care）的要求，是否有可能产生冲突、如果有的话该如何解决？我的田野经历，能够帮助我深入技术和“人”交互的那一部分，去探究实际的应用场景，或许也能产出一些除了 paper 之外更实际的成果。
而未来是否从事学术，说实话，还有太多不确定性。一个研究人员对于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洞见，具有独特性和不可取代性。但很多时候，标准化的工作岗位和招聘，是无法筛选出这样的人的。五年多前，我靠着自己一个人的努力，没有攻略，没有教程，申请上了这个可以说是十分“小众”的项目，当中有多少机缘巧合，也只有之后才能慢慢领会。
同样，在接下来几年中，我会不断追问这个领域与世界的接口，去打磨我的长处，进行各种各样的探索和尝试。然而一切都只能建立在“机会合适”的基础上。机会在哪里，可能需要大量的等待和寻找。我的具体经验，因此也对大多数人不具有参考性，或许也只能证明“寻找自己”也是一种生存的模式吧。
三、能够思考
无论如何，能够思考，是我最大的幸运。
这五年，是我进行海量输入的五年。翻看我的豆瓣读书记录，我阅读了超过400本书，paper 更是不计其数。很多时候顺藤摸瓜，从一本书里挖出了10本书，延伸到从技术史、数码人类学到女性主义等等各个领域，即使不相关，也给了我相当多的启发。因为在豆瓣上疯狂买书，我也认识了不少书友，从只有两三个人读过的条目中，挖出了许多同行（即另一个读过的人），熟识了一些有共同志向的朋友。
书之外，就是写作了。过去五年，特别是淡出社交媒体之后，我的写作更倾向于为思考而服务，约稿也更偏重技术和社会方向的思辨，例如用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去剖析人工智能的伦理，监控，技术与性别等领域的问题。除了一直担任特邀主笔的果壳之外，也常为信睿周报、腾讯研究院、联合国 UNICEF、盖茨基金会等机构供稿。
从和各方编辑的交谈和切磋中，我也体会到，这些问题也逐渐在社会上有了热度，而我则注重去提供一个更加独特、更加平衡人和技术的视角。一个好的视角，能打开更多思考的空间，纳入更多此前未被考虑的因素，打破当下的框架，甚至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可能。
也感谢和我一起淡出了社媒的挚友，成为一起思考的同伴。最想要实现的愿望之一，就是一起写点儿啥。其实想写的东西，已经有了雏形，最大的敌人恐怕就是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吧。但我想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问世的。
我也深深地知道，这种思考是奢侈的，是标有价码的。如果没有父母以及周边的支持，如果没有这么一所收留我的学府，或许我还是一个每天不断把自己掏空的打工人。而正如我在找工作不顺时，在豆瓣一边擦眼泪一边写下的一段话。哭，并不是焦虑，而是不舍。
有一个契机读书、做好几年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贡献和经历，而不能再继续，或许也是机缘所至。幸运的我，找到了一个地方可以把这样的日子再续上几年，如果不能，那到时候再到别的地方去做贡献、去发挥自己的价值吧。
四、生活在真实世界
过去几年，许多人的生命都被疫情多多少少地改变了，有的生活被彻底打碎。不破不立，能做的是看清流血的自我，是耐心等待和做好准备，更是培育自己的 resilience 的机会。
被困在自己房间的那一年，刚好是准备资格考的一年，我经常一本又一本地读书到深夜凌晨。孤独感原本就十分可怕，而失去掌控的生活，则随时有可能把孤身一人的自己吞没。为了建立掌控感，我特地每天梳洗打扮，去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学习。即使在家，我也把书桌和一切工作相关的东西从卧室搬到客厅，每天告诉自己“快去上班”。在疫情限制稍微解除之后，我逼着自己去健身房，戴着口罩去逛街，去接受外部世界的刺激。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千万不能被恐惧、焦虑和孤独支配。也因为这一点，我甚至没有想过回国——抢票，测试，这码那码，漫长的旅途和隔离，只要想一想就让人崩溃。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去想它，而去做一点自己能控制的事情。
时间线对我来说是紊乱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分清2020、21、22三年各自都发生了什么，自己都在经历着怎样的心境，而个人生活和关系又是在什么时候分崩离析的。离开了一段持续了十几年的关系，我看清楚了自我，承认了孤独，或许也更加珍惜真实的社会连结。
可能疫情告诉我的是，不要从我个人的角度去与世界角力，我们都是时间长流中的一盏扁舟罢了。我能做的，是握好自己手里的帆索，让自己变得坚强、独立、冷静，在这个基础上，去建立自己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连结。
比如，各种因缘巧合，我爱上了攀岩这项运动。攀岩吸引我的，并不单纯是强身健体，是那种“百分百活在当下”的感觉。身处的几十秒到几十分钟的世界，仿佛一切都消失、只有我和岩壁客观存在。我的本能不允许我走神，若是走神，那一定会掉下来。
从疫情期间的观鸟和疫情之后的攀岩开始，我逐渐能从手机和虚拟世界中抬起头来，投入一花一木，一草一石，用自己的感官去与世界相处，去观察，去揣摩，去感受纯粹的快乐与忧愁。也很神奇，可能也有淡出社媒的原因吧，我感到的“自我”（ego）变得更小了，我开始不在意我的外貌，不再渴求他人的关注，亦不急着表达自己的观点（well，有的时候还是不免有 KOL 后遗症）。
当然，也可以说我经历了博士期间社会和 job market 的毒打，变得更加微小谨慎了。这话也没错。
过去五年，社会风向和整体的气氛变了很多，这些我也不必多着墨。有时候，大环境也会让我害怕或者茫然，自己是否能够找到立足之处，究竟要怎样才能不被世界所抛弃。
但至少，这么多波折之后，我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道路又更加坚定了一点。我还活着，还能养活自己，即使动荡之时，我或许也能利用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很快调整、发展出适合时势的一技之长。在这之上，我会继续思考，继续输出，用一点胆量、一点直觉和一点经验，去建立更多有意义的连结。
从小到大，我都不是最努力的那个，我讨厌循规蹈矩，也不愿与其他人比较。一定要说自己为何而努力，大概是不愿辜负独特的、属于自己的幸运和机缘吧。
作为一个非典型文科生，一个学术苦工，一个好奇的观察者，一个生涩的思考者，一个攀岩初学者，继续和科学技术纠缠不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李子的人间博物馆（ID：museumofus），作者：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