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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过“煤矿里的金丝雀”吗?


直到1980年代,煤矿工人下井时,还依然随身带着这种金黄色羽毛的小鸣禽。工人们把它们当宠物,吹口哨哄它们玩。但它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用自己的痛苦来给人类发出警报


金丝雀耗氧高,对氧气浓度下降很敏感,遇到一氧化碳这些无色无味的有毒气体也中毒得很快。当金丝雀看上去不正常甚至死亡时,矿工们就知道,周围出了问题,要赶紧逃生了。


金丝雀若是出现异样或死亡,意味井下环境有毒 | miningheritage.co.uk


如今,在世界各地,焦虑和抑郁的患病比例都在与日俱增。他们吞下花花绿绿的药片,接受各式各样的治疗。


但有没有可能,他们也是一群“煤矿里的金丝雀”。他们的痛苦,来自对有毒环境的敏感。


金丝雀出问题,根源其实来自煤矿里看不见的毒气。


人的精神出了问题,至少一部分的根源,来自社会里看不见的“有毒氛围”


自私的资本主义


现代生活越来越舒适便利,人们能获得的物质享受比前人要多得多,应该可以活得很幸福才是。


但现实却是,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折磨着越来越多的人。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有9.7亿人遭受着某种精神困扰,且在过去的30年里,焦虑和抑郁的患病比例上升了40%多。其中,正在遭受抑郁症困扰的人大约有2.8亿。


不同于日常的情绪波动,抑郁是一种较为严重的健康问题,持续影响着人的饮食睡眠、学习工作、人际关系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更为严重的情况下,抑郁还会导致自杀——它是15至29岁人群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什么生活变好了,病人却变多了?


有人认为,并不是病人变多了,而是“查出来的病人”变多了。在现代,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做的筛查更多,从前的“疯子”“懒人”,如今则会被确诊为心理或精神疾病。


但也有人认为,有些地方的“病人”确实变多了


英国心理学家奥利弗·詹姆斯(Oliver James)就提出异议,如果只是筛查增加的缘故,那么医学水平差不多的发达国家,为什么有的地方病人多,有的地方病人少呢?


2004年,世卫组织就选择了多个国家进行研究,特意用同样的面谈者,同样的评估工具,去研究能代表那个国家的人群。这相当于用了“同一把尺子”,去衡量不同国家的人在过去一年里的心理健康状况。部分国家的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同为发达国家,遗传基因、文化背景也差异不大,但西欧几个国家的心理健康要远好于美国


奥利弗·詹姆斯认为,美国与西欧之间的差异,是源于“自私资本主义”(Selfish Capitalism)与“非自私资本主义”(Unselfish Capitalism)的区别。


“自私资本主义”有四个特点:


①确信消费和市场可以满足人类几乎所有的需求;


②对金融服务和劳动力市场的监管降至最低,比如强烈偏向雇主而非工会;


③大力推动公共物品(水、电、煤气等)的私有化;


④对企业成功程度的评估,主要基于企业当前的股价。


总体来说,美国非常符合这四条标准,和美国一样同属“自私资本主义”阵营的还有英国、新西兰等等。自从里根、撒切尔、布莱尔等英美领导人执政后,这些地方的“自私资本主义”特质就越来越明显。


北欧和西欧国家,则相对倾向于“非自私资本主义”阵营。


“自私资本主义”的国家里,贫富差距较大,非常富裕的精英阶层财富集中度较高,收入低于平均工资一半的人口比例较高,平均个人储蓄较低而债务较高,平均工作时间较长,经济安全性较低。简言之,富的特别富,穷的特别穷,特别穷的特别多。因此,“自私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更认同高度重视金钱、外表和社会地位的“物质主义”(materialistic)


“非自私资本主义”的国家里,贫富差距没那么大,富的没那么富,穷的也没那么穷,特别穷的不太多。国民也不那么认同“物质主义”。


物质主义


美国心理学家蒂姆·卡瑟(Tim Kasser)发现,“物质主义”可能是造成痛苦的原因。


卡瑟让他的研究对象思考,实现如下愿望对自己有多重要:


关于金钱上的成功


  • 我将有一份社会地位很高的工作。

  • 我会得到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

  • 我会在财务上获得成功。

  • 我会拥有很多昂贵的东西。


关于社会认可


  • 我会做出受人认可的事情。

  • 我会很出名。

  • 我会受到很多人的钦佩。

  • 我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媒体上。


关于有吸引力的外表


  • 我会保持年轻,不显老。

  • 人们经常评论我看起来很吸引人。

  • 我的发型和服装都很潮。

  • 我会得到我想要的外表。


眼熟吗?这些与金钱、地位、外表相关的愿望,正是当今世界里人们普遍抱有的愿望。但它们同时也是与物质主义高度相关的愿望。


卡瑟的研究发现,无论男女老少,越是渴望获得“物质主义成功”的人,就越是焦虑、抑郁、缺乏活力、幸福感低、感觉难以适应生活。不仅如此,他们还出现了更多的身体症状,他们更容易头痛、背痛、喉咙痛、肌肉酸痛……


对物质和财富的追求,不但伤害了人们的心理健康,同时还伤害了身体健康。


“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还会影响亲密关系。


越是物质主义的人,就越常拥有如下特质:把别人当作竞争对手、操纵别人、自私自利、缺乏同情心。这些特质会伤害人际关系,当你视他人皆为敌人,身处人间就如同身处地狱。


心理学家亚伦·阿胡维亚(Aaron Ahuvia)曾经调查过美国的相亲网站使用者,发现这些人虽然是去找人生伴侣,但他们谈论这件事的方式却充满了“市场隐喻”:


  • 自己去相亲,是“小孩进了糖果店”;

  • 新来相亲的人,是“上桌的新鲜肉”;

  • 相亲中介很重要,就像“职场猎头”;

  • 自己对相亲感到焦虑,因为觉得“自己没什么卖点”;

  • 对自己有自信,因为认为自己现在是“市场上的好产品”;

  • 为相亲打扮,是因为“一个好包装很重要”;

  • 去相亲感觉就像“去面试工作”;

  • 多见几个人,是“投资股票组合”;

  • ……


总之,大多数人都把自己当成商品,也把别人当成商品,很少人谈论如何关心他人,如何深入地了解一个人……


即使得到了这样的亲密关系,随着自己和对方的“市场价值波动”,焦虑和痛苦也会随之而来吧?


蒂姆·卡瑟总结说,物质主义让我们变得更加痛苦的原因有三个:


①制造焦虑,让我们觉得更不安,更有压力,更担心“输”;


②让我们过度工作,拼命挣钱,去购买其实并不真正需要的东西,并不得不消耗时间精力去管理已拥有的过多物品;


③让我们将自己物化,也将别人物化,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和亲密关系。


因为害怕自己被视为不如别人,人们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花更少时间陪伴家人,或为了赢得社会的认可和接受而进行更高水平的消费,或躲在家里通过社交媒体营造一个修饰过的人设来与别人交流……竞争越发激烈,分裂也逐渐显现。


研究还显示,当人们重视物质主义,重视外在的财富、名声、外表时,就更少注意自己的内心需求,更不会追随自己的兴趣和好奇心,会离自由更远,离真正的自我更远,也离内心的平静快乐更远。


不平等


“自私资本主义”不但带来了“物质主义”的盛行,也带来了更大的贫富差距和更多的不平等。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平等影响着每一个人的幸福感受、心理健康。


性别不平等,正是女性更容易抑郁焦虑的原因之一。


2016年,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调查了30至65岁之间、有全职或兼职工作的2万多位美国成年人。将教育背景、工作资历差不多的女性男性对比分组之后发现,9000多组中的男性收入超过了女性。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也找出了同工不同酬对女性情绪的影响。调查发现,当女性的收入低于能力和自己相当的男性时,女性患重度抑郁、焦虑的几率显著高于男性——此时女性的抑郁是男性的2.43倍,焦虑是男性的4.11倍。而当女性收入高于男性时,女性患抑郁和焦虑的几率和男性的差不多。


女性面临着更低的工资、更小的升迁可能性等等不好的职场经历,当她们把这些遭遇归咎于自身时,就可能面临更高的情绪障碍风险。


在一个家庭中,女性哪怕和自己的男性伴侣有着差不多的收入水平,也可能因为身为女性而还需要担负更多的家庭责任——养育孩子、完成家务、照顾老人等,因此也会有着比男性更为显著的情绪障碍倾向。女性身上所肩负的超负荷的角色束缚,已被证明会增加精神压力、引发睡眠问题和焦虑等症状。


性别不平等令女性痛苦。贫富差距则令穷人精神痛苦。


现在,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被越来越少的一小部分人控制着。在全球范围内,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都呈现上升趋势。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身处社会结构底层的穷人。


“世界上最无情的杀手、痛苦的最大根源,是极度贫困。”对于贫困,世界卫生组织曾如是介绍。


贫穷,既是精神健康问题的原因,也是结果。仅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有的人就不得不拼尽全力,不停地焦虑钱的事情,但仍有可能一不小心就背负巨额债务。贫困的经历,会通过社会压力、羞辱感、直接的身体创伤等损害人的精神健康,而精神健康问题又可能导致就业难或失业,从而致贫。因此,很多人陷入了贫困、遭受精神痛苦的恶性循环中,难以脱身。


贫困与精神问题的研究已有很多。有些研究证明,和富裕国家相比,贫穷国家的抑郁症水平更高。有些研究表明,当灾难或困难时期(如失业或农民遇上持续干旱等)破坏了经济环境时,抑郁症的比例随之上升。还有许多研究发现,在身陷贫困的人群中,精神疾病的问题往往更严重,持续的时间更长,而且造成的后果更糟糕。


压力接着传到了中产阶级身上。


中产阶级虽无需担心温饱问题,但依然会因为社会中的不平等而痛苦。2015年的一项研究表示,和社会上层或底层的人群相比,靠近社会中间等级的人群有着更高的抑郁和焦虑比例。社会不平等给中产阶级造成的地位焦虑,在不断上升。许多人渴望跻身上等社会,同时又害怕跌落到社会底层。


富人也难逃影响,尤其是治安问题——除非他们打算像坐牢一样,永远待在自己重金打造的戒备森严的豪华城堡,否则只要一出门,就难免陷入加剧的不信任感、不安全感之中。


经济学家阿琼·贾亚德夫(Arjun Jayadev)和行为科学家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发现,社会越不平等,安保、警卫人员(guard labour)的数量就越多。两位研究者研究了美国私人安保雇佣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发现美国2006年雇佣的私人安保人数和高中教师一样多,数量差不多是1980年的两倍。而目前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安保人员的数量早已超过了教师数量。


其他国家的数据也都显示,经济收入越不平等,投入到安保领域的资源就会越多。这些研究关注的仅仅是安保人员的数量,还没有算上安保工作相关的监控摄像头、跟踪监视器、锁具等工具的数量变化情况。需要指出的是,不平等与安保数量之间不是因果关系,但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


对此,有的经济学家表示惋惜,因为这么多的安保工作并不是生产性的,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安保都是不必要的,而是说社会本可以不用花这么多资源在这上面,本可以用于其他更有社会生产力的方面。


此外,当越来越多的人仅仅为了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而背负巨额债务时,难以避免的金融危机、经济震荡也能给富人造成重创。


面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富人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捐出自己的部分资产,然后发起促进社会平等的运动,二是保持沉默。


然而,大多数富人似乎更喜欢第二个选择。像恩格斯那样试图争取社会平等的富人并不多。恩格斯的父亲拥有多个大型纺织厂。但在看到童工和工人阶级的苦难后,年轻的恩格斯开始变得激进,渴望纠正社会的巨大不平等。


英国心理学家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es)发现,现代社会甚至还出现了第三种选择——把痛苦仅仅定义为一种个人的疾病,而不归因于“社会需要改进”


痛苦因何而来


最初发现这点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马克思与恩格斯观察到,要成功地剥削工人,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工人内心接受了对自己的压迫,真心认为压迫是自然的,是不可避免的。


詹姆斯·戴维斯则发现,现代的整个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研究,某种意义上也在扮演类似的角色,比如说:


  • 将痛苦定义为个人原因,而非社会原因。假装人们的痛苦与当前的经济无关。引导人们认为是他们自己需要改变,而不是社会的经济和制度有缺陷、需要变革。


  • 根据经济目标,重新定义“优秀”。“优秀”被定义为“有助于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力的价值观、情绪和行为”,比如事业心、好竞争、勤奋努力。


  • 医疗干预那些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行为和情绪,比如用医疗手段去治疗“员工满意度低”。


  • 化痛苦为新消费机会。售卖各种“解决痛苦的方案”。于是很多人的痛苦,变成了利润丰厚的庞大市场。


詹姆斯·戴维斯认为,并不是一小群精英在密室里有意炮制出了这些阴谋。而是随着经济增长成为整个社会最关心的事情,一切就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这样的方向。


对精神痛苦的治疗,尤其是药物治疗,当然有价值和用处。但詹姆斯·戴维斯认为,现在需要考虑的是,这些治疗是否被滥用了?


他打了个比方,抗抑郁药和抗焦虑药有点像“借债”,两者都有明显的合理用途——药物可以用于缓解短期内的严重问题,借债也可以用于临时度过难关或进行合理投资。然而,两者的规模在近几十年来都不断攀升,它们把问题归咎于个人,让某些行业攫取了丰厚利润,同时掩盖了社会里深刻的结构性问题,并很可能造成了长远的危机……从长期来看,人们要过上更好的生活,可能需要限制这两者的滥用。


在“自私资本主义”的英国,自2000年开始,人们的平均工作时间开始大幅增加,而工作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人们平均6年换一次工作,比之前缩短了1/3。所谓的“零工经济”兴起,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临时工”,没有稳定的就业机会。另外,工作机会集中在房价高昂的大城市中心,很多求职者不得不在远郊居住,然后长途通勤去工作,在伦敦,人们每周花在通勤上的时间接近7小时……这些变化意味着人们现在的工作时间比从前更长,通勤时间也更长,而工作则更不稳定了。人们花在自己身上、家庭、亲友上的时间变少了,安全感变差了,释放情感压力的渠道变少了……


人们因为这些不安,而变得更加物质主义;又因为物质主义,而变得更加不安。


研究发现,我们的父母、朋友、社会和媒体宣传都可能让我们拥有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其次,当人们缺乏安全感或者受到威胁时,也会变得更加物质主义。过去的电视广告、如今的社交媒体,也让很多人深受物质主义的影响。


在社会经济方面,物质主义引起的消费和支出促进了企业的高利润、国家的经济增加和政府的税收。但对个体而言,物质主义和较低的幸福感、更少的亲社会行为、更高的生态破坏行为等有关系。


在这样的“有毒氛围”里,当然会有越来越多的“金丝雀”倒下。



曾任联合国专员的精神健康专家戴尤斯·普拉斯 (Dainius Pūras)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只关注医治个人的医疗模式”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


戴尤斯·普拉斯曾经遇到过一位女士,她女儿九岁,患有自闭症,因为身在发达国家,所以女儿有机会接受特殊教育和支持。然而,有一天老师告诉这位女士,她女儿今天在学校比之前要烦躁不安许多,建议找医生再评估下病情。


然后这位女士仅仅花了一分钟,就找到了女儿一整天烦躁不安的原因——她的鞋子里进了一颗小石头。


普拉斯说,这就是医疗的专业人士常常会犯的错误——他们太习惯“诊断疾病”了,寻找疾病,然后治疗,如果只是透过这个“滤镜”去看世上的一切,就会只看到个人身上的病症,而看不到更广阔的图景。医生们可能会给烦躁的病人开更多的药,却完全忽视了病人鞋子里的小石子。


普拉斯后来主导撰写了两份联合国报告,呼吁为患有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提供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人际关系、社区团体等),并呼吁去解决造成困难的社会原因——贫穷、歧视、不平等、过度工作、社会排斥等等。


“在世界各地,不平等都是心理健康的一个主要障碍。”普拉斯指出。


要想遏制日益增加的精神疾病和自杀率,各国政府就得下功夫减少不平等、贫困和社会孤立等问题。普拉斯呼吁提供更好的早期教育和快速干预方案,以支持有过贫困或其他不良童年经历的人,加强劳动力工会,并改善社会福利。


“证据表明,在获得治疗的同时,我们必须注重预防,而社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是改进预防工作的关键。”


如果这些根源没有得到解决,心理健康出问题的人只会越来越多。


关于文章开头提到的金丝雀,后来有人发明了金丝雀复苏器。

当金丝雀出现异常时,立刻关上前方的门,

同时,上方的氧气瓶会为金丝雀输送氧气,

这样金丝雀就不会再因为井下有毒的环境而死亡。

|.science and industry museum


家庭治疗的心理咨询师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家庭案例,“大人生病,小孩吃药”,明明是家长有着严重的问题,但被伤害的、吃着精神药物的却是孩子。


而在一个社会里,又何尝不是“社会生病,个人吃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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