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两国恢复了在商贸领域的高层会谈，延续了双边关系“解冻”的势头。继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四（5月25日）在华盛顿与到访的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会晤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周五（5月26日）在底特律也与他举行了会谈。王文涛是拜登政府上任两年多以来首位抵达华盛顿的中国部长级官员。美中关系的观察人士认为，此次美中高层接触能够成行已属不易，在双边关系中新的冲突点正不断出现且进一步“解冻”的后劲恐不足的情况下，如果北京不抓住机遇，美中之间的“外交融冰”或就此止步。
雷蒙多与王文涛以及戴琪与王文涛的两轮会谈后，美中双方都发布了简短但措辞积极的会后通报，均认为会谈是坦诚和实质性的，并且同意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但双方也都对对方的措施和做法提出了“关切”。
阿尔登：会谈显示双边关系进一步缓和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专门研究美国经济竞争力、贸易和移民政策的高级研究员爱德华·阿尔登(Edward Alden)对美国之音表示，会谈虽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突破，但能够顺利举行本身已具有积极意义。
“会谈能够举行这一事实本身已非常重要，这是拜登政府时期美中经济官员的首次高级别会晤，”他说，“虽然目前（双方）没有就具体的问题准备好进行谈判，但我认为会谈举行本身是（美中）关系进一步缓和的迹象，就像沙利文和王毅在安全方面取得的进展一样。”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是利用前往底特律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贸易部长会议的机会得以与雷蒙多和戴琪举行会谈的。旧金山是今年的APEC领导人峰会的主办城市，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预计将出席峰会。北京方面希望在峰会期间能够安排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的会晤，并为此做铺垫。
与此同时，华盛顿亦有意愿缓和与北京的紧张关系。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宏观地缘政治高级分析师阿里·韦恩(Ali Wyne)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政府很可能出于几个原因寻求稳定与美中关系。
他在一封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首先，美国需要与中国保持基本的合作关系，从而有效应对包括气候变化、核扩散和宏观经济在内的跨国挑战；其次，许多美国的盟友和伙伴都对美中关系的恶化表达了与日俱增的担忧。另外，美国似乎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可能对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和谈有帮助。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曾在3月份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华盛顿。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崔天凯见到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即将卸任的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表达了中国愿意在俄乌和谈中发挥作用的意图。
北京制裁美光成新的冲突点
美国商务部在雷蒙多与王文涛会谈后发布的通报称，“雷蒙多部长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针对在华运营的美国公司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提出了关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向美国商务部咨询过的人士，雷蒙多与王文涛会谈的重点是中国政府对美国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的禁令和最近针对在华美国企业采取的突击搜查、拘留雇员和调查等行动。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新闻稿，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也对中国政府针对在当地经营的美国公司采取的行动提出了关切。
中方的会后通报则表示，王文涛向雷蒙多“就美对华经贸政策、半导体政策、出口管制、对外投资审查表达重点关切。”他向戴琪表达了“美对华经贸政策、经贸领域涉台问题、‘印太经济框架’、301关税等重点问题”关切。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Gary Clyde Hufbauer)对美国之音表示，从美中双方会谈后发布的通报来看，除了同意继续沟通以外，两轮会谈基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也许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双方同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继续沟通和对话，”他说，“双方的通报基本上就是罗列出对对方（做法）的不满。”
缺乏互信，美中解冻或后劲不足
在美中恢复高层商贸会谈之际，北京方面仍然以一种“听其言、观其行”的审慎口吻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5月2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没有直接回应美中关系是否已迎来拐点的提问，仅表示两国之间保持着必要的沟通。“关键在于美国不能一边要沟通，一边不择手段打压遏制中国。美方应当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轨。”她警告说。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发表了系列评论，指责美国对中国“去风险”的说法是“脱钩论”的新瓶装旧酒，反驳美国指中国搞经济胁迫是“混淆视听贼喊捉贼”。
上周末，七国集团(G7)发表声明，承诺抵制中国的“经济胁迫”，北京随后以国家安全为由对美光科技下达了采购禁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John Kirby)表示，中国以经济胁迫的做法回应外界对其经济胁迫的批评。
欧亚集团的韦恩表示，美中之间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互信。他说：“问题在于两国都怀有深刻的、若不是不可逆转的不信任。美国认为，中国试图超越其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而中国则认为，美国试图阻止其经济复兴。”
新闻网站Axios根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正在努力最终确定一项行政命令，限制美国对中国某些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的高科技产业投资，计划在今年夏季后期发布该命令。此外，美国参议院还在推动一项被称为“中国竞争法案2.0”的法案，而这两项措施都可能在规模和深度上超过以往出台的很多类似的行政命令和立法。
哈夫鲍尔：设置下限已是拜登很大让步
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阿尔登认为，用“去风险”(de-risking)的说法取代“脱钩”(decoupling)代表了拜登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一个细微但是重要的转变。“已经有一些后续行动表明，拜登政府希望做一些事情来维系美中商业关系，而不是仅仅关注对中国关键商品依赖所带来的威胁，”他说，“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微小但重要的转变，我认为双方这次的会谈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中国海关本月发布的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第一季度美中之间贸易额的降幅超过了13%，降至1615亿美元。阿尔登表示，下滑的美中经贸关系不利于中国经济从三年的“清零”政策中恢复。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表示，北京应该抓住拜登政府希望在2024年总统选举季来临前加强对话、降低风险的这一机会窗口，特别是在美中关系早已今非昔比的背景下。
“本届国会会期有200多个涉及美中经济、贸易和投资关系的法案有待讨论，雷蒙多部长当然可以向王文涛部长强调拜登总统并不支持其中的很多法案，”他说，“给目前的美中经济关系设置一个下线已经是拜登总统能做的很大让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