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里茨·克雷默,译/刘啸云】

有关美国债务上限的争议正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今年1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达到法定上限;此后,政府的流动性缓冲随着继续支付而持续减少。美国财长珍妮特·耶伦表示,美国或将于6月1日面临财政清算。

国会定期提高债务上限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惯例,通常不会遭到疑义。但这次是个例外,拜登政府提出提高债务上限,但遭到共和党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的拒绝。

相反,4月下旬,在麦卡锡的敦促下,作为众议院多数党的共和党人通过了一项法案,将提高债务上限与大幅削减开支联系起来。这将对拜登的议程产生很大影响。

“战况”变得愈发焦灼,谁先胆怯,谁就输了。这就像是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主演的经典电影《无因的反叛》:两个年轻人开着偷来的车冲向悬崖,谁先跳车,谁就是败者和懦夫。观众都知道,这部电影以悲剧告终。

美国两党的“斗鸡”游戏,同样可能以悲剧告终。

2011年,两党曾为债务上限爆发过类似的争端,直到最后一刻才达成一致,而今天两党的分歧尤甚当年。而且,共和党目前在众议院中仅比民主党多出5个席位,因此麦卡锡的斡旋余地相当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党很难达成政治妥协。美国可能因政治原因而发生违约,这一风险已达到空前的高度。

拜登与麦卡锡就债务上限问题举行会晤(图源:南华早报)

评级机构是资本市场中的重要机构,负责对可能的违约行为做出预测。2011年,考虑到美国政界在债务上限困境中显得功能失调,全球最大的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P)将美国的评级由AAA下调至AA+,这在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几个月前不容乐观的债务状况,使美国面临降级的风险。

而今天,尽管违约风险已达到史上峰值,三家主要评级机构却都认为美国的前景“相当稳定”,甚至不认为其有可能降级。除标普外,其他主要评级机构为美国评定的级别都是最高的AAA级。

如此高的评级意味着违约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只有欧洲最大的评级机构Scope正式考虑下调其对美国的信用评级。

此外,根据标普的评估法,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需再降一级,以反映2011年以来再度恶化的公共债务状况。2021年3月,标普做出了一个引人瞩目的决定:继2011年将对美国治理和政治机构质量评级(构成信用评级的五项独立评估之一)下调至次优后,又在2021年将其重新上调至最高评级。这一决定或许旨在防止美国再次降级。

标普真的认为,相较于奥巴马时期,如今的美国政治进程得到了改善吗——就在暴徒洗劫国会大厦的两个月后?也许他们并不这么认为,但这似乎是防止美国再度降级的唯一方式。

与此同时,惠誉评级对美国前景的预期由去年夏天的负面上调至稳定。评级机构那震耳欲聋的沉默,表明美国正游走在违约的边缘。

种种迹象表明,当此美国在债务上限问题中泥足深陷之际,评级机构不愿沦为政界的靶子。2011年,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后,遭美国司法部诉讼,被索赔10亿美元——尽管该指控表面上与信用降级无关。这一教训想必令评级机构格外难忘。

这些机构可能认为,无论美国作为评级AA(次优)的国家而违约,抑或作为评级AAA(最优)的国家而违约,对评级机构而言都同样尴尬。另一方面,如果评级机构提前将美国降级,或改变对美国前景的预期,则可能被卷入政治漩涡。

然而,这些机构出于恐惧而“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说”的做法与失职无异。它们本应无畏、无私地将其预测到的风险告知民众。

这些机构出于胆怯而拒绝发表意见,它们的沉默向投资者暗示,无需担心美国违约。这种“善意”的忽视可能会像“回旋镖”一样打在评级机构自己身上,对该行业的信誉造成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