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审判长在开庭审理的时，竟然表示能理解被告男子A某的感受。
A某10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了。
在那之后，A某和3岁妹妹，就跟着母亲一起生活。
然而，母亲并没有承担起照顾子女的责任，没有工作，也不做家务。
母亲的生活，总是处于懒散的状态，
每天早上起床后就开始不停喝酒，直到喝醉后，又睡了回去。
A某不得不从自己10岁起，就扛下所有家务，包括做饭做菜、洗衣、打扫卫生等等。
当时妹妹尚且年幼，帮不上什么忙。
平日里，A某和妹妹时常会遭到母亲打骂、故意弄破学校的制服。
母亲患有抑郁症，觉得寂寞，不想一个人在家里待着，因此有时会阻止孩子们去上学，不让孩子们出去跟其他小伙伴玩耍。
A某每天都需要操心家务、关心母亲，顾不上学习。
高中毕业后，他只能靠做些兼职或派遣工作维生。
大约6年前，妹妹结婚了，有了新的家庭，就搬出去生活。
从此，哥哥A某失去了唯一的帮手，只能放弃打工，成天留在家里照顾母亲，靠着母亲的福利金勉强度日。
A某在30岁左右的时候没有了工作，对此感觉不是滋味。
他和朋友渐渐失去了联系，后来干脆连手机也没了，反正用不上了。
母亲患有糖尿病和抑郁症，虽然能够自己吃饭、上厕所，但每天基本都是躺着。
除了爱喝酒，母亲还喜欢抽烟。
考虑到母亲的身体状况和家里窘迫的经济条件，A某和母亲约定好：每天抽烟不能超过3根。
然而A某却发现，母亲违反约定，一天抽了一包烟。
大约5年前，母亲开始出现尿床的状况。
A某就劝母亲不要过度饮水，约好一小时只能喝水500毫升。
为此，A某每隔一小时就会去检查母亲的饮水量。
一旦发现母亲喝多水，他觉得母亲好像故意和他作对，被气坏了。
“我无法理解，母亲像呼吸一样，老是要喝水。”
想到自己二十多年来的委屈和辛酸，A某一气之下，开始殴打母亲。
（资料图）
2022年7月，A某拨打急救电话称：
“本来只是想管教母亲，却把母亲打到失去了意识。”
急救人员赶到了事发公寓，发现A某的母亲脸上和身上有多处淤伤，穿着纸尿裤，倒在被褥上失去了意识。
两个月后，母亲因硬膜下血肿等问题，在医院死亡。
面对警方的调查，A某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在连着7天时间里，共计打了母亲50~100下。”
庭审期间，妹妹出庭作证称，
母亲生活懒散，酗酒抽烟，是哥哥从10岁起承包了所有的家务，却还要受到母亲的打骂。
他们不知道该向谁求助，默默承受了这一切。
在童年时期，还好有哥哥撑着，妹妹才能正常成长。
妹妹结婚后，又是哥哥放弃了工作，留在家里照顾母亲。
被法官问及“母亲有什么好的地方”时，妹妹坦言：“老实说，没有美好的回忆。”
到了质问被告人环节，发生了以下对话。
审判长：“你如何看待与妈妈的不正常关系？”
被告A某：“妈妈不是正常的人，我也做了很多不正常的事情，对此感到后悔。”
审判长：“有想过母亲被儿子殴打后的心情吗？”
被告A某：“遭到自己儿子冷酷无情的暴力，我想母亲会感觉很痛苦吧。”
审判长：“这是对母亲的报复吗？”
被告A某：“不是，我对母亲没有恨意。”
被告A某表示，非常后悔对母亲施暴。
对此，检方要求对A某判处7年有期徒刑。
今年5月19日，东京地方法院就此作出判决，被告A某被判5年有期徒刑。
审判长指出，
被告施暴夺走了被害人宝贵的生命，但是另一方面，又有可以酌情考量之处。
“被告从小就扛下所有家务，陪伴在母亲身边，渐渐断绝了和外界的联系。被告和母亲长期相互依赖的关系，导致他的心理陷入扭曲的状况。”
“母亲或许也不希望看到你受到惩罚。但希望你接受这次教训。
不要忘记，母亲或许也希望你好好改过自新，重新振作起来。”
听到审判长的这番话，
被告A某深深地低下了头，哽咽着回答道：“好的，好的……”
妹妹带着自己的孩子坐在旁听席，安慰哥哥：“我会一直等着你回来。”
日语中有个词为ヤングケアラー（young carer），也就是未成年护理人，
指的是因为家中有患有慢性疾病、残疾、精神问题等的祖父母、父母和年幼的兄弟姐妹等需要照顾的家人，而肩负成人的护理责任，负责做家务、护理、情感等方面给与家人支持的未成年人。
这个词在2021年入围“流行语大奖”候选，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
在老龄化状况日趋严重的日本，不少未成年孩子在本该上学交友的年纪，却忙于照顾家里的老人、父母，甚至兄弟姐妹，做家务，打工维生。
根据厚生劳动省2022年公布的调查结果，
日本小学6年级学生里，每15人中有1人回答要照顾家人。
也就是说，每个班级都有一两个未成年护理人。
日本政府估计，日本全国大约有10万名未成年护理人。
大阪公立大学社会福祉学副教授滨岛淑惠指出：
“很多未成年护理人，因为忙于家务、照顾家人，被迫放弃学业、就业和社交，渐渐脱离了社会。”
这次发生的儿子杀害母亲案件，滨岛淑惠认为并不意外。
“对于未成年护理人来说，可能只是走错了一步，就会变成案件里的当事人。”
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可能将会有更多悲剧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