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同文化”（简称北同，原名“北京同志中心”）工作的方唐多多提前几天就知道了机构要关闭的消息，但在看到正式声明后，还是觉得很沮丧。
“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她说，“北同已经做的很大了，它有能够挺过风浪的各种条件，但这次没能挺过，说明环境已经比我们想象地更加严峻了。”
她说，被告知手头上的活不能再进行下去，就预感到机构要关闭了，但不清楚关闭的具体原因。 她说， 可能不是一两件事导致的，而是“大环境不允许”。
“北同文化”是一家开展青年心理支持和多元性别教育的公益机构，2008年成立。因资历深厚、资源广泛等因素，在性少数群体中被视为推动权益保障的重要平台，也为中国首都以外地区的相关机构撑起保护伞。
5月15日，在“国际不再恐同日”（全称为国际不再恐惧同性恋、跨性别与双性恋日，英文缩写IDAHOTB）的两天前，该机构宣布“因不可抗力”决定终止运营。最近几年，在中国言论空间紧缩的环境下，许多LGBTQ的团体纷纷停止运作，北同最终也难逃厄运。
LGBT是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的英文首字母缩写。
中国性少数群体的精神支柱
成立以来的15年里，北同与心理咨询师、精神医师、企业管理者等人群合作，为改善性少数群体的生存状况提供专业支持。在关闭前的一年里，北同还举办了多场线上直播，包括跨性别友善医疗讲座等，有上万人参与或观看。
“方唐多多”一年前加入北同当志愿者，也是看重了北同的丰富资源，以及能够在压力中生存的能力。她自己也运营一家推动女性和儿童权益保障的机构，希望能将从北同的所学用在其中。
“我觉得能在中国这个对LGBT相对陌生的环境中存活这么长时间，一定有它的可取之处”，她说。她在北同主要从事人机对话中的机器人研发工作，指导机器人学习如何回应用户有关跨性别的问题，处理用户在遇到社会歧视时提出的问题。
“在北同的经历让我更加理解跨性别人群，希望今后能在维护女性权益时，也能够保障跨性别女性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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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性少数人士来说，北同仿佛精神支柱，它的关闭让他们感到失望和震惊。
“不可思议，”自媒体博主邱嘉彦说。他从学生时代就开始留意北同，多年来一直借此平台关注有关性别平等议题的讨论，后来开通微信公众号“季华多元”，分享自己的思考。
“北同是国内的头部性别平权机构，懂得如何同政府打交道，也有丰富的心理咨询和跨性别医师的人脉关系，没想到也会倒闭，”他说。
本身是“酷儿”（Queer）的邱嘉彦说，北同的一项重要业务是为客户提供心理咨询，同时也培训咨询师如何在遇到性少数客户时能够更包容地解决问题，这对中国的性少数群体来说非常重要。
“性少数群体受到暴力或歧视后，可能出现癔症、双向情感障碍，需要援助，但国内很多心理咨询师并没有性别友善的概念，会对咨询者造成伤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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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如同“阴沟里的老鼠”
业内普遍认为，北同的关闭主要与中国政府的维稳以及社会舆论环境收紧有关。
“新冠疫情对国家治理体系造成了一定冲击，相应地需要一些维稳手段来调整治理结构，”方唐多多说。
她说中国的LGBT团体在2019年前还能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去高校组织彩虹市集，向女性推广月经互助计划，但2019年后，尤其是疫情后，很多活动受到了限制。
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实施了严格的管控措施，冲击了经济，致国际形象受损。目前已经放开管控，但北同依然没能难逃厄运。
“环境的紧缩、资金来源的不稳定、人员的流动及内外部的不信任让我感觉压力很大，”北同的项目总监秦叶（Sachi）在一篇博文中写道。该机构一位创办人以“如今处在风暴中心，还有很多事要处理”为由，婉拒了BBC的采访。
根据北同的微信公众号，其2022年的收入主要以筹款为主，包括众筹、个人和项目捐款，总数超过200万元，收入基本和支出持平。
近来年，在中国致力于推动性少数群体权益的机构都面临压力，许多不堪重负宣布停运。2020年，著名的LGBTQ活动“上海骄傲节”宣布停办。2021年，中国多所大学的LGBTQ社群微信账号遭集体封杀。
“一直是阴沟里的老鼠，”方唐多多形容性少数机构当前在中国的生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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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北同中心曾经在海淀法院门前展示反对同性恋强制治疗的标语，并模仿相关场景。
她称自己的机构就曾收到疑似安全部门的提醒。
今年年初，她们在帮助一位女孩解决父母要求包办婚姻和强制退学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篇倡议文章。在阅读量达到3万时，收到提醒称可能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要求修改文章，同时后台申诉失败。
后来方唐多多以她的方式平息了事件。“我们跟进了解那个女孩的情况，事情解决后就发了通稿说明情况，既然已经解决，也就没有人再联系我们。“
她的机构致力于推动妇女儿童的权益保障，以及性别平等，她说为了“不涉及敏感”，在项目手册中将“父权、夫权”一类的词汇淡化。
“为了生存得更久一点、帮助更多人，在不涉及原则的情况下，我们会在遇到高压的时候选择妥协，”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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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不仅性少数权益倡导机构面临压力，许多相关个人也经常受到安全部门的问询，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
邱嘉彦曾在学校派发彩虹旗帜，参与学生小组讨论，后来转向微信公众号，发表对自己对性别平等议题的看法。在这期间，他曾多次被老师和安全部门叫去谈话，严重时“用威胁的口气叫我不要做”。
今年国际不再恐同日的前一天，他还被要求不要发布“涉及政治”的言论。但在他看来，“性别平等不是政治话题。”
未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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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嘉彦说，即便没有了北同这样的群体性机构，他依然会继续表达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正当的，一方面我有自我表达的权力，另一方面我的表达没有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的权力。”
一位曾与北同一起推动健全中国同性恋法律的机构负责人告诉BBC中文，相关机构在中国很难生存，但性少数群体个人仍有空间做事，比如曾经与北同一起做事的人，很多都在各行各业发挥着自己的力量。该负责人出于安全考虑要求匿名。
上述人士还认为，与非政府组织（NGO）相比，目前在中国，企业方面受到的压力较小，性少数群体可以尝试在企业中发挥影响力。
他说，不少跨国企业在思考如何提升公司的多元文化，比如在每年的骄傲月举办活动，提升性少数员工的归属感，这些都能帮助相关议题讨论，让社会更加包容。
方唐多多担心自己的机构未来可能面临和北同同样的命运，她已经开始跟同伴商量，下一步怎么走。
“以后可能会减少线下活动，”她说，这无疑会降低机构的影响力，但“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