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同文化”(简称北同,原名“北京同志中心”)工作的方唐多多提前几天就知道了机构要关闭的消息,但在看到正式声明后,还是觉得很沮丧。

“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她说,“北同已经做的很大了,它有能够挺过风浪的各种条件,但这次没能挺过,说明环境已经比我们想象地更加严峻了。”

她说,被告知手头上的活不能再进行下去,就预感到机构要关闭了,但不清楚关闭的具体原因。 她说, 可能不是一两件事导致的,而是“大环境不允许”。

“北同文化”是一家开展青年心理支持和多元性别教育的公益机构,2008年成立。因资历深厚、资源广泛等因素,在性少数群体中被视为推动权益保障的重要平台,也为中国首都以外地区的相关机构撑起保护伞。

5月15日,在“国际不再恐同日”(全称为国际不再恐惧同性恋、跨性别与双性恋日,英文缩写IDAHOTB)的两天前,该机构宣布“因不可抗力”决定终止运营。最近几年,在中国言论空间紧缩的环境下,许多LGBTQ的团体纷纷停止运作,北同最终也难逃厄运。

LGBT是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跨性别者的英文首字母缩写。

中国性少数群体的精神支柱

成立以来的15年里,北同与心理咨询师、精神医师、企业管理者等人群合作,为改善性少数群体的生存状况提供专业支持。在关闭前的一年里,北同还举办了多场线上直播,包括跨性别友善医疗讲座等,有上万人参与或观看。

“方唐多多”一年前加入北同当志愿者,也是看重了北同的丰富资源,以及能够在压力中生存的能力。她自己也运营一家推动女性和儿童权益保障的机构,希望能将从北同的所学用在其中。

“我觉得能在中国这个对LGBT相对陌生的环境中存活这么长时间,一定有它的可取之处”,她说。她在北同主要从事人机对话中的机器人研发工作,指导机器人学习如何回应用户有关跨性别的问题,处理用户在遇到社会歧视时提出的问题。

“在北同的经历让我更加理解跨性别人群,希望今后能在维护女性权益时,也能够保障跨性别女性的权益。”



图像来源,LAUREL FANG

图像加注文字,方唐多多。

对许多性少数人士来说,北同仿佛精神支柱,它的关闭让他们感到失望和震惊。

“不可思议,”自媒体博主邱嘉彦说。他从学生时代就开始留意北同,多年来一直借此平台关注有关性别平等议题的讨论,后来开通微信公众号“季华多元”,分享自己的思考。

“北同是国内的头部性别平权机构,懂得如何同政府打交道,也有丰富的心理咨询和跨性别医师的人脉关系,没想到也会倒闭,”他说。

本身是“酷儿”(Queer)的邱嘉彦说,北同的一项重要业务是为客户提供心理咨询,同时也培训咨询师如何在遇到性少数客户时能够更包容地解决问题,这对中国的性少数群体来说非常重要。

“性少数群体受到暴力或歧视后,可能出现癔症、双向情感障碍,需要援助,但国内很多心理咨询师并没有性别友善的概念,会对咨询者造成伤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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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如同“阴沟里的老鼠”

业内普遍认为,北同的关闭主要与中国政府的维稳以及社会舆论环境收紧有关。

“新冠疫情对国家治理体系造成了一定冲击,相应地需要一些维稳手段来调整治理结构,”方唐多多说。

她说中国的LGBT团体在2019年前还能举办各种活动,包括去高校组织彩虹市集,向女性推广月经互助计划,但2019年后,尤其是疫情后,很多活动受到了限制。

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实施了严格的管控措施,冲击了经济,致国际形象受损。目前已经放开管控,但北同依然没能难逃厄运。

“环境的紧缩、资金来源的不稳定、人员的流动及内外部的不信任让我感觉压力很大,”北同的项目总监秦叶(Sachi)在一篇博文中写道。该机构一位创办人以“如今处在风暴中心,还有很多事要处理”为由,婉拒了BBC的采访。

根据北同的微信公众号,其2022年的收入主要以筹款为主,包括众筹、个人和项目捐款,总数超过200万元,收入基本和支出持平。

近来年,在中国致力于推动性少数群体权益的机构都面临压力,许多不堪重负宣布停运。2020年,著名的LGBTQ活动“上海骄傲节”宣布停办。2021年,中国多所大学的LGBTQ社群微信账号遭集体封杀。

“一直是阴沟里的老鼠,”方唐多多形容性少数机构当前在中国的生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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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加注文字,北同中心曾经在海淀法院门前展示反对同性恋强制治疗的标语,并模仿相关场景。

她称自己的机构就曾收到疑似安全部门的提醒。

今年年初,她们在帮助一位女孩解决父母要求包办婚姻和强制退学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篇倡议文章。在阅读量达到3万时,收到提醒称可能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要求修改文章,同时后台申诉失败。

后来方唐多多以她的方式平息了事件。“我们跟进了解那个女孩的情况,事情解决后就发了通稿说明情况,既然已经解决,也就没有人再联系我们。“

她的机构致力于推动妇女儿童的权益保障,以及性别平等,她说为了“不涉及敏感”,在项目手册中将“父权、夫权”一类的词汇淡化。

“为了生存得更久一点、帮助更多人,在不涉及原则的情况下,我们会在遇到高压的时候选择妥协,”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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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不仅性少数权益倡导机构面临压力,许多相关个人也经常受到安全部门的问询,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

邱嘉彦曾在学校派发彩虹旗帜,参与学生小组讨论,后来转向微信公众号,发表对自己对性别平等议题的看法。在这期间,他曾多次被老师和安全部门叫去谈话,严重时“用威胁的口气叫我不要做”。

今年国际不再恐同日的前一天,他还被要求不要发布“涉及政治”的言论。但在他看来,“性别平等不是政治话题。”

未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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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嘉彦说,即便没有了北同这样的群体性机构,他依然会继续表达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正当的,一方面我有自我表达的权力,另一方面我的表达没有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的权力。”

一位曾与北同一起推动健全中国同性恋法律的机构负责人告诉BBC中文,相关机构在中国很难生存,但性少数群体个人仍有空间做事,比如曾经与北同一起做事的人,很多都在各行各业发挥着自己的力量。该负责人出于安全考虑要求匿名。

上述人士还认为,与非政府组织(NGO)相比,目前在中国,企业方面受到的压力较小,性少数群体可以尝试在企业中发挥影响力。

他说,不少跨国企业在思考如何提升公司的多元文化,比如在每年的骄傲月举办活动,提升性少数员工的归属感,这些都能帮助相关议题讨论,让社会更加包容。

方唐多多担心自己的机构未来可能面临和北同同样的命运,她已经开始跟同伴商量,下一步怎么走。

“以后可能会减少线下活动,”她说,这无疑会降低机构的影响力,但“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