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黄冈县回龙山下,坐落着一个叫张家湾的小村庄,在村口,不知从何朝何代起,突然出现了一块巨石。

张家湾遍地丘陵、水塘,而那块石头据说重逾几十吨,这哪里是人力所能搬运的。村民因此口耳相传,说是某年某月,“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清朝末年,这个村庄出生了一个叫“李仲揆”的小孩,巧合的是,后来,他专门研究石头。

提起李仲揆,众人可能一片茫然,他的另一个名字叫李四光,这三个字恐怕就无人不知了。



● 青年李四光,浓眉大眼,气宇轩昂


但极有可能,我们对李四光的了解,也仅限于“地质学家”四个字。这四个字并不足以概括他浪漫唯美、波澜壮阔的一生。



李四光是一个超级天才,但是这个天才,上学前却不小心犯了个大错。因为这个错误,才有了“李四光”的名字。

那时还叫李仲揆的他,14岁那年,只身一人行走80千米,从故乡黄冈走到了武昌——只为读书。

在填写小学堂报名表的时候,他在“姓名”一栏填上了“十四”——那其实是他的年龄。当时一份报名表价值一元,李仲揆支付不起这笔“巨款”,无奈之下,他动了动脑筋,在“十四”上做了点手脚,将名字改成了“李四光”。

“仲揆”中的“揆”,是掌管百事之意;“四光”里的“光”,有“光被四表”的内涵。名字这么一改,境界无疑提升了好几截。

在小学堂读书满一年,次年,李四光登上了东渡日本的游轮。——他获得了留学东洋的名额。



● 青年李四光

李四光所在的“湖北第二高等小学”,不下几百个学生,但究竟有多少个去日本的指标呢?只有区区一个而已。

到达日本东京,李四光首先入“弘文书院”学习。那是一所打基础的学校,他在弘文学习日语、数学、理化等基础课程。

在弘文期间,李四光结识了后来的“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其后,经过宋等人的引荐,他亲眼见到了国父孙中山先生。

当时还是革命事业的草创阶段,在孙中山感召下,李四光以区区学生身份、16岁的年纪,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筹备会——此即“国民党”的前身。

但孙先生并不希望其投身于锋镝之间,他勉励李四光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李四光听从了国父的话。从“弘文馆”毕业,他顺利考取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的造船专业。当年此专业共招收19名学生,李四光是唯一一个中国人。

他回国不久,世道一下子变了,满清覆灭,中华民国宣布成立。为了尽快恢复生产,湖北军政府组织成立了国家实业部,李四光则被推举为部长。那一年,他年仅23岁。

一切似乎在向着美好的方向发展。殊不知,辛亥革命胜利不久,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李四光倒也没有犹豫,他毅然选择去职。

唯爱之切,亦憎之真,他思量再三,决定暂时离开祖国,留学海外,走一条“科学救国”的道路。留学之前,李四光同样做好了规划,自己将来要以“地质学”作为研究方向。

后来,在洋人占据绝对权威的地质学领域,李四光硬生生闯出了名堂,并且,开宗立派。他以“地质学家”的身份扬名世界。

李四光提出了“蜓科鉴定方法”,证明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创立了地质力学……

除了这些“缥缈”的学术成就,在看得见的现实领域,他同样出类拔萃。李四光坚信中国存在石油,在他等人的理论指导下,我们积极勘探,渐渐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他预测岭南一带存在铀矿石,因为铀,我们造出了原子弹……



由于有这些成就,李四光虽然游离于权力之外,但他自始至终受到最高规格的重视。

1925年,国父孙中山去世,国民政府选拔6人为先生抬棺送灵,排名第一位的,赫然竟是北大教授李四光。

为了表明重视学术,蒋委员长无数次宴请科技圈名流,其右手位置总是空缺。原来,是为李四光而留。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领袖也愿意会见李四光。那些举手投足之间就能影响国家命运的领导人,在李四光面前,愿意当小学生,听他侃侃而谈,论证我们国家的资源。



● 毛主席接见李四光

万里江山的地底,有数不清却看不见的资源,它们仿佛都在李四光的眼睛里,变得格外清晰。



以上帝视角去观察李四光,我们轻易就能得出一个结论:他实在太忙了。

据说,因为常年在野外踏勘,为了节约时间便于测量,他决定用自己的一步之长代替尺子。果然,李四光后来迈出的每一步,步长惊人地相等,不多不少刚刚0.85米。



● 地质考察中的李四光(中)

想必,他一定是个既冷漠又严谨之人。

并非如此。

李四光身高大约1.75米,在当年的中国南方,这也算是高个子了,他身材瘦削、仪表堂堂,堪称翩翩潇洒美少年,皎如玉树临风前。



24岁时,他辞去部长之职,远渡重洋,去英国留学。1920年伊始,在欧洲的第六个年头,百无聊赖的他,在一张8开12行的五线谱纸上,率性而为地谱写了一首小提琴曲。

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这两句诗是李四光当年的心情写照。所以,他将曲子命名为《行路难》。

那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小提琴曲。

因为李四光的才华,无论国内国外,有很多女性倾慕于他,就好比《诗经》里念的: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

但与别的民国大儒不同,李四光几乎没什么“花边新闻”,在故乡他也没有“小脚太太”。直至30多岁了,他依旧孑然一身。

1920年,因为接受蔡元培的聘任,李四光回中国任教,他因此成了北大地质学学科的奠基人。但比学术成就更伟大的是,在北平期间,过了而立之年的李四光,邂逅到一段美丽的爱情。

女孩的名字叫许淑彬,出身名门,她当年担任北师大附中的音乐老师。靠着艺术搭台,两个人渐渐走到了一起。



● 电影《李四光》截图

许淑彬擅长钢琴,李四光爱好提琴,他们常常琴弦和鸣,演奏到动情处,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

这对佳人迅速坠入爱河,随后火速成婚,结婚一年后,他们唯一的女儿李林出生。



● 李四光和许淑彬结婚照

无论是家庭地位还是性别比例,李四光都毫无优势可言,他们家里女人说了算,李家因此变成典型的“女权社会”。

许淑彬自然深爱自己的丈夫,但却气恼于丈夫整日与石头为伍,冷落家人的状态。许淑彬“恨透”了科学,她想让女儿学习演奏钢琴,将来继承自己的衣钵。

李林6岁那年,左手手指不幸生了一个疮,等伤愈之后,她的左手食指莫名其妙短了一截。换言之,她几乎没可能成为钢琴家了。



●李四光与女儿李林


天意使然,最终,李林走上了科学家的道路。

女儿也是个“天才苗子”。她从小跟随全家走南闯北,先后在伦敦、北京、上海,以及桂林读过书。李林的功课不但没落下,高中三年的课程,她高二第一学年就自学完成了。

李林16岁跳级,顺利考取贵阳医学院。当时外界一片兵荒马乱,许淑彬并不希望独生女儿远离自己。可是,就近的广西大学当时并没有医学系。

李四光认同妻子的主张,同时,他也觉得女孩子家家不适合东奔西跑搞地质。思忖良久,李四光给李林精挑细选了一个适合“女孩子的专业”。

1939年,李林改学机械系,她成了广西大学机械系里唯一的女生。



李四光女儿一看就是他的女儿,这对父女身上有太多的共同点。比如,父女两人都是14岁由自己改名字(李林原名李熙芝);都是超级学霸;都是因为一个小小的错误,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李林去英国读书,选择专业之前,她特意向父亲征求意见。李四光本来建议女儿主攻“弹性力学”(Elasticity),结果秘书发信时不小心打错了一个字母,她的研究方向变成了“塑性力学”(Plasticity)。

李林以为那就是父亲的意见,阴差阳错之间,她开始涉足“物理冶金”方面的研究。



● 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女儿李林在英国

在爱情方面,李林则要比父亲“有出息”得多。她不到25岁,就认识了自己的“真命天子”。在异国他乡,某次剑桥大学的同学会上,李林和一个叫邹承鲁的男生,共同演唱了一首《松花江上》。没错,又是通过音乐,两个年轻人迅速走到一起。

邹承鲁也称得上是一个天才,22岁时从西南联大毕业,次年,他以庚子赔款公费留学总成绩第一名被剑桥录取,直接跳级攻读博士学位。



● 年轻时的邹承鲁

邹承鲁进入剑桥两年之后,李林也去到了那里。两人神交已久,缘悭一面,等到见了面,方才意识到对方就是彼此的“the one”。

邹承鲁长相清秀,玉树临风,颜值放到现在绝对不输小鲜肉。

早在伯明翰读硕士时,李林就对他产生好感。剑桥读博期间,李林总是向其请教物理方面的问题;而每每李林在实验室忙碌到子夜时分,邹承鲁则会送去可口的夜宵。



● 李林与邹承鲁


1948年,李林和邹承鲁喜结良缘。在英国伯恩茅斯海边,伴着海浪的鸣奏,两双年轻的臂膀,紧紧地挽在了一起。



● 李四光夫妇与邹承鲁夫妇,右一为邹承鲁


不久,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这对小夫妻归心似箭。李林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第二天,她就马不停蹄地回到了祖国。剑桥大学——这个星球上最顶级的学府,因为李林的博士学位无人领取,而陷入无限的为难。

回归祖国,李林进入原子能研究所,归到钱三强的麾下;邹承鲁则进入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开展研究酶学,为中国酶学和呼吸链研究奠定了基础。



● 工作中的李林


动乱结束后,邹承鲁是第一个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的中国科学家。除了在生物化学方面取得的成就,更加叫人称道的是,邹承鲁用毕生精力捍卫学术道德。

2021年11月份,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了一颗小行星,经“命名委员会”批准,我们将那颗小行星命名为“邹承鲁星”。从此之后,邹承鲁的名字,以及他求真的思想,进入宇宙星空,镶上了太空星辰。

无论是李四光、李林还是邹承鲁,他们都是闲不住的人。想当年就有人曾经评价李四光说:“李老的日程表上,找不到个人的消闲时间。”

李林夫妇也继承了长辈的“劳苦命”,直到耄耋之年,夫妻仍然坚持在岗位上,忘我的工作,他们还互相吐槽说:“他(她)呀,别提啦,一休息就生病。”



● 邹承鲁李林夫妇


为了表彰李四光家庭的贡献,国家授予他们院士的荣誉。

就像医学科学家吴阶平评价的那样:“李四光是院士,李林是院士,邹承鲁是院士,一家三人同为院士,在中国科技界仅此一家。”

他们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仍在激励着后人。